江海之心

晚清的“中兴名臣”，榜上有“曾左彭胡”之目：“曾”是曾国藩，“左”是左宗棠，“彭”是彭玉麟，“胡”是胡林翼。四人中，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大名腾于众口，播于遐方，经久而不衰；雪帅彭玉麟是能征惯战的湘军水师统领，以“兵家梅花”传世，晚年出任钦差大臣，赴粤督战，对于清朝而言，中法战争的结局算得上是体面的，中国近代史记性再怎么差，也很难淡忘这位老英雄；唯有胡林翼，当时为天下所推重，雅望之高，一世无几，只因尽瘁于国事，天不假年（去世时五十岁），功业垂成于撒手之际，可惜！可惜！晚生后辈总喜欢用势利眼看待历史人物，仿佛矮子观场，人云亦云地称赞浮出海面的“蓝鲸”，至于“水底蛟龙”，则老实对不起，他们毫无兴趣。我的好奇心比别人额外多出几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因为多出这么几点与众不同的好奇心，就看到某些绝胜的人文风景。  一、浪子回头金不换

胡林翼（1812—1861），字咏芝，湖南益阳人，出身于家资富厚的书香门第，年少时，他身上有很重的公子哥儿习气，好为冶游，风流自喜。其父胡达源是鼎甲探花出身，智识过人，他对此子深以为忧，逼迫胡林翼攻读圣贤典籍，竟无异于赶鸭子上架，没辙，老爷子常常掀髯动怒，搬出家法来，也唬不住这黄口小儿。胡林翼自负才气过人，实践的是“人不风流枉少年”的情场理论，一时间，他根本没把那些陈言旧学放在眼里，更别说放在心上。没奈何，胡达源只好“转嫁危机”，将孽子送到好友、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府去，让他好好领教领教“军管”的滋味。胡达源始料不及的是，胡林翼到了江宁（南京），半点也不收敛，依然我行我素，秦淮画舫，选色征歌，兴趣更加浓得化不开。陶澍为人端肃，严禁僚属酒色荒嬉，却独独对胡林翼网开一面，还将掌上明珠毅然决然地许配给这位风流浪子。陶夫人再怎么反对也无济于事，就气呼呼地质问夫君：“你看人是不是看走眼了？这胡家后生放荡不羁，怎么可以将女儿的一生幸福白白葬送掉！”陶澍捋须笑道：“咏芝将来为国勤劳，没有闲暇寻欢作乐。现在他享受享受，不算太过分。”临到合卺（喝交杯酒）之夕，大家四处都找不到新郎官的影子，原来他独自跑到外面喝花酒去了，而且喝得烂醉如泥。这一回，陶夫人更加火冒三丈，埋怨陶澍神经搭错线，选择了这么个混账女婿。陶澍只好赔着笑脸劝解她，口气十分舒缓：“咏芝是瑚琏之器（孔子曾如此夸奖子贡），不可小瞧，以后担当大事，保准不会胡作非为。至于他放浪形骸，你不要过分责备，他绝对会有改过之勇。”你倒是说说看吧，天底下到哪儿还能找到这样思想开明的岳父大人？

陶澍确实独具慧眼，识荦荦大才于头角未露之时，他一早就识得女婿精金美玉的真实价值。正如陶澍所料，胡林翼于道光十六年（1836）考中进士后，即革面洗心，脱胎换骨，完全摒弃了声色犬马之乐。但他还是为自己早年的荒唐（染上性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婚后膝下荒凉，没有亲生子女，而且折损了寿命。

