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9）
五、“第九路军”杀出重围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外商们对中国众多的企业家的一种企业的“管理定势”颇有微词，不敢妄加恭维。这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却未必就是他们的过错。我们说时势造英雄，讲的是环境和氛围，可是中国的企业家拥有适宜的环境与氛围的时机却是姗姗来迟。
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文化氛围。
经济生活是人类现实生活的主体。社会发展到20世纪末期，如此观念，无疑已是世界之共识，而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此的认识与把握，恐怕又超前了几个世纪。比如英国，15世纪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大概可以说是英国人切中经济“脉相”之最初。两百年前，英国皇室使臣马戈尔爵士扬帆远涉中国，与其说给大清皇帝拜寿，倒不如说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是块特大特肥的经商市场而前来投石问路罢了，不然，我们就很难解释英国人紧接着的对中国鸦片输入的行动。“帝国”的扩涨，无一不持有经济掠夺的野心。然而，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源远流长的五千年历史，实际上则是一部轻商的历史，雄风浩荡的儒家文化，某种意义上亦又是一种轻商的文化。翻开厚重如山中国正史，无论是编年体春秋史，还是国别体史书《国语》；无论是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还是班固的断代史《汉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一大主题，学者、文豪、诗人又不失为一大旋律，而商场巨贾、经济活动家却难在此觅到踪迹，甚至包括我们今天的历史科教书亦是风景依旧。提到经商、商人和金钱，面前似乎就跳出了贼头贼脑的蒙面大盗，或者顿生有辱列祖列宗之感觉。而事实是，中华民族能一代一代地生存下来，无一又不受着物质的恩赐，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个盛世，又无一不是以经济的繁荣为前提的。然而，极是讲究儒雅之风的龙和龙的传人却不敢袒露他们对物质经营和物质经营者的虔诚与拜叩。
这就是中国当代企业家置身和背驮着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一个有着浓厚轻商传统且又经历了三十多年铁桶一般的计划经济统治的国土……当然，中国最适应企业家发挥天才的机遇，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呐喊声和国门洞开的铿锵声终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第四个世纪的末期来临了。虽然姗姗来迟——中国经济的各项人均指标已近世界末位，与许多非洲丛林国家站在同一台阶——但又毕竟可喜可贺——中国国民终于以龙的勇猛开始朝人类物质文明的顶峰奋起直追，经济观念和经商意识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时空中得到了空前的体现。十年后、二十年后再看这头醒来的东方睡狮，人类必将震惊的发现！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点。
但是，睡狮虽然大醒，但“摸着石头过河”毕竟有一个时空的运行过程，洋商人对中国的企业家也就要经历一个时空的认识过程，然而，他们对中国的科研人才，也就是国人一度称之谓“臭老九”，如今又称之谓“九路军”的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是有着浓厚兴趣的。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已赫于世界，被人类共识。美国以其雄厚的综台国力和富足大有挟天下之势，可是，当我们打开一扇大门，却会有一种自傲的发现：美国高级科技人员中几乎有五之二是华裔！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高新技术开发，甚至包括尖端科学，大有无“龙”不成体系之势，自负的美国人不得不对龙的中国从内心里油然折服，曾几何时，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时的一瞬间，不是将美国人推上了荣誉的巅峰么？
然而，具有绝对讽刺意味的是，外商企业以咄咄逼人之势广招中国科研贤才之时，中国的诸多地区和部门却在高唱“人才匮乏”曲。不错，十亿众生，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每千人中只有六人具有大专文凭，四人中就有一个文盲，这就尤显得人才的重要。可珍为甘露稀之赤金的中国科技人员却命运多舛、人生蹉跎——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虽然肩负着兴邦强国之使命，却总有一条走不完的苦难之路。历史沉重而遥远，我们姑且不论，仅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他们无不在改造、批斗、打倒的怒吼声中挣扎……
