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8）
四、“撞门”：“皇粮”不甘寂寞据报载：近年来，全国大约有3000万吃“皇粮”的机关干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观念的更新以及对自身未来“命运”的审时度势，颇有些英雄豪气般地放弃了过去苦苦追求或者苦心经营过了的“安乐窝”，纵身一跳，纷纷“下海”。有人形容，此一“纵身”，不亚于狼牙山五壮士悲壮。是褒是贬，这儿姑且不论，但事实是，“皇粮下海”，在泱泱之中国，确已呈现出“浩荡”之状。
所谓“皇粮”下海，意为“弃官经商”。
在现代人眼中，经商与赚钱是孪生兄弟。如此广而推之，挣脱原有的生活轨迹，改变原有的环境氛围，展示自我价值，赚到更多金钱，则皆可称之谓“下海”。公职人员设地摊：下海；机关干部做生意：下海；政府官员当经理：下海；诸如此类者给洋鬼子当聘员，无疑也是下海……由此可见，“海”的下法，也是千奇百怪，风情种种。那么，哪种下法，下往何处，更受下海的“皇粮”们青睐呢？
上海有名记者对上海某大机关100名尚未“下海”却已开始“看海观潮”的国家干部进行了一次答卷调查。在“下海去意”一栏中。有78人用批惯了条子而显得遒劲有力的笔写上了“三资企业”四个大字。由此看来，聘员位置已被他们视之为一块“风水宝地”。
无独有偶。1992年8月8日，当港商手下无一兵无一卒，将一块“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招聘亮出来时，他们开始招兵买马。广告一经张贴，应聘者蜂拥而至，如痴如狂，以致招聘者无力招架，倒了几张办公桌，翻了几个墨水瓶，铝合金门窗亦被压弯。五天时间，报名者达418人之众。有目击者说：如此场景，让人联想到文革时的一种狂热，不同的是，前者效忠的是领袖，后者跪拜的是金钱。颇为激荡人心的是，熙熙攘攘的人海中，公职人员占了百分之七十左右。
这个比例不可谓不大。
无疑，将过去四平八稳的国家干部推向商品市场，引进竞争机制构成的漩涡中，其操纵的力量所在，无非是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和物质世界本身具有的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诋毁的客观诱惑。但问题是，并非每一个“皇粮”下海皆出于一种对商品社会和竞争氛围的自觉适应和自觉调整。对此稍加探索，可分为三大格局。有人并不乐意“下海”，但又不得不“下海”。这类人一是“官本位”作祟，二是风平浪静无惊无险按步就班的机关生活滋生出了太多的隋性，三是手无缚鸡之力心无半升墨水，从下级部门的一日两请三拜中锻炼出来的仅是一张油嘴滑舌。然而，政府部门的精兵简政无情，难觅立锥之地，只得身不由己“下海”去。但“下海”无资本，又只得凭着一张传统的调令一头钻进国营企业。有偏激者对此高呼一声：胡汉三进村了；有温和者则曰：这貌是“下海”，实是“下塘”。海上风浪大，且有鲸鱼之类兴风作浪，需要一种绝对的冒险精神。塘里无风浪，且有被放养肥了的“乌龟王八”之类游来荡去，需要的只是垂钓之劳……这是第一种格局。第二种格局则是有人本可不“下海”，但又不得“下海”。这类人一般具有一技之长，为人正派为事廉洁，且积累了相当的管理经验，放在铁处是块钢，风雨欲来，独当一面。然而，才能有时是资本，有时又是“包袱”。混迹官场，你争我夺，亦是无情。仕途坎坷，“人际”难通，宏志不酬，倒落得个“好累好累”，于是乎，无可奈何“下海”去。第三种格局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觉行为。这类人大凡被社会称之谓“嘴上无毛”，而又被本单位领导视为“新鲜血液”、“未来希望”者。“嘴上无毛”并非“办事不牢”，当代中国社会提供的竞争市场，在不断地证明着一句与之相悖的“古训”的荒谬。他们大都是新时期高等学府培养出的“骄子”，很少平平静静过日子安安稳稳熬岁月的心态，有的更多是刺激与冒险的幻想和回首往事“我曾搏过”的感叹。因此他们很难受朴素的情感支配，被“头”们“你是未来希望”的许诺所动，于是雄心勃勃“下海”去，在人才市场上标价“推销”自已……
这三大“格局”形成了“皇粮”下海的斑澜之色。
第一种格局索然无味，我们且看后者的精彩与无奈。
三年前，笔者去北京采访，通过朋友引荐，认识了一位颇有知名度的“皇粮”。他的知名度高，并不在乎他的官职如何了不得，也并非他是文坛骄子或者影视明星之流，说白了，他不过是共和国的一名副厅级干部。这在一般城市当然不可轻视，但在首都也就多如牛毛了，用他自己的话说，随便找个瞎子一抓，满把满把的。可是，他却又是一个较高层次圈内决策者的一个“智囊”。借他朋友的话说，一定范围内的许多改革项目的出台，都凝结着他的一番冥思苦想。可是有趣的是，三年后，笔者再次进京，他摇身一变，已是洋老板商务机构驻华代办的首席代表了。
笔者对此有些惊诧。
他的官不大，但也不卑，进出总有一辆中国市民羡慕不已的小轿车；月薪不高，但也不低，就中国普遍生活标准而言，至少也可以算个中等。50岁的他，砸破自己的铁饭碗，何求？