二、“左吹”一派的掌门大侠

咸丰皇帝即位后，将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毫无起色的江南战事上。清朝的正规军（主要是绿营军）早已被年深日久的腐败掏成一具空壳，既无责任感，又无纪律性，战斗力简直孱弱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如果说太平军是出柙的猛虎，绿营军就是待宰的羔羊。士兵的欠饷未发，军官的烟瘾先发，绿营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全在情理之中。咸丰皇帝指靠不上正规军，就只能指靠曾国藩新练的湘军。尽管湘军纯粹由民兵组成，但他们有朝气，有勇气，有正气，带兵者多半是读书人，具备道义情怀，视保境安民责无旁贷。湘军投入实战之后，敢打死仗，能扎硬寨，攻守表现远优于绿营军。咸丰皇帝不盲不聋，他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对曾国藩赞许有加，对湖南人感激不尽。他时常听到内臣、外臣奏报，湖湘俊杰之翘楚并非只有曾国藩，还有左宗棠，二者同为帅才，区别只在于：曾国藩早已发迹，左宗棠至今隐身。有人还找来更为雄辩的旁证：前朝大臣林则徐极其推重左宗棠，船过湘江，务求一见；湘籍前贤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人也都激赏左宗棠，誉之为国士。两江总督陶澍的遗愿之一就是与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这类提醒的话，皇上听得多了，还能不长记性？

据《清史稿·左宗棠传》记载，咸丰皇帝询问过翰林编修郭嵩焘：“若识举人左宗棠乎？何久不出也？年几何矣？过此精力已衰。汝可为书喻吾意，当及时出为吾办贼。”值此大清王朝危如累卵的敏感时点，皇帝亲口询问一位隐士、遗贤的履历，不用猜，左宗棠的前程已露出大片曙光。胡林翼获悉此事，竟忍不住放声欢呼：“梦卜夐求时至矣！”

谁是“左吹”一派的掌门大侠？在胡林翼眼里，左宗棠是天生的大丈夫。说到命世奇才，除开左宗棠，他不作第二人想。我们不妨来看看胡林翼如何吹捧左宗棠，究竟狂热到了何等程度。左宗棠尚为塾师，并无惊人之举，胡林翼写信给郭嵩焘，就极力称赞左宗棠：“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倘事经阅历，必能日进无疆。”此调之高，响遏行云，真有点吹不吹法螺由我、信不信断言由你的意味。后来，胡林翼向湖广总督程矞采举荐左宗棠，称赞好友“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他向湖南巡抚张亮基举荐左宗棠，称赞好友“廉介方刚，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乍看有点夸张过度，但验于未来之事实，你就不得不佩服胡林翼的预判堪称神级表现。

胡林翼是否认真研究过《麻衣神相》《柳庄神相》《水镜神相》之类的相书？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但他鉴人的眼光极为精准，则是毋庸置疑的。年轻时，他在岳父陶澍的总督官邸中读书，初次接触江苏布政使林则徐，谈话不过半晌，即视之为当代伟人。他们的年龄相差二十余岁，由于志趣相投，结成忘年之交。日后，陶澍向朝廷举荐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可以断定，胡林翼在岳尊面前敲过边鼓，绝非一次两次。

有世交的人未必能够做同学，做同学的人未必能够成好友，成好友的人未必能够结姻亲。胡林翼与左宗棠既是世交、同学、好友，又是姻亲，这就难怪了，论渊源之深，论友情之挚，无论是胡林翼眼中的左宗棠，还是左宗棠眼中的胡林翼，都是排名第一的真知己。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与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是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世交不虚。胡林翼与左宗棠同庚，只年长四个月，两人同为贺熙龄的入室弟子，也符合事实。左宗棠是陶澍的亲家，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这层姻亲关系有点错位，左宗棠的辈分高出胡林翼一级台阶。看他们的书信就好玩了，胡林翼称呼左宗棠为“丈”，左宗棠称呼胡林翼为“兄”，两人的礼数均未失毫厘。

