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一本书读完人类音乐的历史》（13）

歌舞兴盛的隋唐五代开皇九年，隋朝统一中国，此后又建立了唐朝。隋唐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保持统一的大国。

当时的中国先进、文明、繁荣、强大，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历史发展中，有着特殊地位，起着巨大的作用，成为当时亚洲的中心，也是世界中心地区之一。在此背景下，隋唐时期的音乐文化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果。

乐器、音乐名家与传世名作

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巅峰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国力强盛，相对应的，在音乐艺术方面，也取得了许多进步。

奚琴与轧筝

唐代乐器十分丰富，据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代约有乐器300种左右，最值得注意的是奚琴、轧筝这两件擦弦乐器。据宋《乐书》载：“唐有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因取名焉……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

这两件乐器的出现，为中国器乐演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奠定了中国乐器“吹、拉、弹、打”的四分法，尤其是奚琴，就是今天广泛运用的胡琴类乐器的前身。

音乐名家

1.万宝常

万宝常，我国古代著名的音乐理论家、作曲家、乐器改革家。他一生坎坷，经历了梁、北齐、北周、隋四个朝代，是各朝代宫廷里地位卑贱的乐工。其主要音乐成就是根据苏祗婆传入的龟兹宫调理论“五旦七声”，结合琵琶演奏出了“八十四调”宫调理论，这是一种创新的乐律理论，也是他一生艺术实践的光辉总结。据《隋书·万宝常传》载：“宝常……并撰《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百声。”万宝常为了“八十四调”乐律理论的实际应用，不断实践、探索，“损益乐器，不可胜纪”。此外，他还有着卓越的作曲才能，“应手成曲，无所阻滞，见者莫不惊叹”。

▲唐明皇李隆基

2.李隆基

李隆基，即唐玄宗，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音乐皇帝。他天资聪颖，自幼便接受了严格的贵族音乐教育，具有多方面的音乐才能。首先，他长于作曲，“才思敏捷，随意即成”。唐代许多著名的音乐作品，如《霓裳羽衣曲》、《紫云回》、《夜半乐》、《龙池乐》、《小破阵乐》、《光圣乐》、《得宝子》、《凌波仙》、《春光好》、《秋风高》、《圣寿乐》等，均出自其手；其次，他还十分热衷于音乐演奏，尤善羯鼓，宰相宋璟赞扬他演奏羯鼓时“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挺拔潇洒且有着极为高超的技巧。此外，他还是一位有着一流音乐听觉水准的音乐排练者与指挥者。《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

3.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唐代著名诗人。作为诗人，白居易用精彩的诗句记写了大量有关唐代音乐的事迹。他对太常寺的描写“太常部伎有等级，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笙歌一声众侧耳，鼓笛万曲无人听。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唐代音乐机构太常寺的等级制度，而且对坐部伎与立部伎的特点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白居易画像

他还对音乐现象进行过描述，如其诗作《问杨琼》中称：“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他不仅批评了当时歌坛的时弊，而且提出了“声情兼备”的音乐审美原则。

因此，白居易不仅是诗人，更是一位杰出的音乐评论家、音乐思想家。他流传千古的诗句，不仅让我们品味到其特有的风韵，更是我们了解、研究唐代音乐发展以及唐代音乐审美的重要史料。

唐代“音声人”

唐代的声乐艺术有着辉煌的成就，善歌人物众多，《新唐书·礼乐志》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可见唐代音乐人才数量之众。流传至今，可查考的唐代“音声人”约200人，其中多数是歌手和乐师，如永新、张红红、何戡、李龟年、何满、念奴、杨琼等。

永新是开元年间著名的宫廷歌手，本名许和子，吉州（今江西吉安市）永新县人。她开元末年进入宫中，后以出生地为名，故名永新。她的歌唱技艺高超，“喉啭一声，响传九陌”。唐玄宗曾让名笛手李谟为之伴奏，结果是“曲终管裂”，可见永新唱功的高超。

何满也是开元年间的名歌手，有着高超的技艺。元稹的《何满子歌》云：“何满能歌能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何满在被玄宗亲定死刑后，希望用音乐来立功赎罪，临刑时作成《何满子》一曲，音乐撼人心魄，但玄宗为平息文武大臣对他宠爱乐人的不满，还是对何满执行了死刑。白居易作诗《何满子》：“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调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

念奴是天宝年间的著名歌手。她的歌技出色，被誉为“宫伎中第一”，唐玄宗也夸她“声出朝霞之上”。

唐代的器乐艺术也非常繁荣，出现了众多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如琵琶演奏家段善本等。