“可能是我深谙了政府职能转变中的积重难返吧。”他不愿过多的解释，只是微笑着貌似轻松地说了一句话。
他不愿“深究”，我们也就不必勉强，但不能否定的是，他在官场中泡了几十年，用“浮躁”来解释他的这一决择与行为过程显然不恰当，有失之偏颇过于武断之嫌。他的心灵一定也经过一次次否定之否定决择之决择的痛苦历程。
“钱？我的两个儿子都移居美国了，每月寄上一二千美元并非艰难。”
显然，他也不仅仅只是为了钱。对比，他似乎也讳莫如深，而他“下海”了却是一种存在。
在这里，笔者不想对他进行更多的评头论足，也不想深究他是否在用“寡语”或者“他并不缺钱”为自己“下海”给老外当聘员找借口，但中国的少数政府部门和行政单位，确也存在着太多的需要改革与改进的方方面面，它使之成为了各类人才流失的因素之一。尽管人才的流动顺应了竞争规律符合邓公南巡讲话之宏策，但在本部门本有着施展天地而却人为地流失了，则也是一种可惜……
对比这位“首席代办”，张副局长似乎更显“快人快语”的气度。
“副局长”是他的历史。现在他已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总经理。
级别？没有。中国地方政府没给这家企业定级别，“老外”也不相信什么级别，企业能生存，能发展，能兴旺，就是最高的级别。
他可是辞职后进来的。
为什么辞职？他自有他的“理由”——
“我今年54岁，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国家对我本人确实是十分理解和关心的。十几年前，提倡重视人才尊重知识时，我从一名副科长一跃成了副局长，五年前，第一次恢复职称评定时，我就得到了高级工程师的桂冠。其实，我并没有干出很出色的成绩，但国家却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自知有愧，于是总想拼尽全力，发出一点余光，干出一点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优点莫过于有特浓的而又朴素的感恩戴德的思想。
问题是，最大的优点被人不理解时，就可能变成最大的缺点。
我任副局长后，主管科研攻关。我不敢说我做出了很出色的成绩，至少凭我的能力为科研人员提供了许多条件，制造了一种宽松的气氛和一些急需的物质补给。这几年，全局科研界取得了24项成果，其中获国家、省、市进步奖的就有11项之多。我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攻关，我不能说这些成果中有我的智慧与心血，但科研人员获奖后的第一句就是：张局长，这奖应该是你的。这使我得到了天大的慰藉。作为一个领导，我别无他求呀……
可是，紧跟而来的却是我掉进了‘阶级斗争’的旋涡……
有同级干部公开指责我：你有什么本事，不过是利用局里的资金利用科研人员为自己沽名钓誉罢了……
我不管这些，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
但干不了啦。人事、财金开始对我进行封锁——我不愿谈那些卑琐的细节，我只说一件事：我申报三万元的科研项目被局长以种种理由挡回去了，而一月后，他竟带着四名亲信出国考察，十天的时间竟挥霍了20万！如果是真正的考察也就无话可说了，他回来时没带一点有益于或体制或管理或技术开发的东西，有的只是西方世界刺激出的一片神话般的高谈阔论。如果他的高谈阔论是本人意识观念的转变，那也情有可原，可惜，其内容只是国外生活的奢华，日子的逍遥，甚至包括吃饭、拉屎也成了他津津乐道的一种痴迷……
西方世界难道有的只是这些吗？
我不得不怀疑他出国考察的真正目的，我不得不向更高层领导反映了我的愤怒，但我最终得到的却是局长追随者们的一片嘲弄：他想搞垮局长取而代之……
从此，我再没有过过一天安稳的生活，防不胜防的暗箭刺激得我整天精神恍惚，我只有愤怒地辞职。我想用辞职说明我并非无用之辈的同时，也激起人们一点警觉……
我辞职后就进入这家合资企业，当了中方经理。我不想说其中的甘苦，只想说，在这里，你没有更多的后顾之忧，只要你想干一番事情，天才不会被埋没。当然，外国佬并不好对付，刁奸得可以，问题是你要干出实绩，用实绩可以克制他的奸与刁。”