道光二十五年（1845），胡林翼回到益阳会葬，去安化小淹探亲访友，盘桓十日，与左宗棠相处甚欢，两人白天畅谈犹未尽兴，再接着连床夜话，“纵论古今大政，以及古来圣贤、豪杰、大儒、名臣之用心行事，无所不谈，无所不合”。胡林翼与左宗棠的性格差异较大，照左宗棠的说法，他是“刚而褊”（刚直而乏包容），胡林翼是“通且介”（通达而有骨气）。左宗棠虑事周密，脑子绝对好用，但他心直口快，很容易得罪人。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得罪人就很难办成事。真人面前不打诳语，胡林翼直言不讳，批评左宗棠“虑事太密，论事太尽”，应该引以为戒。左宗棠深感这八个字“切中弊病，为之欣服不已”，但他对胡林翼开出的药方——“我辈出言不宜着边际”，则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它“未免如官场巧滑者流趋避为工，模棱两可，似非血性男子所应出也”。事隔三十四年，光绪五年（1879），左宗棠以钦差大臣兼陕甘总督，负责收复新疆，他回复宁夏将军金顺，信中有两句话值得玩味：“俄情叵测异常，好生枝节，接待有礼，令其无可借口。而议论一切，刚柔得体，不着边际，乃为得之。”左公终于参透了胡林翼的要诀，可惜好友已经故世多年。

有一年，左宗棠家里遭了灾荒，没钱过年，胡林翼时任贵州安顺知府，特意派人雪中送炭。左宗棠隐居山野，不肯出仕，胡林翼写信反复劝说，可谓苦口婆心。他希望好友及早“热身”，先在幕府中磨炼数年，积攒阅历和经验，为将来干大事、立大功做足前期准备。胡林翼举荐左宗棠，可谓不遗余力，一荐于云贵总督林则徐，二荐于湖广总督程矞采，三荐于湖南巡抚张亮基，四荐于湖南巡抚骆秉章，终于将左宗棠硬生生地“拽”出了白水洞，让天下收获到一位军政奇才。

左宗棠在湖南抚署佐幕三年后，仍旧与家人两地分居。胡林翼急好友之所急，找骆秉章合计，两人凑足五百两银子，在北城司马桥购得一所住宅，帮助左宗棠安下家来。司马桥是南宋词人辛疾弃任湖南安抚使时练兵的故址，此处有地种菜，有塘养鱼，左宗棠非常满意。有趣的是，咸丰十年（1860），胡林翼得悉左师爷在长沙城南金盆岭练兵，却“不私一钱”“不顾其家”，就写信给左宗棠的同僚郭崑焘，建议湖南抚署饬令盐茶局为左宗棠筹足三百六十两银子“以赡其私”。他还写信调侃左宗棠的“不私一钱”是“小廉曲谨”，戏谑间他将更好的主意和盘托出：“尝笑世无不用钱之豪杰，亦决无自贪自污自私自肥之豪杰。公之小廉曲谨，妇孺知名矣。不私一钱，不以一钱自奉，又何疑而不以天下之财办天下之事乎！”日后，左宗棠平定西疆，真是“以天下之财办天下之事”，可以告慰好友于九泉之下。

咸丰十一年（1861）秋，胡林翼在武汉病逝，左宗棠撰挽联一副：“论才则弟胜兄，论德则兄胜弟，此语吾敢当哉？召我我不至，哭公公不闻，生死暌违一知己；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言君自道耳。功昭昭在民，心耿耿在国，古今期许此纯臣。”胡林翼是兄，左宗棠是弟，他俩同庚，前者比后者大四个月。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聊天，胡林翼对左宗棠说：“论才你远胜于我，论德我稍胜一筹，生前身后，此论不易。”胡公任湖北巡抚时，左公仍在湖南抚署当师爷，胡公请左公去湖北领兵，骆（秉章）公不肯放人，左公也心存疑虑，因此未能成行。胡林翼曾说：“治世正神只好做人，乱世正人亦可为神。”意思是乱世造英雄。左公将这些私底下的话写进挽联，足见两人交谊之深，既如兄弟，又是知己。左公称赞胡公“功昭昭在民，心耿耿在国”，如此忠纯笃实的大臣是众人所期许的，古今难得。这副挽联既传情又传神，堪称佳作。

三、曾国藩称他为“胡老板”

“林翼貌英伟，目岩岩，威棱慑人。事至立断，无留难。”从《清史稿·胡林翼传》的概述来看，胡林翼既堪称猛人，又堪称能人。同治六年（1867）冬，曾国藩告诉弟子赵烈文：“胡咏芝、江岷樵心术端正可共事，亦有英雄气。”胡咏芝是胡林翼，江岷樵是江忠源，这个评价相当高。

