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一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68）
四、低棚区，黑色的摇篮？孩子即未来。没有孩子便没有未来。因为未来靠他们去创造。然而，中国又必须承认，人口无计划的递增已使国家的背上承受到了无法估量的超负荷！我们常说中国是伟大而勤奋向上的民族，这点无可非议，可是滚滚而来的人流却在严重而残忍地威胁着这个民族的一切美妙的幻想。
十一亿中国人现在面临的现实是：人，要衣食住行。尽管通过了数十年的奋斗，我们的粮食产量赶上了号称世界粮库的美国，然而，一提到让人心寒的“人均”，那自豪之情会黯然失色。据一份资料表明：美国人均占有粮食高达一千七百公斤，而我国人均不到四百公斤！因此，医学专家指出：我国有一半以上的儿童因动物性食品不足而患有缺铁性贫血！
我国棉花和棉产量都是世界冠军，三十年增加近两倍，但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以至全国人均棉布只增加了六米！
房子更是我们作为世界第一水泥生产大国的悲剧！“盖房子赶不上生孩子”，已是中国人的普遍感叹！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国家投资了三百亿元造房，然而，城市人均住房竟从四点五平方米降至三点六平方米。而近十年来国家建造的九十亿平方米的住宅也顷刻间被茫茫人海所淹没了。
一九八七年，世界总人口超过了五十亿，一九八八年，亚洲人口和中国人口分别达到三十亿和十一亿，即是最乐观的估计，公元二000年中国的总人口也将达到十二点五亿，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村人口。八八年全国新生儿超过二千二百万。一九八九年全国育龄妇女达到二点九七亿，且我国妇女的生育峰值年龄段已从过去的二十五到二十九岁下降到二十至二十四岁。在新增人口中，头胎约百分之四十五；二胎约占百分之三十；多胎约占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八七年全国妇女的总的生育率是二点四，其中城市是一点三，农村是二点六。农村生育水平比城市高出一倍。可见，中国的人口问题对中国的发展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头等大事，而农村人口问题又是主要问题。
在农村中，生过一个孩子并继续有下一个孩子的比例，即胎次渐进比例，它与城市的差别仍然在拉开。有报刊统计表明，在四十至四十四岁的妇女中，陕西、河北两省妇女生过二胎并继续有第三胎孩子的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七十六和百分之七十一，上海则是百分之二十一，相差三倍。
而且，农村妇女普遍比城市妇女早婚早孕。例如，上海市单身男女平均结婚年龄比河南、河北高出三岁左右，陕西、河北两省妇女在三十岁时未孕未育的百分比低于百分之四，而上海市三十岁至三十四岁妇女未育百分比已近百分之二十。可见我国城市妇女和农村妇女在结婚生育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农村中早婚早孕和抢生第二胎第三孕现象比较严重，如果此现象继续下去，有可能使平均世代间隔由二十五岁左右缩短到二十左右，一百年将多出生一代人……
事实不可谓不惊人，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已成为中国当今的燃眉之急，不然，未来就会无情地报复我们这个曾抱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沾沾自喜的泱泱大国，“地大物博”以及祖宗们的“四大发明”亦不过是“画饼”，人口众多将是中华民族沉重的分母！可惜，这些令人恐怖、担忧的数字与事实还没有给更多的中国人的心灵上抹上一层浓郁的忧患意识。他们还在拼命地生育，想方设法地生育。“国家”有政策，他们有“对策”，中国人“对垒”意识在这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仍然以其母亲的旺盛的“创造力”、“生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萌芽出世，未来的“希望”依旧如故地在比赛式的崛起，而大都市里的黑户则又是这些无计划“花朵”、这些超生“希望”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城市，无可奈何地成了他们滋生的土壤！
镜头之一：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一日，深夜。
武汉某街靠厕所旁的一个木棚里，突然传出了孩子尖厉的叫声，间或夹杂着一个女人痛苦的微弱的呻吟……
又一个孩子在这块肮脏的地域诞生了！
