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2》（8）
第四个女人由于虚荣心、骄傲心的撺掇，轻信人家的一个微笑，或者由于疯狂，或者由于糊涂，就弄得身败名裂。羞耻、悔恨和贫穷，这是地狱里面的三个女神，只要妇女们一旦行差踏错，她们就一定马上落到这三个女神的手里……
——巴尔扎克《高利贷者》
这是我要写的第四个女囚。
她叫戴贝贝，我采访她的第二天是她二十七岁的生日，但她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比实际年龄小。她长得也很美，虽穿着无美可言的“囚服”，但穿得十分合体，你依稀可辨出她优美的曲线，眼睛圆溜溜，虽缺少亮度。（我原以为是监狱压抑的气氛的结果，小谭却说，她那是从前夜生活过繁所致。）然而，眼珠却鲜活如水，有着孩子般的天真，而且和许多犯人不一样，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大有鹤立鸡群之势……真的，我无法想象这个女人曾有过放荡、堕落的昨天。她应该是一株含苞待放的花蕾，应该是一首淡雅幽静的小诗，或者应该是一首小桥流水般的曲子……
然而，她是囚犯，她胸前挂着的编号，强迫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我认为这有些残酷，美的毁灭总是使善良者感到悲哀和遗憾，但这又是铁一般严峻的事实。
我必须正视，没法回逃。
于是，随着戴贝贝的讲述，我仿佛看到了一团阴影，在我们晴朗的上空盘旋，令人战栗，亦催人泪下……
我记得，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回忆的马，永远也驮不起我沉重、痛苦的回忆……往事不堪回首。”
我追逐着她的记忆，寻找着她过去的足迹……
我的童年是在军营里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部队干部，爸爸是师长，妈妈是军医。我们有兄妹三人，我最小，也最受宠，在爸爸妈妈的眼中，我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高中毕业后，我应该下乡接受再教育，可溺爱我的父母却征求我的意见，问：“贝贝，你害怕吗，那荒野的田地、粗俗的人情以及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当时只有十六岁，自然有些害怕，便点了点头。我这一点头的结果是父亲把我送进了部队。爸爸又问我：“贝贝，你想干什么工种，护士？电话员？机要员？”我说：“都不，我想唱歌，我想跳舞。”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因为跳得一身好“忠”字舞和唱得好几首“样板戏”，曾在学校、区，甚至市里都获过几次大奖。父亲想了想，说：“行，也许你将来会成为一个歌唱家，像马玉涛一样。”
于是，我便当了文艺兵。
四年后，所在部队的文艺团体解组，父亲问我留不留部队？我说不愿意。父亲便开始为我四处奔波，最后把我安插到了江城某区文化馆，专业是群众文艺辅导。
啊，为什么要向您说这些呢？因为我想告诉您，由于家境的优越，父母的宠爱，使我从小，以至接触社会的最初，都在一把庇护伞下生活，培养出了我一种脆弱的生活能力，致使我在以后的生活风险中终于垮了下来……当然，我这不是在责怪我的父母，他们也怪可怜的，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拼命地满足我，尽情地爱抚我，而我最终报答他们的却是沉重的一击……
在我进文化馆的那一年，父亲所在的部队调离了这座城市。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他也跟着部队到了一个遥远的边境小镇，这里，留下的只有孤孤单单的我了。
父亲几乎每月来信，叮嘱我好好做人，努力工作，克服掉依赖思想，培养坚强的性格，为家庭、为父母争光……
我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嘱托，因此，在此后的两年里，我仿佛入了无人之境，拼命地补习文化，同时也顽强地钻研我的专业，拜师学艺，训练和校正我唱歌发音中的毛病。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活得像人样。我瘦了，脸色一片苍黄，然而，命运之神也终于开启了它温柔的大门，发出了神秘的微笑：那年，我不但得到了一张大学文凭，而且在全市举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歌咏比赛中，力压群芳，荣获了第一名。
不久，我理想实现了，调进了市歌剧团，当了一名职业歌唱演员。父亲得到这一消息后，兴奋极了，竟专程从祖国的边陲赶到了这儿，在一家名菜馆为我举行了一次宴会，祝贺我最初的成功！
父亲的期待和热望，每时每刻都在激励着我奋发向上。而我在团内，以及社会上的声誉也在不断地拔高着，四面八方的邀请书和来自全国各地歌迷们的信笺也向我涌来……
我有些陶醉了，飘飘然了。