清末民初的作家徐宗亮在其《归庐谭晚录》中记载了好几桩胡林翼的轶事，都是《清史稿》中未加钩录的上佳素材。年轻时，胡林翼有名公子、大才子之称，为人豪宕不羁，后来虽致力于政事，但“口体之奉，未能如曾、左诸公啬苦也”，平日“餍饫极精”。这就说明，胡林翼是一位美食家。他不像曾国藩，吃白菜豆腐居然也能津津有味，使得幕僚们跟着一块儿清苦，个个面有菜色；也不像左宗棠，随遇而安，碰上士卒开饭，就跟着搭伙儿就餐，不管下饭菜是荤是素，填饱肚子就算数。徐宗亮还说，胡林翼“游戏笔墨，无关轻重，然亦可仿佛其英姿磊落”。胡林翼驻军湖北黄州时，有一天，他忧及军饷不济、士气低迷，就在公文纸上赋打油诗一首，钤上朱红大印，传令驰递各州县。诗为：

开口便要钱，未免讨人厌。

官军急收城，处处只说战。

性命换口粮，岂能一日骗？

眼前又中秋，给赏更难欠。

唯祈各路厘局大财神，各办厘金三万串。

中秋节快到了，给士兵发放欠饷，确属当务之急。这一纸“诗令”传递下去，不到半个月，送饷的船只络绎而至，有了钱，有了粮，湘军士气为之大振。

贤人和常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化至难为至易，后者则与此相反。苏东坡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称赞雄姿英发的少帅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说得相当轻巧，无非盛赞周瑜举重若轻，能化至难为至易。胡林翼谑称厘金局委员是“财神”，后来，曾国藩也谑称常为湘军主力供应钱粮的胡林翼是“老板”，倘若短缺了这位大老板的接济，本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湘军，将很难撑得过最初的几道难关。

胡林翼的本事显然不限于后勤，他对军事的讲求可谓深得要领，主要体现在他对地理、地形的重视上。胡林翼吩咐严澍森专治湖北、江西、安徽三省舆图，“凡溪港山阜，小路捷径，详细著明，某地至某地若干里，某村至某村绕出快若干里，用以行军。每乘太平军之虚，先据要地，而太平军用兵上游，不得逞”。他将这个经验推广到全国其他各省分，远及朝鲜、安南等藩属，这些地图统称为“胡文忠地图”。胡林翼还让严澍森搜集史籍中有关长江流域各省用兵的成败方略，分门别类，条分缕析，以证明地图之合理运用可奏大功。“以地图为棋盘，以兵略为棋子，浸久成书，遍及全史，此读史兵略所由滥觞。”胡林翼明悉大势，制定相应的策略：湖南乃湘军的粮库兵源，至关重要，为此必须以湖北为屏障，以江西为右臂，以安徽为左臂，实行扇形拱卫。这个策略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后方和可靠的粮饷供应基地。打仗就是打钱，曾国藩能够大有作为，多获展布，胡林翼于咸丰九年（1859）出任湖北巡抚，乃是关键的节点。曾国藩一生只称呼过胡林翼为“老板”，戏谑的意味里隐约含有几分认真。

在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曾国藩每回谈到胡林翼，都充满敬佩和怀念之情。同治六年（1867）七月十九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到（咸丰）九年与鄂合军，胡咏芝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胡林翼对曾国藩统领的湘军照应周全，可谓雪中送炭，患难相扶，所以曾国藩对他的感念绝对是由衷的。