产妇叫吴运珍，来自安徽合肥农村。她家在那儿算是富户，丈夫何秋生一直在外地承包一个砖瓦厂，每年收入怎么也少不了两万、三万的。她并不缺钱用，也更不缺房子住，她家去年才新盖了一栋三层小洋楼呢，然而，她却缺少一个儿子。她是爱丈夫的，因此，连续生了三个姑娘而未给他生一个儿子使她常常感到有愧于丈夫，有愧于何氏家族，更重要的是由此多次引起了婆婆与公公的不满，几番怂恿儿子“休妻”，虽未果，然谁又说得清后事如何呢？于是为了对得起丈夫，为了对得起何家，她只好暗暗下决心继续生下去，直到有儿子为止。然而，计划生育工作村委会抓得很紧，而且她又是村干部之一，她不怕罚款却怕影响，便干脆在又一次怀上孩子后不久，在丈夫的一个小妹妹的陪同下，乘轮船“外逃”到了武汉。
开始几天，露宿在武汉港候船室外，数日后，在一个“黑户”的介绍下，花费五百余元，买下了阳新县的一个黑户人的棚子，因为她在那儿生了一个儿子，她结束了为婆家“传宗接代”的巨大使命，该回家了。
十月怀胎，辗转颠簸，吴运珍终于也如愿以偿，第四胎生下了一个儿子！她向人表示：三个月后将凯旋而归，这间厕所而起的棚子也将照样用五百块钱予以处理。据说，已经有五六人向她作了“预订”。这些“预订”者几乎都是出于同吴运珍同样的目的。她们是慕名而来的，因为有人统计过，这间低棚内四年来已有人生下了四个儿子，虽公厕中的臭气常常趁隙而入渗透进来，却又不失为一块生儿子的风水宝地。
果然，七八个月后，这间低棚里又传出了孩子坠地的尖叫声和女人生产时微微的呻吟声……
镜头之二：
陈xx是上海市某卫生院的妇产科医生，她四十来岁，虽未上过大学，但却为人和善，对有求者从无贵贱之分，因此，慕名而来的孕妇总是成群结队。四年前，她为同一个年轻妈妈接生助产一般只有一次，而近四年来为同一个女人连续接生却再不是稀奇事了。
朱响儿就是一个例子。
她对这个女人尤为感到震惊的是：她对生育孩子的痛苦表现出了超人的不敏感，“儿奔生娘奔死”这句千古皆同的俗语在她的身上却显得极为苍白。
这天，陈医生又为她助产了一个“千金”。这是她为她第四次助产了！而这次助产的时间比前三次更为短暂，从上助产台到孩子落地只花了短短的六七分钟，而且，她口里竟未发出一丝儿痛苦的呻吟，只是孩子生下来后，脸色一改产前的蜡黄显得一片苍白罢了。陈医生把孩子交给一位护士清冼完毕，这位产妇竟坐了起来，自己穿好衣服请求医生让她离去。
陈医生望着她爱怜地说道：“不行！”
她却说：“您怕我病？病不了的，我身子骨贱着。”
“你怎么也得休息两天再出院。”
“您就行行好，我害怕听到孩子的哭声。”说罢，猛地活动了一下身体，“再说，我也没有更多的钱到医院里享受。”
陈医生扭不过她的纠缠，只好叹气道：“你生孩子的速度真可上世界名人之最的册子里了。如果每个孕妇都像你这样快生就好了，我们医生也就减少了不少的麻烦……”
她用棉布裹好“千金”出了产科大门。
“生了？是……”丈夫在门口等着，见了她，忙惶恐地问道。
“生了，又是……女的。”她好像对此现实已经麻木。也难怪，总计她已经生了七个女儿。
接下去，陈医生眼里又出现一个重叠的画面：丈夫双手颤抖地接过孩子，夫妻二人一前一后用缓慢得如同老牯牛碾米般的步子朝医院外走去，然后，汇进了茫茫的人海之中……
朱响儿，这个创造“奇迹”的女人，是嘉定县某湾人氏，丈夫叫邬厚生，他父辈共有四兄弟，但留下的根儿却只有他。父辈们把传宗接代承上启下的全部大任都寄托在他身上，但上帝似乎偏偏与这邬家作对，他和妻子已经摇摇晃晃四十岁了，孩子也生了将近一个班，然而却是个青一色的“娘子军”。他们躲进上海已经整整四年，住在一间租房里，每年由父辈兄弟四人支付各种费用。他们用不着做事，也用不着为柴米油盐发愁；他们的任务只是怀胎、生产、再怀胎、再生产……夫妻之间的房事生活已并非恩恩爱爱所派生，感情的火花、激动的晕眩已经不在性交的来复、摩擦中瓜郑——鞘翟蛞殉晌-俺龀善贰钡幕-鳌夫妻二人都很想回家，都很想念留在乡下的孩子们，可是，他们却直感到无颜归故里，无颜见“江东父老”，因此：他们除了不断地生育再别无选择了。
哪一天他们才能兴高采烈归故里？未知数。
他们活得很不轻松呀！
由此可见，吴运珍、朱响儿之类，在生育问题上拥有着一种“特权”。他们处于流出地“管不着”，流入地也“管不了”的位置上，于是，她们便可以大胆而放肆地流动“作业”、奋勇超生了，有人由此而想到了战争年代的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洪湖游击队”等等，于是，也就馈赠给了她们一个美名儿：“超生游击队”。
这名称可谓形象、贴切了！然而，这个“游击队”中又何止两个吴运珍、朱响儿呢？她们只是大都市“黑户”中能一个缩影！就是有那么一批“黑人”与许许多多想赚钱的“黑人”不一样，她们为逃避节育而来，为了“流动作业”而来。更重要的不是每个“超生游击队”的队员都像吴运珍、朱晌儿一样身后有一个庞大的家族或者一个富裕的家庭作后盾。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很穷，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怎样在生活呢？他们又在想些什么呢？为此，笔者走进了一个“黑人”低棚区内。
先听听张老八的故事。
今年三十六岁的张老八，个头很高，但并不结实，背已经微微有些弯曲了，煤灰般黑黝的脸庞上爬满了一道道皱纹，看不出一丝儿红色的嘴唇上总叨着一根劣质纸烟，烟头儿总是低垂着，仿佛很吃力，很艰难……看上去，他很苍老了，比他实际年龄至少要超越十岁！只是那双眼睛常常不安分地挪动几下，给他添了些生气。他居住的棚子大约十六平方米，然而却有一半用作开了一个通铺。这也难怪，他已经是一个拥有八个孩子的父亲了。最大的才十一岁，最小的还抱在老婆怀里吃奶，但和朱响儿不一样，六个是“千金”，两个是儿子。