我没有声张，但我心里却在说，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我举办过个人音乐会，我随省里的明星到过上海、北京、青岛。而且为了报答歌迷的狂热，我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同他人去许多大小城镇演出……
于是，命运之神开始把微笑变成嘲笑：
——本市街头小报上出现了关于我的谣言：《戴贝贝见钱忘义，搞私演钱盈腰包》、《撅臀扭腰的艺术——从戴贝贝的演唱看她的人品》，等等，等等，而且最可恶、最卑鄙的是报上竟以五英寸见方的版面，刊登了我的一张照片。天，这是怎样的一张照片——我赤身裸体的侧面像——这帮罪恶的家伙从哪儿弄来的？我可从来没有照过这样的照片，不不，一定是什么时候我换衣或者洗澡时被他们偷拍的。上帝呀，这是你的罪过！你创造了文明，创造了高尚者，你也创造了下流，创造了卑鄙小人……
我疯狂了，抓着小报直奔法院，我要起诉，我要名誉，我要像人一样地活着。法院虽受理了，可是几天后，他们回答我的却是：小报满天飞，既无主办单位，亦无社址社名……
杳无音信？那我怎么办？那我就该让谣言和诬蔑将我淹没不成？不，决不！我找到了剧团领导，诉说了我的不幸，不料那负责人说：
“我们说过，你出了名，不要胡窜乱跑，像发疯了一般，这不，报上捅了……你以为我们好受？这样一来，剧团的名誉也跟着完了！你听见外面是怎样说的吗？xx团是流氓的巢穴！你没有看见么，剧团里的人出门都低着头走路……”
“不，我举办音乐会后，也向团里和国家缴过税，那小报是编造……”
“那么，你私演呢，缴了吗？”
“可是，别的演员也没有缴呀。”
“是你组织的，你不缴，别人能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还有，你的那照片怎么上了报？那是什么照片？难怪社会上风传你招徕听众有方，原来如此呀……”
“不不，我没有照过这样的照片，没有……”
“那么，请解释一下，那照片上的人是你吗？”
“我，我说不清。”
“收起眼泪吧，流得越多越没价儿。”
“我求求你，求求团里为我出面，把这一事实澄清，我痛苦极了，真的，痛苦极了，不然，我会疯的……”
那个负责人扔下了一句使我莫名其妙的话：“等着吧，摩登小姐，有人还会找你的。”说罢，转身走了。谁找我？还有谁会找我？两天后，我明白了：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来了，他们以偷税漏税为由，向我罚款五千元！五千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到处奔波，演出了一年，也没有达到这个数目，但是，在他们拿出的条文的面前，我却无话可说了。为了避免他们无休止的纠缠，我认罚了，把所有的存款抵押上了……
我需要安宁，可是，人们都疯了，他们的怜悯之心被狗吃了、全吃了，一点儿也没剩，剧团往伤口上加盐，记我行政大过一次，责令停演三个月……如果仅仅这些我还能忍受，最使我对人生、对生活失望的是我的那位男朋友，他在我最痛苦，最需要安慰的时刻，离去了，而且是残酷的、刻薄的，他甚至来都不愿来亲口对我说一声告别，只打了一个电话，那声音尖刻，使我终身难忘：
“戴贝贝吗？戴贝贝小姐吗？您真的扬名天下了，您真行呀，那腻如凝脂的胴体已经使满城人疯狂了！您怎么不上街去？躲在家里干什么？那些疯狂的人会给您最大的满足的……再见吧，戴贝贝，永远地再见吧！”
“不，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不，我可不愿有人指着我的背影骂我王八。”
“你来一下，我们谈谈。”
“来拥抱你？来亲吻你？不，一切将会索然无味，老实告诉你，我此刻正为我们从前有过这些勾当感到恶心呢。”
他猛地扔下了电话。也就在这一瞬间，我心中残存的一点点对生活的信念消逝了。我呆呆地坐在那儿，整个心麻木了。我没有哭，没有笑，没有叹息，没有愤怒……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饱尝了。
于是，我身上在童年生活中培养起来的脆弱的个性显露出来了。我想到了死，觉得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怎么死？死在哪儿？什么地方躺着我的尸体最为合适？我想到了大江，想到了沙滩，人们不是说长江母亲吗？母亲会疼惜她的每个儿女的，她会用她温情、慈爱的手，把我的尸体推上某一个美丽的沙滩，当那些从报纸上看过我玉体的疯子们认出我时，他们也许会从中反思，得到一些什么，这种死，虽不富有诗意，但也值得呀。
死，人们总喜欢诅咒死。把自杀者总看成是生活的、大自然的不肖子孙，不，我不这么认为，生命作为一种现象，它的生灭无碍于意志的存在，无碍于种族的绵延，一个人对于世界来说渺小得几乎是子虚乌有，而人一旦遭到诋毁、陷害和诬蔑，而忍受的痛苦却大大超过了他（她）意志的控制范围，而且，人总是要死的，死亡的早与迟，只不过是在它吞噬和捕获之前玩弄一下对手而已，不过，死亡能否定个体的生命现象，却不能否定生命意志的自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是求生意志强烈的表现……
我到了这种田地，社会舆论和压力已使我感觉不到死亡可怕了。然而，我虽在死亡之前想出了种种理由来安慰自己，实际上，我仍然渴望活下去，能找到一个精神支撑点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