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10）

六、文化人走出阁楼

“科技界”闻风而动，“文化界”何尝又肯甘居末游？中国的知识分子，站在不同领域，却有着同一种命运与选择。《楚天周末报》曾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作过这样一个报道：“张贤亮乐为“红色买办”。张贤亮何人？宁夏文联主席，曾以创作《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作品斐声中外文坛，且成为新时期有影响有争议的著名作家。有意思的是，他近期推出长篇新作《烦恼就是智慧》之后，又在中国放出一颗“卫星”：由他担任董事的“宁夏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银川宣布挂牌开业！公司名为“艺海”，意即“艺人下海”。他对来访记者宣布：“我个人愿意借用我在国内外的文学声望，在宁夏充当‘红色买办’，接受海内外有意在宁夏投资和做生意的朋友的委托，替他们办理经营业务。我将向人们证明：我不仅有文学才能，也有商业才能！”他称“下海”原因还有二：一是“宁夏文联已经面临经济崩溃的边缘”，繁荣文艺需要钱作后盾；二是文化人生活水平越来越低，他有责任带领大家“闯荡”第二职业。

张贤亮能否在经济舞台成为“大”人物，人们将拭目以待，然而，他一介文人，又作为一方文人的领袖敢于身体力行披甲出阵，弄潮于经商舞台，的确需要一种非凡的胆识，尽管他不是第一个也非最后一个。

我们说中国的儒家文化具有着强烈的轻商倾向，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文人亦具有着强烈的轻商意识。古来如此。近40年来亦如此。文人似乎一谈经商，就顿时变得卑琐；一谈金钱，就立刻变得渺小，甚至被视为叛经离道，侮师辱祖，众人所指之下，大有被逐出士林之虞。似乎唯有饮弹沙场，血染草木，或拜将入相，封妻荫子，或月下阔论世事，杯中指点江山才是文之正道，择业之最高标准。其实不然，人都是需要粗茶淡饭和牛奶咖啡的。不需要诸如此类者是“神”，可是“神”谁见过呢？那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寄托罢了。千百年来的文化人习惯接受予“恩赐”和“给予”。“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觉得天经地义时便感到心安理得了。可是，岁月悠悠，培养出来的是文化人的一种惰性，一种错误的心态，一种莫名其妙自以为是的“清高”，一种鸟瞰人间烟火的“伟大”，因此，亦构成了文化人的千古悲哀和精神的一大缺陷……而当今中国“文化人”背着如此沉甸甸的历史包袱，开始气宇轩昂毫无羞涩地走进经商场，其形岂能不被称之为“壮举”？

然而，“壮举”的产生又非一日之劳，它必定包括了文化人一种严肃反思和煎熬灵魂的痛苦的过程。如今的文化人虽不像旧文化人触金钱如触蛇蝎，但也不愿让他们视之为神圣的“文学艺术”变成金钱的奴隶，可中国的财神企业家们却偏偏在高唱一首现代歌谣：“防火防盗防作家。”为何防作家？说穿了，作家清贫作家又不愿置“艺术”于荒郊，他们就不得不成“财神爷”们的“乞丐”。张贤亮办“艺海公司”不是也说“繁荣文艺需要金钱作后盾”么？这里有则真实的故事：某大导演抓了一个重大题材的剧本，凭着他几十年导演生活培养起来的“敏锐”，它必将在社会上激破一方天地。可是国家没有投资，他只得去求助“财神”。他不愿谈“乞丐”生活的艰辛和难堪，他只说“我踩破了九十九道门槛磕了一百零八次响头，讨钱的时间是整个拍摄时间的十倍。”电视剧终于播放了，终于达到“激破一方天地”的预期效果，记者于陋室采访他时，他已没任何“艺术”上的感觉可以回顾，他只说了一句话：“中国的文化人该觉醒了，为了艺术的潇洒也为了自己的尊严！我们必须下海去，去做两栖人、去经商、去开办自己的企业公司！”