张副局长终是“明明白白”地下海了，又在下海中“明明白白”了许多。但他的“纵身一跳”，不敢说是一种绝对的辉煌，至少给社会留下了一份思考。中国的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更妙：“不服不行”。看来，这正是张副局长过去一段历史的写照。问题是这副对联其实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在中国，事情总是这样有滋有味地充满了悲剧色彩，一个真能在企业中在政界里，用他的智慧与感召力唤风呼雨的人，其结局总是令人扼腕而叹。结局辉煌的又必须经受一次次“炼狱”的洗礼：几上几下，几进几出，把你折腾得心如死灰。“人比黄花瘦”后，再送给你一个其实无罪的微笑。你想跟着笑吗，笑“玩笑”开得伤筋动骨？可你已没有足够的力气；你想哭吗，哭失去了的时间？那又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最佳的办法不外乎作极其超脱状，耸耸尖削的双肩，不哭也不笑——而且这种微笑的驾鹤而至，非得在共和国真正的权威者们的震怒中实现。诸如此类，历史上不乏其事，当今社会亦大有人在。人们说中国的“特产”太多，这大概就是特产之一；而与之紧密相联的制造智者心狱的庸才当道又是传统“特产”之二。善说假话，则能扶摇直上，会拍马屁，则可官运亨通。庸才乐于当官，智者未必谋权，但问题是，庸才乐于整人，而智者未必能防，一不小心，再送给你一口陷阱，沾你一身稀泥，泼你一身污水。庸才可以如此乐得一生，智者不敢如此喜行一时，他误不起亦惹不起，与其如此循环下去，不如两个“山”字一叠，走为上……
这并非痴人说梦，也并非危言耸听，曾几何时，广西南宁市就现如现了一起离奇的震动海内外的刑事案件：南宁机械厂厂长陈增被捕了，案由是“抗税罪”。
陈增真有其罪吗？这位久经战争考验的老干部在该厂任职九年，把一个困难重重的企业办成了南宁市特等甲级厂，且救活了两家濒于倒闭的企业，还为其承担了七百多万元的债务。该厂被国务院批准为广西第一批试行体改的试点企业，他本人亦被列为南宁市十大新闻人物之榜首。人们百思不解，这样的厂长怎能成为抗税的罪犯？但事实就是事实，他被押进了监狱。更具悲剧性的是，当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才知道陈增已被关押八月之久，而逮捕他的机关竟尚未立案，更荒诞的是，抓了人民代表，也未报请同级人大批准。
这里，陈增遭受了“权力”的打击，法律却也因此而蒙尘。
开庭审判。站在神圣的国徽下和神圣的人民面前作伪证的竟是南宁市税务局一分局局长！
这里，国徽被蔑视，人民被嘲弄！
然而，真的毕竟是真的，正义总是具有强大的不可诋毁的力量。陈增几经调查，几经审理，几经较量，几经周折，终是被法庭宣判无罪。可是，从无罪到有罪，又从有罪到无罪，却经历了一年多的艰难往复。那些不制造事端和不制造优秀人才“心狱”和“身狱”就感到空虚就感到活脱脱累的共和国的蛀虫们却在抓人、伪造证词、收罗“罪名”的忙忙碌碌中“充实”地过了一年，而我们的企业家呢，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却无可奈何地坐了共产党的近400天的监狱，而企业则无疑受到了或轻或重的冲击……
我们想，面对“无罪释放”四个字，陈增是无法笑出声来的，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男子汉和企业家，想必他亦不会哭。那么，最佳的表示是什么？不哭也不笑，用心慢慢地品味属于他也属于社会的思考……
当然，不是每一个受到“权力”打击的人都会“下海”去，这里却除信仰、意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因素，那就是自我承受能力。但是，这毕竟构成了“皇粮下海”的风景之一。
当然，“皇粮下海”的大潮中，自觉调适自己的“行为过程”者也大有人在，其形也“有滋有味有板有眼”。
老廖进外商企业之前，在一家国营企业干了二十余年。她说她是个悲剧人物。干了二十年只捞了个副科长，她说她对党怀有不可遏制的感情，但却进入不了那扇“敝开的大门”，究其原因，无非是她想多干点事情，但总干不成。倒不是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她自信自己还是有些能耐的，但是这座庙不大却等级森严，时刻使人感到如临大敌，做任何事都得小心谨慎瞻前顾后，一个细小的官场环节决不能忽略，否则你就有企图越权之嫌，但等你几乎是卑躬曲膝将马拉松式的环节跑完，许多事已时过境迁，新闻变成了旧闻，超前意识变成了保守意识。最重要的是政企不分，部门与部门、人与人为权力而争所产生的相互之间的强有力的牵制，使人如履薄冰，加上“金字塔式”的管理结构，你不产生窒息和艰难感才怪。她能拥有的只是“一杯茶一张报纸过一天日子”的生活模式。
她即将翻过50的人生大关，她想找一块能够让智慧发光的地方。
于是，她选择了外资企业。
真可谓日子过得滋润。一年前她跳槽进来时，只是一般的“打工者”，现在却成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原来的经理成了她的部下。智慧能在适宜的环境中闪光，当然令人快乐，但同时是否在证明她的一个观点呢：“在这里，机遇是均等的，人能各尽其才。这方面，外商比我们做得好。”
这里很少有愚人结构，很少有“帕金森定律”效应。她说。
采访结束时，她带着孩童般的天真，歪着头问：“你知道这首流行歌曲吗：给我一个空间，从没人走过的；给我一段时间，从没人感受过的。我需要寂寞的追求，我需要轰动的获得……”
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