他老婆胡氏只有三十三岁，但看上去也十分苍老了。个头很小，人也精瘦，脸色一片苍黄，甚至行动有些迟缓，就这么看上去，你简直会怀疑坐地铺的那群孩子会是她生的？可是，她却常常对左邻右舍鼓吹：“我还要生的，一定要生！”如果有人搭腔：“到哪天算完？“她又会干脆利索地回答：“有了四个儿子为止！”“可是你已经有两个了，够了！”“不，在我们湾里，儿少势薄，受人欺呀！”这个瘦弱的女人只有在这个时刻，她脸上才显露出她的“尊严”。
他们一家已在武汉住了五年。来汉的时候还只有四个孩子，先是住在一个亲戚家。他们乞求亲戚的理由是：老家孝感正闹着结扎，可他们张家儿子数目不够，想在这儿再生一胎。亲戚想想，他们既然想到这份上，便答应了。十个月后，胡氏生了，可偏又是个女孩。胡氏将婴儿往旁边一扔，大哭起来，且赖在助产室死活不肯离去，若不是想到该留点力气为下一胎作准备，她准会死在医院。
亲戚家已被他们夫妻折腾了数月，没有再欢迎他们继续住下去的意向，夫妻二人合计了一夜，便在土产公司买了几根楠竹，在黄孝河工程区域的旁边搭成了这个棚子。紧接着，又把留在乡下的孩子们也接了过来，于是一家正式在武汉安居乐业了。
四年过去了，这棚子还是这般窄狭，这般潮湿和低矮，然而却从六口人增加到了十口人！有人还特意为胡氏计算过，她平均十四个月生产一次，真可谓稳产高产。而且，胡氏后来生产女儿后再没有哭闹过，她耐心好像已磨炼得极好，她一个一个地生，一个一个地抚大，从不叫一声累也不叫一声苦，因为她心里有一根不倒的精神支柱：只要生下去，会感动上帝的，儿子会有的。难怪有人嘲弄地说，中国妇女忍辱负重、勇于牺牲之精神在胡氏的身上充分地得以体现。
胡氏是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内涵的。但又有多少抱着“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女性能由此而发出沉重而醒悟的叹息与感慨呢？
人口暴涨，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狭，这已是举世皆睹的现象了。然而，在人口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本质的、容易被人忽视的人口质量问题。
人口质量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括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如果更深层次地审视，还存在着一个心理素质部分。而人口质量问题在农村人口中又表现尤为突出。纵观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论图表，我们将发现一个惊人的数字：我国十三岁以上的七亿人口中，以自己申报为标准的文盲和半文盲就有二点三五亿之多，占统计人口的三分之一，且大多数在农村。有关机构按照国务院重新颁布的扫盲条例中关于农村人口个人脱盲标准，即：认识常用汉字一千五百个。利用客观检测的办法，对两个乡镇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男性有百分之四十九基本上达到了个人脱盲标准，女性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基本上达到了个人脱盲标准。男女合计尚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未达到个人脱盲标准。
从年龄结构上，按识字的分布表中还可见：二十至二十九岁年龄组中百分之五十一的已经脱盲；三十至三十九岁年龄组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人脱盲；四十至四十九岁的年龄组中有百分之三十二的人脱盲……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东方文明古国、诗的国土的一个特大悲剧！然而，尤其令人担忧的不是既成事实的成年人的今天，而是我们“未来希望”、“祖国花朵”的明天！
《中国的人口危机》一文中所述：据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九百四十五所医院对一百二十万产儿出生缺陷的监测，三个季度统计表明：共查出病种一百一十一种以上。出生时肉眼可见的生理缺陷发生率是百分之一十三点二。如按此推算，在一九八七年全国新生的二千二百万婴儿中，就有二十九万肉眼能见的严重的缺陷儿降世。简单地外推到公元二000年，我国将有较严重的出生缺陷儿四百万来到我们这块土地上。盗测十三种严重出生畸形，其中多发畸形为无脑儿、脊柱裂、唇裂、腭裂、唇腭等。
可是，我还是有理由说，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婚姻法贯彻不力等原因造成的人口质量低下之问题，仍然不是最具威胁的“敌手”，而是父母的愚昧、社会的关注的强度所造成的另一个事实。
让我们一起走进另一个世界！继续读完前面讲过了的张老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