当然，“财神”防“作家”，也确有依据可言，但这些令人不防不行的“作家”，实际是“文化人”的败类。

其实，不仅仅只是为了艺术和尊严，“文化人”该觉醒了，仅凭家庭合拍于时代和自身的生存状态也该“觉醒了”。江西有位作家在信中多次对笔者感叹：我腰包要有三万元作后盾，我会静下心来创作，我自信是能够写出无愧于朋友的大作品的……然而，有如此感叹的中国文化人，又岂止他一人呢？而且感叹中包括的心酸也并非他一人所有。在武汉的一次座谈会上，终于又有文化人振臂高呼：现代西方没有一个纯粹的专业作家，港台也没有！我们用我们的笔常常疾呼科技界的悲哀，其实，文化人与他们拥抱着一种现实：穷！我们不能再自视清高了，要起来行之！……何为“起来行”，无非是“下海”去，去经商，去当老板，当然，进外资企业给老外当聘员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那么，“文化人”在聘员大潮中有怎样的躁动呢？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这里说几则故事。不过，需要申明的是，这里没有故意诋毁的本意。

有一位已步入中年的作家，几年前对文学爱好者讲课时，振振有词道：文学这玩意高深莫测，非穷尽毕生之追求方能感受它的奇妙与丰富……可是，他自己终没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而穷尽一生。他对人叹息：商品经济社会，金钱几乎可以击碎人自身以外的任何梦想，金钱有着上帝般的力量。我不得不去干我并不愿意干的事情——拼命尽全力敲开“三资企业”的大门。我决非是赶潮流，尽管当聘员已成为某种时髦，但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打工”。打工又怎么样？它能使你获得自身具备的某种特长所能取的实惠的几倍，甚至十倍。这面旗帜的诱感使人无法抗拒。在一通抽象的叙说之后，他又感伤地说：在熟人的眼目中，我是作家，追求高层次玩法的主儿，可别人能抽“红塔山”，我却不敢望“牡丹”，别人能进大酒店，我却只能钻“地摊”。知道文人两袖清风的，最恶毒的语言莫过于“可怜”，以为稿费易撮的，则骂我是个“小瘪三”……这滋味儿难受！难受又怎么的，现实就是现实，这不比写小说，少了文采耍一点技巧。这比铁还结实：一个字两分钱，莫说用手一个一个地爬方格，就是用电脑打字也赶不上那做生意的主儿飞速赚钱的招数……

在物质的面前，谁也没法绝对超脱。

他终于成了外商的聘员。

他不再写小说，至少现在没写。

他继续写下去，可能会成为一流作家。

但他没有写下去，却成了一个不错的“聘员”。

你能说他是金钱的奴隶？可他常常骂金钱是混蛋。而且，他还断言：许多作家形式上没做聘员，没去经商，内心里却颇有向往之情。

好在追求金钱，再不是堕落的象征。

好在文人下海，顺应了市场经济规律。

从此层意义讲，他算是勇敢者。

金钱，困惑着作家；物质，把“文化人”推上社会的潮头，似乎已不是个别人的感叹。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笔者和一批作家去特区考察，却得到了一个“目瞪口呆”的“收获”。

他是全国作协会员，他写过不少的好散文，他出版过好几本集子，他从北方碾转而来珠海且已“安家落户”，在座谈会上，他充满激情地向一群内地作家振臂高呼道：

“作家不如妓女。在这个金钱世界里！”

顿时，满座皆惊。

瞬时的反差冲击波过后，作家们在感到自己其实微不足道时，又几乎自觉地接受了这一“高见”。因为想想，也属实情，妓女卖身为了金钱而作家缺少的正是这玩意。妓女瞧不起作家也就合情合理甚至天经地义了……

承认，这位北方作家的言辞也许偏激了些，但是，确道出了当今部分文化人的生存现状，而且文坛上的某些变故，又似乎在为此作证。“三突出”时代结束之后，湖南作家群异峰突起，为新时期文学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被称之为“湘军”。而现在呢？作家纷纷南下，“湘军”溃不成军。当然，他们中间不乏有人是为了积累生活，感受时代之跳动脉博，为来日写下大气势的大作品，有的则是因为氛围沉闷干得别扭想换换南方空气。但是，金钱的困扰而形成的尴尬的生存状态又未必不是招引某些作家南下的旗帜之一。然而，另一种存在又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意识有时又和金钱推波助澜，逼迫文化人“下海”，使不自觉多于自觉。