四、一流的调和手段

西方社会尊重个性，因此疯成嬉皮士和朋克，见怪不怪；中国社会讲求人情味，强调人与人相处之时“和为贵”，哪怕为此要泯灭个性也在所不惜。“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先须具备这样的深刻体知，做起官来才可如鱼得水，办起事来才能游刃有余。当时，湖广总督是满族人官文，此人姓“官”，的确很会做官，慈禧太后对他的忠顺印象深刻，恭亲王也对他的乖巧青眼相加；他名“文”，却既无文韬，又无武略，基本上是个大草包。此公极为贪婪，他从湖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家里的银子实在太多，悉数搬运引人注目，就在武汉三镇一连开办了九家当铺。古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官文死后，他的那些败家子急于分房析产，竟秘不发丧，直到把偌大的家产瓜分完了，才将老爹的死讯公之于世。官文除了根正苗红，对官场上的厚黑把戏十分精通，此外别无所长。你说，胡林翼打心眼里会瞧得起这号贪婪可鄙的不倒翁吗？但地位决定态度，他是湖北巡抚（相当于湖北省长），官文是湖广总督（相当于中南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纵然官文的口碑很差，胡林翼也得忍气吞声地屈居其下，督抚同城，搞好关系才好办事。起初，官文与胡林翼多有抵牾，前者没少给后者小鞋穿。换了别人，多半会结怨生隙、内耗、硬顶、窝里斗，但胡林翼不是这样，他以大局为重，主动与官文修和。这就引出一段精彩的故事来。

官文的妻子早死，有位如夫人专宠于闺阃，积年而成河东狮吼之势。知悉内情的人倒也不多。官文为了讨好她，办了个大规模的生日派对，僚属均前往贺寿。有位新到任的臬司（相当于省政法委书记）也去了，一见官文是给小老婆做生日，他本能地产生了抵触情绪，朝廷命官哪能如此降格？这人倒也耿直，大呼上当之后，立刻索回手本，愤愤而退。那位如夫人当众折了面子，又羞又怒，哭闹着怪怨官文、没及早将她扶正，落得今日丢人现眼。

胡林翼知道内情，倘若缺席，就会留下督抚不和的口实。在路上他恰巧遇着愤愤而退的臬司，后者尚在气头上，一五一十讲述了紧急撤退的原委。胡林翼微笑着竖起大拇指，夸赞他讲政治，讲正气，了不起！了不起！可他的轿子并没有掉头，仍然按照既定方针办事，径直去官文邸宅，把祝寿活动进行到底。走了臬司，来了巡抚，那位如夫人不仅将折掉的体面悉数挣了回来，还赚得不少盈余，心下自然感激胡林翼的侠义救场。没过多久，官文的如夫人就主动拜胡林翼的母亲为义母（干妈），而且如愿以偿地做了官文的正室。

此后，胡林翼在军政方面想要有所兴革，估计官文会掣肘，就先跟那位义妹打声招呼，让她大扇枕边风。她也乐得胳膊肘外拐，经常在官文的耳畔聒噪道：“你懂得什么打仗行文！你的才具识见哪一点比得上我胡大哥，不如依着胡大哥怎么办便怎么办罢！”她竟成了胡林翼安插在官文身边的特工人员，这真有意思。胡林翼能够在湖北巡抚任上大有作为，多多少少走了“裙带路线”。这也是被逼无奈，当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和政情，大丈夫要建功立业，枉尺直寻，宜有可为，岂能处处拘泥于细行琐德，完全按牌理出牌？必要时还得参用旁门左道才行。正人君子洁身自好，不愿干这类“曲线救国”的活儿，就注定了只能独善其身，无法兼济天下。

胡林翼有忍耐性，有大局观，我估计，将他放在秦末的淮阴街头，他也能像韩信那样甘受胯下之辱。中国正派的智者主要分两拨儿：一拨儿只愿自洁，口口声声宣称“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存的是避世之意；另一拨儿则勇于自污，叫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存的是救世之心。我们很难简单地评定谁高明谁不高明，谁高尚谁不高尚，这要视各人的器质而定，勉强不得。但从操作的难度来讲，后者显然更不易握准确的分寸。

