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7）

三、追波逐浪的“散兵游勇”真正的社会学家，总是用忧虑、焦灼和使命感交织的多重目光，俯视着他们赖以考察与研究的对象。在现代社会里，城市个性的开拓已呈现出的多极性，包括舞女、流浪汉在内的现象都能搅动他们的一腔热血。可是，社会心态的超速嬗变与更新，却又使他们的一腔热血，总会遭到感到莫名其妙的嘲讽。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对政府振臂呼吁：城市待业青年无计划的盲目的而又难以控制的递增速度与趋势，已使得并不宽绰的空间喘息艰难。城市，面临着待业人口爆炸而可能带来的生存危机治安危机以及道德伦理的危机……

如果用数据，用生存空间与人的比例，用人平均收入与人均消费比率来勾勒这一现象，毫不疑问，多种危机的并存，仍然顽固地存在且在延伸着。然而，事实上是随着待业青年的递增，而政府部门的直接压力却在相应的减轻（潜在压力则相反）。所谓直接压力，当然是指待业青年向政府伸手，要求维持一般生存的物质条件。人们一定记忆犹新，曾几何时，这批壮实的“未来的希望”，不是令市长或厅长之类的共和国的公仆们感到头昏脑涨吗？任何有效的措施也只能取到暂时的缓冲。可是今天之中国之城市的待业人呢？与其说他们理解了国家的艰辛，倒不如说他们最终懂得了最能依赖的还是自己，看到了历史提供的舞台上有着太多的生存机遇。

办公司。开餐馆。跑生意。设摊点……使他们领悟到了生存空间的宽广；大把钞票的获取以及在钞票的驱使下进出城市最豪华的“象牙世界”，如同死水荡舟般的顺坦，又使他们感受到了创造的快乐与坐在“全民”交椅上的劳动者的悲哀。

自然，“三资企业”照样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夺的空间。

他们具备着“争夺”的条件。

首先在于“三资企业”的外商老板，对中国传统的人事制度持冷漠态度，对比起沉甸甸的堆积如山的人事档案，他们更看重人身上拥有的优秀素质、品德与才干以及可以利用可以开发的潜在能力，这就使得待业者心理感觉上失却了“文凭”、逐级“政审”等繁琐机制的束缚。他们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天地，铺开的是一张空白的档案，也就免去了许许多多中国人难以忍受的尴尬与折磨。

其次，他们并不比任何人愚钝。这些浩浩荡荡的群体中为数不少的人，或由于机遇或由于贫穷或由于几分之差被挤出“骄子”行列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处于“游民”阶层后，更广泛地接触生活所增长的社会才能却是“骄子”们在校园里无法感受到的，因此，他们身上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机睿性。

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竞争本领的话，那就是他们被推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这一境地，使他们变得潇洒，变得无所谓，变得无后顾之忧。攻不开此门，可以再攻彼门。事情往往就是如此令人费解，愈是貌似漫不经心，所希望的东西越是来得轻巧，这正是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与美国那位心理学家费尽心血得来的“期望理论”形成了一个反差。

但是，仅凭这些，他们知道还是不够的。

他们自有他们的风流。

胡的父亲，是一个企业的处长，大小也算个角色。由于全心身地投入企业，对儿子的学业几乎没尽到责任，知道儿子高考以九分之差落榜，才恍然大悟：欠儿子的债务沉重了。而且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感受到儿子班主任对他的几句指责比什么都实际：“你以为一个处长就了不得吗？你死的时候为你立碑的只能是你的儿子！”于是，他怀着内疚为儿子奔波，终于谋取了一个合同工的位置。

胡不屑：“我有了儿子，决不作这种努力！”

父亲知道儿子多怀不满：“那你提条件吧。”

胡就尖刻地说：“唯有进三资企业，我才会说父亲的伟大。”

处长沉默了。他实在没有这种本领。

“那你就给两千元钱，给我自己去闯。”

“两千元？你要行贿吗？外国人从指缝里漏出的也比这个数目惊人。”

“行贿是你们这辈人的专长，我还没学会。”

接下去，胡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培训，英语班、公关班、仪表班、演讲班、管理班……家里人以为他疯了，为他的行动忍受着裂肝断肠般的痛苦。但他知道自己没有疯，要当假洋鬼子，各种准备都是必要的。

果然，一年后，他在日本一个驻华独资商社的招聘考试中，以战胜几百名对手的“业绩”，堂而皇之地成了小鬼子在中国的助手。

事情的发展带点宿命论的色彩。两年后，胡的父亲惨遭飞来的横祸，死于非命，他苦心经营终生得来的“处长”二字，换取的只是300元人民币的安葬费。300元，区区几何？当然竖不了碑。小日本挺有人情味的，不但按照中国的礼节亲自上门送了花圈，还带来1000元美金。这也足见一个没有档案（文凭、资历之类）价值而却有“人的价值”的待业青年，在这个独资企业中占住了一个坚实的位置。

碑，终于是儿子绐他竖起来的。

笔者出差南北都市，留心对一些诸如大酒店、商社、代办之类的三资企业进行过一些抽样调查，中国聘的待业青年所占比重在20%至25%之间徘徊，领班以上的高级职员中其比例也在4%至5%之间。这个数字当然有些令人吃惊。我们不是有许多社会学家和政府官员曾把他们视为“几大危机”发生的根源之一吗？