近几年来，科技人员的处境大有改现，他们似乎被推上了荣誉的宝座，国家对特殊拔尖人才给予补贴，许多单位相应设立重奖基金，然而，究其“真实”，“九路军”仍然不敢辉煌。目前，有忧国忧民者振臂高呼：博士生水准滑坡！这是事实。但滑坡的背后是什么呢？上海某高校校长说，该校有位博士生带着女朋友去老师家看望导师，却弄出了一个“悲惨”的结果，目睹了老师家的清贫和寒碜，女朋友立即和他告吹，分手时她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的导师搞了一辈子学问，也不过如此，何况你未必能达到老师的水平。”
知识是人类文明的向导，科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人之共识。可是一个拥有着知识和一定科研水准的博士生居然只能望着飘然逝去的“百褶裙”而兴叹！
一个博士生为何拴不住一条“百褶裙”？说穿了，清贫！而清贫则又是物质社会人之一大忌。
博士生毕业后的待遇暂且不说，仅就学习期间的待遇就令人扼腕而叹！80元的生活费，维持个人的最低消费已充满困难，更何况绝大多数的“求业者”，上有老母，中有妻室，下有子女。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同时又是养家糊口的“主人翁”。“天大寒，砚冰竖，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恐怕今日之学子，难有宋濂之超然。
据说，博士生的普通奖学金已稍有增加，幅度不大，却颇费周折。国务院学位办的一位处长说，这还是争取了两年的结果。
如此这般，科技人员能不心酸？
据《光明日报》“情况反映汇编”载：由于生源紧张，各高校招收博士生计划难以完成。厦门大学研究院郑朱样院长说，厦大1987年计划招收40名，结果只录取28名，完成了计划的70%；1988年完成计划的85%；1989年完成计划的71%；1990年更少，只有59%。北京的情况也不乐观……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显示，博士生1988年全国原计划招收4.5万人，实际只招收3.22万人；1989年计划不变，但报考人员明显下降，比1988年减少了38%。又据有关部门调查，在1981年至1990年之间，高校流失的博士生1473人，占入学总数的85%；科研单位流失488人，占入学人数的15%。总之，相当一些人入学后情绪波动，中途流失严重，名牌大学尤为突出……
生源枯竭，影响了博士生的总体素质；政策导向，引起博士生源源不断流失。忧国忧才者能不惊呼：博士生质量滑坡？而博士生能不改弦更辙，或“孔雀东南飞”，或“一江春水向西流”？
博士生如此，大学老师又何尝不是如此！笔者对一所大学的讲师和教授进行过一次统计，近三年内调往“三资企业”或走向深圳海南的竟达20人之众。究其原因，囊中羞涩是动因之一。有位副教授研究五年之久，搞了一项科技成果，他自以为是心血之作，也受到了国家与社会的肯定，但最终得到的“实惠”，却只是区区一千元奖金，还不够个别胸无点墨的个体户们一两天的收入。他并不过分地在乎这些，可生存或者说生存更好一些的愿望却又是折磨他的一根绳索。他13岁的女儿想买一架钢琴，他只得变卖了彩电和与他研究息息相关的中英文打字机……还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一部应用价值很高的科普书籍，大学无钱资助，只得找朋友挪款。书出版了，却凄凄凉凉地堆在仓库，而债务却压得他喘息艰难……这无疑给原本许多对金钱情感淡薄的科研人员一份走进特区走进三资企业的胆量与勇气。
大学如此，企业技术人才亦不敢乐观。
湘江之畔，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电力机车城”——铁道部株州电力机车二厂。据一份调查报告称：该厂自1958年造出我国第一台电力机车起，到现在已生产出韶山系列电力机车1400余台，产量居世界前列，被誉为“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拥有职工一万多名，其中科技人员1900余名。但从1985年至1991年3月，该厂调往或辞职出走广东沿海地区、特区的科技人员有57位，而且呈方兴未艾之势。1992年，工厂已批准4名工程技术人员南调，1名翻译自动辞职，1名高级工程师未办手续，已在特区谋起职业，另有9人提出调动申请，200余人正在加紧与特区联系……
科技人才为何纷纷调离“电力机车城”？据同一份调查报告称：一是工厂与广东、特区在收入上形成强烈反差；二是改革开放加速了人们观点的变化和更新；三是工厂福利条件差和对工作中的环境不适应。该厂仅已婚的年轻工程技术人员，就有56名因分不到住房而在工厂简易工棚或在附近农村租住民房；52名高级工程师没住上国家相应规定标准的住房，有的高工按工厂现行打分排队，需等到退休后才分得上现有标准的两室一厅……
目前，这座“电力机车城”里自谋职业热，已引起了工厂领导的高度重视，正在采取积极的对策，形成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这当然值得称道，但中国所有的企业能否都能如此站起来自救呢？
其实，中国的科研人才在生活待遇上是极容易满足的，他们的事业心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对待遇的追求。曾几何时，陈景润不是在六平方的蜗居创造了1+2的奇迹么？其实，他们的情感亦相当朴素，仍以陈景润为例，曾几何时，领导拎着苹果登门看望，他不是感动得手足失措么？
这就是中国的科研人才！
想当年，举国齐批，批来批去，只不过是口舌之劳，给“劳心者”最严厉的打击也莫过于伤筋动骨。可现在，“劳心者”是不批自倒，一个个体户一夜之间可以爆发；一个“穴头”一个电话可腰缠万贯；就是摆地摊耍猴戏之流者几年下来亦可财源滚滚来。然而，作为劳心者的“第九路军”们，一月工薪，两条香烟，三斤猪肉，十斤白菜，再不谈囊中羞涩，只谈空空如也。物质社会，衣食住行，养家糊口，你不“倒”也得“倒”。我们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的发展又离不开“劳心者”的推动，而“劳心者”得不偿“出”，又何以科研？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悲哀的知识分子也就不得不找出路，不得不“下海”了……