在乱世，胡林翼格外留意将才，他说：“兵之嚣者无不罢，将之贪者无不怯；观将知兵，观兵知将。为统将必明大体，知进退缓急机宜；其次知阵法，临敌决胜；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他治军武昌，所部以猛将鲍超一军为最强。鲍超这人，虽是赳赳武夫，平日却最爱面子。当时，有一位姓俞的学政（相当于省教委主任），任期已满，升为京官，胡林翼设宴为他饯行，因为鲍超功高望重，又是妇孺皆知的名将，就发帖请他作陪。没想到，俞某看不起武夫，席间竟然连头也不偏一下，故意不与鲍超搭腔，更别说敬酒。散了席，鲍超怒火中烧，跨马直奔军营，对左右嚷嚷道：“大家散伙算了。武官真他妈的不值钱，俞学使不过是拈酸之辈，竟然瞧不起我，这班家伙在朝中作威作福，我们干吗替他们卖命！”鲍超正狂呼乱喊之际，胡林翼已拍马赶来，不待喘息平匀，立刻安慰鲍超：“俞某少不更事，明天我要当面好好地教训他，明天中午特设‘负荆宴’，请春亭一定到场，我让俞某向你赔个不是！”鲍超心里再怎么窝火，也不好驳掉胡老板的面子啊，他应承下来。翌日，三人再聚，胡林翼使用翰林大前辈面目，直言责备俞某待鲍军门无礼，俞某只好钩着头颈，老老实实地认错。吃完饭，胡又提议，三人换帖，拜为兄弟。俞又踌躇，胡林翼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三人总算互换金兰之契。于是，胡林翼对鲍超说：“如今，俞学使已是你我的小弟，就算有什么过错，不妨当面责备他，昨天的事，春亭千万别再芥蒂于心。”鲍超是个爽快人，酒入豪肠，心情大畅，把满腔的愤怒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五、爱惜人才

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三人有所不同，他既能调和诸将，带兵与太平军正面对冲，又是行政好手和理财高人。他最为当世称道的有三点：其一是将武昌建成湘军稳固的大本营，广输粮饷，休整将士；其二是识才和爱才，唯才是举；其三是真诚调和诸将，苦心维持大局。其爱才之心见于言词：

国之需才，犹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才者无求于天下，天下当自求之。

这样的人才观置于救死不暇的乱世和末世来看，意义尤其重大。在太平盛世，“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李白诗句），为害并不显著，沧海遗珠，也无大碍。但乱世和末世则不同，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崩。太平天国闹腾了十余年就音消影灭，除了在政治上有太多的倒行逆施，在军事上有不少失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点和要点，那就是洪秀全妄自尊大，不注重吸纳人才，大学者王韬向忠王李秀成上万言书，提出了许多条拯救和改造太平天国的英明策略，比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那些空论强远了，似这般自动送上门来的稀世珍宝，竟然被武大郎开店的天王洪秀全毫不在意而且嗤之以鼻地退了货，直退得天下士子为之裹足，为之寒心，避之犹恐不及。

胡林翼辞世后数十年，湖南学人章士钊曾撰《政本》一文，解释为政之本：“为国如为医然，得其方则治；否则亡。其方为何？曰：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政治为枝叶，人才为根本。用才云者，乃尽天下之才，随其偏正高下所宜，无不各如其量以献于国。……有一分之才务得一分之用。毋投间，毋躐进，用为所学，学为所用，于是天下之智勇辩力，各得其所。太息之声，不闻于垅畔，责任之重，尽肩于匹夫。……君子曰：为政有本，不好同恶异。斯诚政之本矣。”应该说，在人治而非法治的国度，这段话显然在理，证之于历史，如合符契。政治相对昌明的朝代，例如汉朝、唐朝、宋朝，始终人才济济，“野无遗贤”的说法虽然过于溢美，但能将人才的浪费降至较低限度，就算难能可贵了。

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记下了曾国藩的原声感慨：“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赵烈文在曾国藩幕府做过多年机要秘书，亲聆謦欬，每闻必录，他的记载可信度很高。

