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46）
五、这一瞬间如此凄凉
镜头之一：一个来自下江农村的男儿，发誓要在南京赚一笔大钱，但半年过去了，带来的钱全部干净地扔进了都市的经济循环之中，然而，他终于没有赚到都市的一分钱。他想回家去，但又无颜见“江东父老”，便在一个清晨，跳进了浑浊的长江，一个年轻的生命消逝了……
镜头之二：
西安。一个来自农村的妙龄少女，依仗一个亲戚的关系，在工厂做零时工，换几个钱寄回老家，抚养老弱病残的父母。不知哪一天，她被一个男人迷住了。他很有钱，是个体户，也极潇洒。他说他一定娶她。她很激动，因为在这座城里，她将有所依托了。她把贞洁交给他后，才发现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她找他算账，他却坦然地说：两条路由你选择，一是给她一笔钱，两下无事，二是给他做小妾，这玩意儿时髦……姑娘两条路都未选择，她选择了一条绳索……
……
为了饥饿、为了发财、为了欺骗、为了爱情、为了说不清的许许多多，“黑户”中的自杀者已屡见不鲜。一年会死多少？无法统计，如果统计出来了，一定也是个惊人的数目。这不是危言耸听。根据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五年情况记录，每月总会在武汉水域内发现数名溺者的死尸，从衣着来分析，有城里人，但更多的却是非城市人打扮。谁能说这些人不是都市里的“黑户”呢？除了江水这口索命“泉”外，而岸上的死的“套数”就更是千奇百怪、种种风情了……
但笔者无意在这儿过多地渲染这些自杀者，却想把笔端转向另一个城市“部落”团体——乡镇工程建筑队。这儿也常常发生死亡，但却非自杀死亡。
这里仅以武汉为例作些阐述。
那么，这支队伍的阵营如何呢？先看看武汉市城市建筑管理局的一个统计数：一九八八年在该局登记注册的独立承包队二百五十家，包括分包配合的小工的十万大军；一九八九年，因国家压缩基建规模，在该局登记注册的还剩八十一家，包括小工三万大军。如果把没有通过该局登记自由涌进武汉的农建队算进去，这两个数字就远无概括力了。
这是“黑户”大军不可低估的力量。一个独立性更强的团体，而且在众多的“黑户”团体中毫无疑问又属于一个高层次的团体。之所以说它是高层次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它具有固定的劳动对象，而且每个劳动者都相对地拥有一点或高或低或劣或好的建筑水平，包括那些专门递砖上灰者在内。也就是说，他们的积攒，也许不会出乎意料的暴涨，但抓住金钱却也不需要更多的机遇，和城市的许多产业工人一样，他们的“薪水”是固定的，或者说是相对固定的，而且也根据其出勤率劳动强度大小表现情况，每月可领取“红包”（奖金）；其二，这个团体相对地被一级政府承认过，大多拥有乡或镇的营业执照，而且涌进大都市后，一般都能在当地公安局办理暂住证，服从管理，既然被一级政府承认过，那么工程队队长（包工）又大都经过官方认可，因而，这个团体还不能说是一盘毫无粘合能力的散沙，而且，犯罪率相对地比其他“黑户”部落要低得多，由于他们用汗水以至鲜血在创造私人财富的同时，也为城市锦上添花了，因而，大都市人对他们大都有些可信感；其三，他们虽无固定住地，但从不为住地发愁，他们每接受一期工程，工程单位自然会安排地方让他们养精蓄锐，并且，他们总能在都市人之先饱尝新房和高楼大厦之“五味”……如此这些，也就非其他黑人口可以相提并论了。
面对那些低棚儿的主儿，面对那些拾破烂的主儿、他们永远是骄傲的。然而，这个高层次的黑人部落所干的工作却处处面临着险恶的挑战，死神常常如幽灵一般在他们的身边游动，时不时将他们中间的某一个生灵，用它罪恶之手托进属于它的那个芸芸世界中。悲惨乎？恐怖乎？不错，他们里面确实不乏惧怕者，面对适才还活蹦乱跳的弟兄们，顷刻间变得一片血肉模糊，不久又会在火葬厂里的铁盆中变成一丝无影无踪的青烟，他们怎么又不会不寒而栗呢？