我们能指责他们什么呢？
当然，研究环境以及成果不能很快地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则又是他的一大困惑。陈某是一家研究所的副所长，几年时间内，发明了十几项成果，他本人也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科研人员和有特殊贡献的人。在用金钱买新闻买吹捧文学蔚然成风的年代，竟有作家与记者为他的才智与精神所动，诸多杂志与报纸竟“无私”地为他的事迹提供了版面，然而，他的发明创造却没有企业问津。望着这如同残兵败将成片躺在办公室里的心血之作，他不得不向前来采访他能记者们感叹道：“别写了，别写了，写也没用，我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古董陈列室罢了。”国家和政府曾一度为科研成果转化生产力作过种种努力，遗憾的是收效甚微。前不久，南方某市曾试图改变这一怪异的存在，花大气力请来了数百家企业的各路“财神”，与研究成果见面，但如此声势浩大的“拍卖”场上，展示出来的上千项发明成果，仅转让出了两项……
人们感叹“财神爷”吝啬，“笫九路军”则自叹“心寒”。自叹之下，他们不得不另求高门。
“高门”何在？三资企业不失为风情一种。
在那儿，有人干得很顺心。
程东华研究生毕业后，在某企业干了三年，成绩平平下跳进了一家三资企业，两年来，他研究出了新成果三项，而且都很快地被雄厚的资金推向了市场……
当然，也有人干得艰难，全新的文化氛围和竞争机制，使他们无所适从，最后不得不提出辞职，转向他们原先嗤之以鼻的国营企业……
但是，不管他们干得顺心也好艰难也好，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金钱对他们的回报远远地超越了他们最初的想象。
当来自各方的压力，碾压得刘晓华这位副教授精神恍惚的时候，他敲开了外商投资开建的一家高新技术公司大门。在此之前，他在某大学物理系任教了三十年，这一选择无疑凝结了他许多的痛苦，但他又不得不如此为之。
外商经理接待了他，看过他的履历之后，惊喜地问：“刘先生，你有什么条件？”
他还能有什么条件？一个宽松的环境，一个与他当副教授相应的工资报酬……
“那么：你当教授的工资是多少？”
“连同奖金、补贴、资料费大约400元人民币。”
“本公司给你1000元，不，1500元。”
其实，这报酬只不过是在这里工作的外籍科研人员的十分之一，但刘副教授仍然以为这经理疯了或者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眼睛里流露着掩饰不住的惊诧。
外方经理以为他赚少了，连忙附加了一句：“刘先生，这只是基本工资，每月还有红包。红包你懂吗？它可能是工资的两倍或者三倍，当然也可能是一个零，这主要看工作实绩了。”
刘副教授从来就不怀疑自己的工作可能产生的实绩，但却怀疑自己在听神话：“这是真的吗？”
“你不相信我？”老外显然有些不悦。
“不不……我要的只是一个良好的环境。”
“刘先生，这点你可以放心，这里只允许科学的创造。”
事实证明这里能将神话变为现实。他第一个项目得到的报酬竟是10000元！足可以与他四个发明项目的资金和一年多的薪水相提并论。而且他上下班，有专车送接。在大学里，专车只有校长及党委书记配用呀！想当初，他老母突然病倒，生命危在旦夕，他忙中向校方行政处小车办求援，得到的回答使他感到极度的失望也极度的合情合理：快下班了，校长书记得用车！最后还是他的几个弟子用三轮车将老母送进了医院，免除了一场灾祸……
专车，在中国代表着权力和权力构成的身价，而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更多地却体现着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尊重……
当然，这肯定不是全部。问题是刘副教授却幸运地遇上了这不是全部中的全部，他也就不能不在这儿倾心倾情了……
物质操纵着人情，物质修改着许多人的初衷，而“三资企业”却为这一操纵与修改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场所。有人如是说：这是人的摇摆性使然，还是三资企业的魅力所在？也许二者兼存，因为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双向或多向的存在。
因此，就像青年人向“迷宫”涌去一样，对他们的涌进也大可不必惊奇，借用一句说滥了的哲学语言，那就是存在决要意识，而此种存在又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而社会的存在又必将决定社会的意识。
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如果说青年人对迷宫的向往，带有更多的必然趋势，而他这一批人的“勇敢”与“开拓”，则带着一个社会性的怪圈，并必将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
当然，面对“孔雀东南飞，五里‘不’徘徊”的现象，我们无须大惊小怪。“第九路军下海”，虽喜忧兼半，但毕竟是顺应了市场经济，摒弃过去大锅饭讲起来臭吃起来香的心理状态，科技人员一改“独善其身”的儒雅之风，投身于竞争与追求自我价值的大潮中，无疑是一个飞跃，人才虽流出了校院、流出了部门，流出了企业，即便是流进了”三资企业“，也没有流出中国。如此一“流”，可能流出的是更多的效益，流出的是个人才干的充分展示……而且，这一“流”，虽带着中国科技人员的许多辛酸，但毕竟会更加引起全社会对人才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