那么，挤进迷宫大门的待业青年的群体素质果真就了不得吗？也不尽然。武汉一家中外合资舞厅的中方经理曾对朋友们感叹道：别以为这块天地有着苛刻的行为规范，就天下太平了。我们和许多国营企业一样，既要为生存与发展而竞争，又要为内部的人的管理而用尽心机。

这就奇怪了，对招聘人员不是随时可以解聘么？奇就奇在这里也有着许许多多的钳制。

中方经理是中国人，服从中方合资的主管单位的发号施令是必要的；外商是外国人，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做生意，与中方的官员碰撞是经常的，自然为双方的经济利益而和睦相处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于是乎，权力与服从，利益与义务的交叉相咬就出现了一个空隙，缝隙间正好容纳一个不易公开也各自心照不宜的小小的交易。如果用我们百姓最普通的语言对此加以注释，即所谓的“走后门”。既然当聘员成了一种骄傲，体现了城市职业的一种价值取向，用此途径“通幽”，将子女，将亲戚，将上司的亲戚的亲戚塞进去，也就成了很多有权人的一种“目标”。这里，我们先不说由此对自身产生的好处，老外不是很傲气吗？只说让他们也体验一下中国人无孔不入的精神，本身也是一乐嘛。

笔者有个上海朋友的邻居叫夏君，他就是一个例子。他待业一年，在社会上混了360天，什么没有学到，但感受到了外资企业的奇妙。他对朋友们夸海口从不讲究含蓄：任何工作我都不会干的，我只对老外开的大酒店有雅兴。大伙清楚，他虽高中毕业，其实胸无点墨，26个字母背起来也和舌头儿闹别扭，他敢如此放言，全因为他的背后站着一个权力不大不小，但乐于且善于钻营的舅舅。果然，几个月后，他变成了“职业骄子”——e大酒店的保安人员。

可想而知，他不会干更多的好事，没有公开去偷美元就已经积德了，但隔几日给饥渴的老外做做“月下老人”也是常有的事。为此，他受过当地公安机关的警告。外商亦愤怒过，公开宣称夏君当下不为例，否则将予以解聘。

下不为例的警告之下，仍是一例又一例。

老板并没有驱逐他。

看来，外国佬也深谙中国的“人事之道”，深知入乡随俗的奥妙。大心理学家弗多姆这个德国佬有这样一个论断：“人的存在与动物的存在相区别的首要因素是否定性的，这就是人在适应外在世界新的环境的过程中相对缺乏本能的调节……”

笔者怀疑，弗多姆只是在做游戏般的假定。

我们既然确认“三资企业”是待业青年的一个竞争空间，那么，向这个空间构成的“迷宫”涌去的，就不只是胡与夏一两个人，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向里涌去的人都有着胡的才干和夏的背景，因此，所采取的“进攻”手段，往往就花样翻新，风情万种了。

采访本有机会记下了这样一个镜头——

她的名字不雅，甚至有些俗气：万转男。她为何有这样一个名字？追根溯源，确带些民族的劣性心态。在她出生之前，她的母亲给万氏家族送来三个“千金”，她是在家族无比渴望有男孩延续“香火”的强烈情绪下出生的，她的诞生给父母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愤怒之下的父亲顺口给了她这个名字，意在期待妻子下胎转生男孩。她没给家庭带来希望，“转男”二字却使她一开始接触空气的时候，相貌就没有按照“温柔”、“美丽”的趋势发展。

她也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一个市井阶层的女儿。她听人讲，只要和一个老外混熟了，进“三资企业”就指日可待。于是，武汉市的大酒店、豪华的舞厅乃至酒吧的大门前，就常常有了她徘徊的身影。

她内心里充满了不可遏止的热望。她希望某一个先生——无论是有贵族气派的英国人，还是不修边幅的阿拉伯人，或者是自以为是的小日本以及故作多情的港仔——挽着她的胳膊，或搂着她的腰肢，走进舞厅或者饭店，一场狂舞或一顿晚餐后，彼此变得熟悉和亲昵起来，从而将此作为阶梯一步一步地走进“迷宫”。

可惜，她终究是孤独的。

她每一次照操练已久的几句英语实施她的“征服”计划的时候，傲气十足的对象已扬长而去。故事的开始也就是故事的结束。她在觅寻对象的历史中，最辉煌的一次是醉酒后的某个洋人送过来的一个微笑……

几乎再没人注意过这个相貌不敢恭维、胸脯平淡无奇的她。

笔者在采访中认识她的时候，这种等待奇迹出现的生活，已经蚕食了她生命的360天。

“你还准备这样等待下去吗？”

“我没有第二种选择。”

“你不认为这是很愚蠢的举动么？”

“我没有第二种智慧。”

看来她是铁心了，笔者只能为她悲哀。

“迷宫”的魅力，会给她怎样一个归宿呢？

只能留给全能的上帝来解释了。

人的“活法”绝然不同。人是唯一能感受到痛苦的动物。这两者就决定了许多人会长期处于一种无法逃避的失衡的状态之中。最善良的人为之奉献出最善良的怜悯也将无济于事。

对比万转男，肖贝贝算是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