段善本一生经历四朝，技巧高超，声名赫赫，是一代琵琶大师。其弟子有包括李管儿在内的数十人，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乐府杂录》记载了他与康昆仑琵琶演奏比赛的故事：“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南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令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绿腰。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姓段，以定东廛之声。翌日，德宗召见，令陈本艺，异常嘉奖，乃令教授昆仑。”

▲乐圣李龟年

▲王维

音乐名作

1.《阳关三叠》

《阳关三叠》是唐代著名的歌曲作品，是由唐代诗人王维的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发展而成。因诗中有“阳关”、“渭城”等意象，故又称《阳关曲》或《渭城曲》。

从唐代诗人陈陶“歌是《伊州》第三遍，唱著右丞征戍词”，刘禹锡“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白居易“最忆阳关唱，珍珠一串歌”等诗歌描写中，可以得知王维的这首诗，在当时已是非常流行且十分感人的歌曲作品。

《阳关曲》全曲由第一叠、第二叠、第三叠及尾声四个部分组成。第一叠是全曲的基础，第二叠、第三叠都是在第一叠的基础上展衍、发展而成，尾声则是对全曲的总结。

第一叠由主歌部分与副歌部分构成。

主歌部分包括引子、主题、小结束。

主题呈现“起、承、转、合”结构，“起”之句尾为宫商商，“承”之句尾也为宫商商，“转”之句尾变为徵羽，“合”之句尾再回到宫商，显示出材料集中、逻辑清晰、协调统一的特点。另外，每句末尾所使用的叠音技法，加强了情感的表达，是我国传统文学艺术所推崇的“以简代繁，以少胜多，反复品位”审美特点的很好体现。

引子与小结束节奏统一，旋律线一上一下，表现为一问一答的因果关系，使全叠结构严谨，具有良好的内聚力。

副歌部分从突出羽音的八度大跳开始并进而上滑至宫音，把音域拓展达十度，使离别的伤感情怀得以尽情地宣泄，与主歌部分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的效果。此后旋律缓缓下行，最后落至起音（羽），一方面使情绪得以回落，另一方面又为第二叠的出现做好了准备。

第二叠为第一叠的变化重复，其变化仅在主歌部分的小结束前增添了两句歌词“依依顾恋不忍离，泪滴沾巾”及相应的曲调，使音乐得以扩充，情感得以进一步的抒发。

第三叠也为第一叠的变化重复，但与第二叠正好相反。其变化仅在副歌部分增添了部分歌词及相应曲调。

尾声音调综合了前三叠的音乐素材。前部为小结束的音调再现，中部为主题起句、合句的旋律变化再现，并利用音的交叉使之融为一体，后部为承句、合句的综合变化再现并终止于商音，使全曲得以统一。这一部分不仅加强了整部作品的平衡性和内聚力，而且使全曲得以回顾与总结，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2.《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相传为唐玄宗李隆基根据西凉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天竺《婆罗门曲》的音调改编创作的“法曲”作品。宋代王灼在《碧鸡漫志》一书中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所以，这首大曲的音乐具有浓厚的西域佛教音乐的成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霓裳羽衣歌》生动、详细地记述了这部作品的结构、内容和表演过程。

《霓裳羽衣曲》是典型的唐代大曲的曲式结构，全曲共36段，分散序（6段）、中序（18段）和曲破（12段）三大部分。

散序为节奏自由的散板，由磬、箫、筝、笛等乐器演奏，不歌不舞，“散序六奏未动衣”。

中序，又称拍序或歌头，为较抒情的慢板和中板，以歌唱为主。

曲破又称舞遍，以舞蹈为主，是曲中最热烈的部分，“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结尾时节奏减缓，舞蹈停止，以拉长音结束。

此曲在唐开元、天宝年间曾盛行一时，安史之乱后，宫廷就未再演出过。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和昭惠后虽一度排演，但其时乐谱已残缺不全。

公元1186年宋代词曲音乐家姜夔在湖南长沙乐工的故纸堆里发现商调《霓裳曲》18阕，但均有谱无词，于是选择其中一段曲调填词并保存于《白石道人歌曲集》中，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霓裳中序第一》。

3.《秦王破陈乐》

公元620年，秦王李世民率兵平定了山西刘武周的叛乱，保住了大唐江山，军中将士用隋代末年的军歌《破阵乐》曲调填上新词，载歌载舞，以示欢庆。此后这首军歌就在军中和民间流传，李世民也很喜欢这个歌舞。7年后，李世民登基就命侍臣起居郎吕才制曲，李百药、虞世南等改制歌词，将《秦王破阵乐》改编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