沧海横流，人才不出，为之奈何！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回复刘典，论及人才匮乏，感叹道：“武乡当日因乏才故而录及马谡，卒至流涕废人，可为前鉴。高其格以求之而不得，则不如因其才而器使之，俾尽其长，尚是稳着也。”在另一封信中，他再次谈及人才危机：“军兴已久，人才日益衰耗，思之令人心痗。弟所至之处，亦尝极意访求，而迄鲜所得。因思陶桓公殁后，只一王愆期，诸葛亮殁后，只一姜伯约，古人遗恨尚且有难言者，得非气数足以限之乎，何况今人。”人才匮乏，关乎气数，这似乎不科学，却像一个事实从镜子里清晰地反映出来。

同治年间，人才激增，“生为名将，死为忠魂者，尤不可胜纪”，破格提拔乃是最大的助力。除开曾国藩、胡林翼做过京官外，其他的显赫人物绝大多数起于草莽，出自行间，荐擢显秩，寄以重柄。至光绪年间，吏部、兵部的条条框框增多。左宗棠感叹道：“保举补缺之准驳，专以部费之有无多寡为断，其无资者往往借故推延，甚或求免保举，求缓补缺，为省凑部费起见，良可悯也！”如是人才日乏，如源涸根枯。倘若胡林翼地下有知，必定踢烂棺材板。

清朝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样爱才惜才的封疆大吏，诚为斯民之幸、社稷之福，只可惜如此求才似渴的大臣多乎哉不多也。这就说明，在君主专制时代，即使到了国家危亡之际，人才的出路依然壅塞不通，与民主国家那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景象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在乱世的苍茫暮色中，胡林翼目光如炬，对晚清吏治的症结看得分明，他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国家之败，皆由官邪……民乱必由官贪”，“上下相蒙，恬不知耻。误于使贪使诈，而实为贪诈所使”。他对症下药，开出的药方中有两味主药：一是“劾黩货之人”，黜斥“贪诈之吏”；二是重用廉洁爱民的人才。将这两味药和在一起，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他说：“凡办事，首在得人……地方之事，以十万兵而不足者，以一二良吏为之而有余。”如何觅得良吏？居高位者、膺重任者就得具有一双伯乐的发现之眼。

胡林翼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局囿，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样一点：倘若不从根本上铲除君主专制政体中腐败的温床，代之以真实无欺的民主监督（绝非左手监督右手，上身监督下身），任何严厉的反腐反贪措施都只能收一时之微效，而要动摇君主专制政体，他再怎么开明，恐怕也不会点头赞成吧。胡林翼显然夸大了清官良吏的作用，殊不知，周围的贪官恶吏视清官良吏为仇雠，为眼中钉、肉中刺，务欲拔之斥之毁之灭之，方才快心惬意。更何况，贪黩自上而下，层层相因，贪官在上，清官在下，后者很难找到突围的机会。摆明了，清官只有三条路好走，一是同流合污，二是洁身远引，三是像胡林翼那样弥缝其间，必要的时候，就得和稀泥。然而资质中流者即算苦学十年，也很难学到胡林翼的高超技艺。胡林翼内心更深层的感慨是：“识之而不能用，则千里马亦且自悲！”所以说，识才仅仅是初步，关键是能够量才器使。

在《胡文忠公语录序》中，清人唐文治对胡林翼有两句恰如其分的赞语：“此其量，江海之量；此其心，江海之心也。”唯有江海能吸纳百川，包容万有，这话是不错的。《清史稿》也对胡林翼识才、爱才和用才三方面的过人之处不吝笔墨，评价甚高：“驭将以诚，因材而造就之，多以功名显，察吏严而不没一善，手书褒美，受者荣于荐剡，故文武皆乐为之用。士有志节才名不乐仕进者，千里招致，于武昌立宝善堂居之，以示坊表。……举荐不尽相识，无一失人。曾国藩称其荐贤满天下，非虚语。”胡林翼能效仿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已相当不易，他能“不失一人”，难度之高，可想而知。作为“人鉴”，胡林翼不以一眚掩大德，不像哈哈镜那样专以丑化他人为能事和乐事。“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曾国藩的这句话提醒那些居高位者、负大任者，人才难得，褒贬之间，功罪非轻。