有这样一个故事——

笔者有一位写诗的朋友。

大概从祖宗的“诗仙”、“诗圣”的身上吸收了太多的豪放不羁的因子，一直在社会上扮演着来无影去无踪的角色。不敢说是“天马行空”，至少是浪迹四方。一切于他都无所谓，只有诗才使他感悟到人生的责任。可是，终于有一天，他觉察出了生活的又一份沉重，那就是人的生存问题：一场大病，使他背上了“可观”的债务。看来，流浪虽然潇洒，但生存状态却使他尴尬，于是乎他便顺应和“回归”了现实，揣着发表了的三百余首诗和十几本获奖证书，虔诚地扣开了一个编辑部的大门，玩起了当编辑老爷的招数。

“生老病死”看来是没问题了，可这儿的生活令他感到窒息。

文人两袖清风没有钱，他出不成诗集，尽管他诗的达到出版水准——这儿不说这是诗的国土的悲哀；出不成诗集又没有一张他一直视为等同废纸的文凭，职称评不了——这儿也不说“唯才是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着太多的死角与空白，只说，他再别无选择，只得通过一个月的死记硬背，考上了一所大学的插班生班。

可是，自费却又使他感到腰杆儿弯曲。

4000元呀！一首诗换回20元人民币，已是最宽容的恩赐。他读了一年大学，2000元学费耗尽了他的全部积攒。他一咬牙，大骂一句：“诗？诗它妈的滚蛋！”他决心离开校园，又去玩他失却的潇洒。

走的那天，文友们为他饯行。

他酒喝多了，喝醉了，一击桌面，高歌起来：“我一无所有！金钱是儿子，我等你等了好久！我怎么是一无所有，追求是魔鬼，诗是他妈祸首，啊啊，我还是一无所有……”

“歌声”凄凉至极，令文友们至今不敢回首！

那是个没有星星的夜晚，他走了，离开了学府，离开了醉了也叫他清醒的、用芦席棚搭成的私人餐馆，他在大街上摇摇晃晃地走，口里怪叫着：“打到海南去！打到老外的公司去，找儿子去，找王八蛋去……”

三年后，笔者与他再度相聚。这时的他已是海南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的“首席代办”，肚皮儿也圆滚、膨胀了许多。他赚了老外多少钱？没问。他只是说，今天他请客。一辆“的士”却把他和笔者送到了三年前为他饯行的那家餐馆前，可是，那个芦席棚没有了，取代的是一栋崭新的、看上去豪华中带有几分说不出味来的俗气透顶的“大酒店”。他摇摇头：“妈的，什么都变了……走，没有芦席棚，就去老通城！”

那一顿酒，他挥霍了整整一千元。当消费成为城市人共同的话题时，这也能说明些问题了。

那一顿酒，他依然醉了。醉后就语无伦次地说：“老弟呀，那王八蛋（指钱）我是宰了不少，你要宰，就去外商的公司！不过，我到被金钱压得沉重起来的时候，我就不干了，决不干了，我要用钱买回那张文凭，我要用那钱出10本诗集……这叫着‘曲线救诗’……其实，那钱也赚得艰难……”

这里暂不谈他赚钱的艰辛与坎坷，这不是本章的主题。笔者只想说，许多在聘员大潮中“追波逐浪”的文化人，至少有部分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过程。他们眼前为的是金钱，但最终目的依然是人生与追求的回归。就这位年轻的诗人来说，与其说他在“曲线救诗”，但不如说是在谋钱救他的理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一种“不潇洒”。因为“至高无上”的诗做了金钱的奴隶。而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如果“下海”真的能“救”艺术，那也不失为一种辉煌。

遗憾的是，要文化人真正地“背叛”与“放弃”“文化”，或者像那位青年诗人一样有胆量曲线的“叛叛”与“放弃”，这种不可能性还表现在为数并不凄凉的一批文化人身上。

去年出差，笔者巧遇一位已在文坛上颇有些知名度的作家。于是，他大谈特淡当聘员做生意下海捞虾的有滋有味。可谓唾沫横飞，情绪亢奋，大彻大悟。笔者难识时势，突然提问：若真要你去当聘员，与诗与文永远地“拜拜”，你受得了吗？