死神是如何困绕着他们的？
俯冲，一种不由他们意志所能控制的俯冲……跳板突然断了，他们俯冲下来；手脚架突然垮了，他们俯冲下来，安全网破了，他们俯冲下来；大墙倒了，他们俯冲下来……
惊心动魄的俯冲呀，哪一次连着它的不是代价？鲜血的代价，泪水的代价，生命的代价！
然而，酿成俯冲事故的出现却又是他们自己。
这些建筑队虽有执照，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已有建筑高楼大厦的素质，这素质包括技术素质，安全素质，心理素质以及战胜困难的素质。一般来说，他们先有“包工头”，然后再根据包工头的“雅兴”、关系网络而纠集拼凑部下，虽用乌合之众不十分确切，但也能概括其主要特点。武汉市有关单位对他们曾经作过抽样统计，有被国家承认的建筑师或助理建筑师乃至技术员寥寥无几，而略具一般建筑技能且能实际操作的“师傅”每个队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二，三人，而且基本的安全设置，诸如防护网、安全帽，也只有百分之卅到四十的建筑队具备，至少百分之五十的建筑队长竟连不能在高空作业时穿拖鞋也没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制止……
上帝，在这样的阵营里，发生生命的俯冲还稀罕吗？
难怪有“黑户”概括说，脏死拾破烂的，打死争地盘的，饿死不三不四的，撑死有力气的，摔死做大楼的……
一九八五年三月的一天，武汉某单位建一栋五层楼的宿舍，通过走熟人关系，黄石市某乡村建筑队得到了承包权。开始的一切似乎还顺利，然而到了大楼竣工的最后一刻，民工张发生却突然从五层楼的手脚架上摔了下来。原因很简单，无须请专家鉴定：手脚架螺丝过于陈旧，锈蚀厉害，大大地超过了承受负荷，在它拼却最后一点力量的时候折断了。这是报复，但它报复的却是个无辜者。
张发生被人们七手八脚抬进附近的一家医院，医生诊断结论：背脊骨折断，肝脏破裂，生命已到垂危阶段。然而，张发生是不愿死的，他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还有好多梦没有圆，还有好多好多的兄弟姐妹在等待他回去，可是，他的生命之烛又已燃到了极点。
“我，我不想死，医、医生，救、救我……”
站在他周围的同事、朋友们滚下了泪，嘤嘤的抽泣声充器了整个急诊室。哭得尤为动情且带着不尽忏悔之意的是队长张阿德。上手脚架清场之前，张发生曾对他说，昨天大风大雨折腾了一夜，手脚架可能无法负重，然而，合同上验收的日子就在这两天了，为了活命的钱，为了全队人的希望，他一咬牙，命令张发生上了，上了……
“怕死？你跑到我队里来干吗？”
这是他对他的最后通牒。他上去了，不上不行呀，他并不是只为了钱才来武汉的，他还有另一种索求呀！然而，他却要永远地走了。
张发生今年二十一岁，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他住的那个小镇是个典型的南方小镇。那儿偏远、闭锁、落后，和大都市相比，不异于是个原始部落。那儿放牛伢的鞭声、铁匠锤下的撞击声、洗衣妹子的棒声，都给人一种悠远、古老、甚至愚昧的感觉，然而，张发生尤感到无法容忍的是镇里的那一帮“老祖宗”们。到了八十年代，他们仍无法接受发财致富的号召，无法接受男男女女成群结队玩耍以及自由恋爱的现实。他们像幽灵一般把持着小镇，使镇里充满了一片与外界格格不入的死灰气。张发生是在县城上完的中学，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他在小镇第一次举起了抗争的大旗。他组织镇里几十个男女青年搞了个致富协会，办了几个小百货摊，一家照相馆，一家餐厅，还经常男女聚会在星光月夜，那魔鬼般的迪斯科也开始在镇里游荡……小镇的天似乎要“变”了。这下可激怒了那帮老朽，于是，他们以小镇长老自居，组织、联通各家各户的家长开始驱邪，于是，百货摊被推翻了，照相机被砸碎了，饭馆被封了，而且，他们正在悄悄地准备着在某个夜里，按照镇里和家族的传统和法度，将张发生这个祸害装进麻袋沉进小镇后街的那河里……