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能够度过千灾百劫，撑过一道道难关，就因为有胡林翼、曾国藩这样的治世能臣为国家举荐和擢拔大批文武干才，弥缝了江心漏船的裂罅。要不然，清王朝早就遭到了灭顶之灾。见识短浅的人也许会简单粗暴地说，胡林翼使没落的清王朝苟延残喘，是历史的罪人！殊不知，在任何年代，人才遭到遗弃都是可耻的浪费，此王朝与彼王朝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对好王朝与好皇帝寄予幻想，适足以证明做梦者的天真幼稚。胡林翼极尽所能举荐人才，擢拔人才，这已是莫大的功德，放在任何年代都是值得赞誉的善举。

在乱世和末世，政治家肩头的责任远远要重于和平时期，仅仅发现人才还不够，还要合理地使用人才。人才的调配无疑是一门大学问。一支世界全明星足球队未见得能击败一支中流的意大利甲级队伍，原因何在？就因为人才过于密集，内耗十分严重，不解决这点，就休想取胜。多年前，金牌教练里皮在意大利国际米兰队执教，麾下拥有罗纳尔多、维埃里和罗伯特·巴乔这样的超级球星，仍然被弱队“揍”得鼻青眼肿。明白了这个常识，我们才能充分评估胡林翼真诚调和诸将、苦心维持大局的不凡价值。

当年，湘军水师的两位大统领杨岳斌和彭玉麟，都是身经百战的虎将，分掌长江内湖水师，因故失和，一度闹到反目成仇的地步。原因很简单：水师攻打武昌时，彭玉麟在中流，船桅被炮弹击断，旗舰眼看就要倾覆了，危急关头，他向杨岳斌呼救，后者奋勇攻敌，竟置之不顾，事后，彭玉麟心中极为不快。杨岳斌以武职为水师总理，彭玉麟以道员为副手，也并不服气，他们的不协不和就成了难分难解的死结，同袍内讧，这是兵家之大忌。胡林翼很清楚，这个心结一日不解，则一日隐伏祸患，于是，他写信邀请杨岳斌和彭玉麟前来湖北抚署商量军情。杨岳斌捷足先至，宾主握手言欢，彭玉麟后到，杨岳斌起身要走，胡林翼强行将他摁在座位上，彭玉麟见此情形，也打算掉臂而去，胡林翼又强行将他摁在座位上，只差没用两颗大钉子将他们钉牢在原处了。彭、杨二人相对无语，很是尴尬。胡林翼于是令手下设席开宴。方宗诚著《柏堂师友言行记》，对这个宴会的高潮有精细的描写：“（胡林翼）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进曰：‘现在天下糜烂到这等地步了，确实仰赖你二人和衷共济，支撑危局；你二人如今闹别扭，又如何佐助中兴大业？’说完，泣下沾襟。”彭玉麟和杨岳斌都是性情中人，见胡林翼出此至诚，当即感愧，赶紧扶起胡老板，谢了罪，道了歉，彭、杨二将岂是鸡肠鸭肚之徒，遂捐弃前嫌，从此和衷共济。

胡林翼与曾国藩终生讲求一个“诚”字，但程度和质量上大有轩轾，如果说胡林翼待人往往出于赤诚和至诚，曾国藩则不免显得半吊子，甚至假惺惺，戏份较足；如果说胡林翼使足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心劲，曾国藩则顶多只拿出百分之六十六的心劲，行有余力，都对自家那几位老弟呵护备至了。谁教曾国藩的老妈替他生了那么多宝贝老弟呢？

六、英年早逝

由于积劳成疾，再加上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胡林翼大恸呕血。其后，曾国荃统领湘军吉字营围困安庆城中的太平军，胡林翼带病去前线视察，见太平军犹如瓮中之鳖，颇感欣慰。但他骑马到江滨，看到两艘洋人制造的轮船疾如飘风，向西驶去，不禁心中一凉，脸色陡变，勒马回营时，中途呕血，精力衰竭，险些坠落于马下，从此一病不起。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胡林翼病逝于武昌。弥留之际，他留下遗嘱：“吾死，诸君赙吾，唯修书院，无赡吾家。”他的遗嘱仍是教人务实学，兴教育，培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