法律，被这个八十年代的小镇遗忘了，疯狂正如暴风雨向愚昧者的心里渗透。
张发生发誓要和他们争个鱼死网破，但兄弟姐妹们却劝他先避避好，疯子是不懂得凶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在一个夜里，他离开了那个镇，来到了省城武汉，并在这儿找到了当包工的表哥，入了这个建筑队。他是想避段日子后回去的呀……
芸芸世界的阴森森的冷光已经在他的周围布下了黑色的网，然而，他却总忘不了他离开小镇时的情景。兄弟姐妹们个个挥泪如雨，十里相送十里嘱托：“发生兄弟，你要回来，要回来呀，我们等着你，那帮老朽总归要死的……”
他两眼含泪，心潮如海，拼命地点了点头。
可是，他已经没法回去了。十米“俯冲”将结束他的人生旅程，也将结束附在他生命之躯上的全部的智慧与财富。
两天后，他死了……
五十来岁的廖益品生在鄂西山脉的一个穷山恶水之中，他上有垂老的父母下有三个年近三十老实、本分的儿子。因为家里太穷太穷，穷得三个儿子同穿一套衣服共睡着一块床板，穷得三个儿子个个光棍……益品心里好不是滋味儿，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断了廖家的“香火”，于是和老伴一合计，便带着大儿子出山了，求爹爹告奶奶总算进了一个建筑队当小工，每月父子俩累死累活，但好歹可以赚到两百三百的，他们划算，如果这样干上两年，也可以赚上好几千块钱了，在都市虽买不到一台好的录相机，在那山沟里好歹也能换上个儿媳妇，廖家也就不用愁断子绝孙了……可惜好梦不长，在队里还未干上两个月，“凑合之辈”将三层楼的仓库还未砌到五米高，便突然“轰”地一声倒了，廖益品在墙边撮灰，正好处于魔鬼的掌心，他一声不吭地死去了……
“轰”！
这一声是凄凉的，悲惨的！一起和廖益品成为“粗劣技术”牺牲品的还有四个人：两个姑娘两个小伙子……当人们七手八脚把他们从砖头之底扒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还有一口残气的！那场景真可谓恐怖极了：咧嘴龇牙，断臂少腿，五条生命，一摊血水！
按照合同，这个队应该赔偿甲方时间和物质上的损失五万元，可这帮乌合之众结盟而成的建筑队处理丧事都无能为力了，还哪有钱履行合同？最后还是甲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派了一辆卡车，做了五个木匣子，将死者的尸骨运送到了他们的故乡，做了个“家”鬼……
这些死者都怀揣着对城市无限希望而来，但他们大概都不曾想到他们返回故里时伴随他们的不是金钱而是生命和希望的残酷终结……
这是悲剧，真正的悲剧！
大凡混迹于武汉的“黑户建筑队”都会由此发出如此叹息，然而，却极少有“黑户建筑队”把粗劣的技术和简陋的安全设施放到赚钱的前面，金钱仍然是主宰他们的第一上帝，死亡引起的只是极为短暂的悲痛，因此，悲剧不会因为发生过了而销声匿迹或者相应减少。
在采访过程中，来自河南禹县某村的王义的悲剧最引笔者心魂发憷。
王义是被未来的岳父逼出来的。
他从小和本村姑娘许小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常常玩耍、砍柴在一起，村里人都说，这两个小孩是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到了廿岁的那年，王义真的向小妹的父母提亲了，可她父母却要他先交两千元的彩礼然后再作答复。苦命的王义父母亲早逝，跟着继母过着小心谨慎的日子，哪交得起这笔彩礼？尽管小妹极力反对父母的要求，但也没有丝毫效果。为了表示他对她深沉、执着的爱，为了婚后不影响与岳父的关系，他只好不顾小妹的百般劝阻，随着一个小小建筑队，远涉来了武汉。
两年后的一天，他突然从高楼“俯冲”下来了。他是由于跳板受了夜霜滋润又没有防滑草垫的情况下摔下来的。他没有立即死去，他已经失去了对疼痛的知觉，但却没有失去对悲哀情绪的体验。他双眼睁不开了，沉甸甸地合闭着，但眼角分明却是一片浑浊、凄凉的泪。他也许感觉到他要死了，对身边的同事吃力地说道：“给，给我的、我的、小、小妹发、发电报……”然后，把一千九百多元的活期存折从内衣袋里掏了出来，又说，“告诉她，我准备、赚、赚满两、两千元……就、就回去的……只差，只差一百元了……我要和她结婚呀……”
一个礼拜后，许小妹终于辗转到了武汉，可是王义已经变成了一捧尘埃。姑娘痛不欲生，哭得惊天动地。她接过他留下的存折，发疯般地撕了个粉碎，然后抱着亲人的骨灰，用仿佛带着血的凄惶不已的声音叫道：“王义哥，你等等我，小妹来了！”便一头朝墙上撞去……
她没有死，因为抢救及时，然而却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神经永远地失常了……
死亡还在发生，死亡还将继续发生……
据武汉市城建局市场科不完全统计：在这里登记注册的独立承包的“农建队”中，一九八七年事故死亡人数约四十八人，一九八八年事故死亡人数约四十人。这个数目还不包括小工的死亡人数，而通常的小工死亡人数与农建队比例为一比一，也就是说这两年，农建队中死亡人数实际上分别已近百人！约按国家城建部重伤事故应控制在手分之零点二五以下的规定来计算，毫无疑问他们已大大的突破了。姑且不论重伤，就是死亡事故也达到了千分之八以上。惊人的“超标”！笔者在采访过程中，总计接触了乜一个“农建队”，其中就有五家曾发生过“俯冲事故”，占百分之廿四左右。
呜呼，如此这般怎么得了！
这些城乡建筑队！这些高层次的“黑户”啊！无可否认，你们在为城市创造财富，你们在与贫穷作斗争，但是，你们却面临着死神的险恶挑战呀！可悲的是，造成死亡的原因还未得到你们、尤其是你们的“包工”的足够重视！
笔者曾问过一个农建队队长：你们既然准备在都市长期干下去，何不在安全设施上投些资？队长答日：不划算。接着他举了一个例子：队里死亡一人，花销最多一万元，而置齐所有的安全设置则需要十万元，这笔钱也就可以安置十个死者了。一年死一个人，可以管十年。上帝！这样的“经济头脑”实在荒唐而恐怖。难怪有人对笔者说，他们宁愿花钱买棺材，也不愿花钱买家当（即安全设施）。有这样的包工头，能少发生“生命的俯冲吗”？
是的，为了活命的金钱，为了获得许许多多的而首先必须获得的金钱，他们即便看到了死神的青面獠牙，还是铤而走险地往上撞去了。他们把生命抵押在运气上，就像面对许多方方面面时，他们善于自嘲自解一样。比方说，他们某时某事受到了城里人奚落，便会跺脚撑腰戳天指地大骂一通：“妈妈的，逞什么威风？不就是爹妈把你们生在武汉么？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住的房子不也是老子们住过了的旧房？傲慢，再见你们的傲慢，老子们下次做新房，一个房间先撒一泡尿，让你们倒霉一辈子！”阿q先生阴魂不散，多少给了他们一些安慰，然而，阿q先生却无法摒弃死神的威胁，抵挡不住阴曹地府残忍的挑衅。有一位巫术世家出身的包工头，面对工友血淋淋的尸首和头顶徘徊不定的死神，曾把父亲、兄长请到工地跳神蹦鬼了两天两夜，然而，死神仍然幽灵不去，悲剧仍旧发生。巫师都驱不走，邪恶何况阿q先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