他于是不语。他脸上于是有了苦涩状。

他准是想到了诗的神奇诗的伟大和自己这半辈子苦苦追求而洒落在脚印里的一滴滴汗。

究其实质，仍然是儒文化培养出来的一种可笑的自视清高在作祟，尽管不曾模糊他的眼睛——他能为“下海”者高歌且振振有词——但却至少是阻碍了他纵身一跳“下海”去实践的胆量。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那么，推而广之，金钱亦是文学艺术的后盾。恒等式下该是无冲突的。我们常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开拓视野，战胜无知，唤醒悲剧危机意识；知识分子的命运：痛苦之先觉，理性之前驱，而且常常把西方世界的耶稣称之为知识分子最伟大最永恒的形象之一。倘若果真如此，“文化人”把自己关进自己缔造的樊笼，何以最先感受人间之痛苦？何以启唤世人悲剧危机之意识？又何以用血汗乃至骨肉为人类煎熬出理性的羹汤？无疑，当代中国的重头戏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目的是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的宏旨又是富国富民，倘若文化人不去观照现实感悟生活，又何以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品？其实，充满责任和使命（当然也不排斥个人生活更好些），激情关注这一焦点且纵身下海的“文化人”也不乏其人。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去亲口尝尝。毛泽东之所以不朽，在于他对中华民族非凡的贡献，也在于他非凡的哲学观点。毋庸讳言，众多下海的文化人是品出了梨子甜的滋味的。

武汉有位青年作家，七八年前就下海了，可谓早矣。“下海”后，他当过酒吧经理，当过机电经营部经理，当过一个大型土地实业开发公司副总经理，亦当过一个中外合资企业武汉分公司总经理。对于他这种不断的经营折腾，文学界与商界的朋友颇有微词。但是，他对商界朋友的回答是：“我从没做过亏本生意，我不断折腾并不是做不了某种生意，而是想丰富体验。”他对文学界的朋友的回答又是：“我要彻底地改变文人的传统附庸地位，改变那种汉唐以降的‘儒生不逢已，衣食不自由’的状况。”他在他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的后记中继续告诉读者：“我真实想法其实想通过经商以养育心爱的文学……我以为，在当前汹涌的经济改革大潮前，一个作家……不问经济倒是反常的。几千年来，书生们‘问以经济策，惘然如堕怼--颐钦庖淮-骷遥-匦氤沟赘谋湔庵肿纯觯-宰约旱谝幌叩氖导-ケ砻髯约旱南执--珊拖执--浴--丛焐-畹娜擞涝侗燃锹忌-畹娜烁-屑壑怠d芄煌-贝丛旌图锹忌-畹娜四壳疤-倭恕u庖彩俏颐俏难Ы--昀次-裁醋笈逃胰疲-贾瘴薹u胬-既非兄芯-酶母锾獠囊-Φ脑-颉！我们赞叹这一“后记”的精彩，更应该赞叹他“起来行”的胆识与勇敢。那么，这位作家是否是在玩“思辩”的游戏，蒙骗读者也为自己行为过程诡辩呢？不，如果是如此，这个故事将无价值。我们且来看看一个事实：他当了四次经理，创作出了四部长篇，尤其是新作《刀币上的中国》，一经出版，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请听来自评论界的声音：“作家立足现实，纵横古今，用大量典型的材料，深刻敏锐的观察，新颖独到的见解以及震撼人心的真实性，使之成为国内笫一部全方位描述中国私营经济产生、发展、问题和历史走向的大型纪实作品……”够了！我们不妨来作一个设想，如果他不“下海”折腾，关在阁楼里关照自我感悟娇妻，能否有四部长篇问世？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于是，就又有了这样一个“现实”——折腾于经商场上的“文化人”，大凡不仅仅是为了玩玩当老板的招数；而跳进聘员行列的作家，大凡也不单单是为了金钱和过过假洋鬼子的瘾头。“下海”能使艺术和文化人变得潇洒，这是一种“存在”。而还有一种“存在”又是，文化人“下海”时的主观愿望往往又会遭到现实的嘲弄，使之自己也无法驾驭自己而长叹“无可奈何花落去”……

西南有位中年作家，调往省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之前，是某大学的副教授。当然，他的确写了不少好的小说，但不久却跳进一家独资企业兼职去了。他显然不是为了钱，因为干个体户的妻子早使三口之家超前进入小康，那么，他求何又为何？用中国报纸上最响亮最富挑逗性的话说，就是为了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气势恢宏的大作品。

然而，即是兼职就得有薪水。你不要，洋人不作罢。西方的墨水把他们灌得精明而狡诈：你想从这里“得到”，你就得用你的一技之长“付出”。作家的特长莫过了一支笔和他熟悉的新闻界。洋人懂，一则不要钱的新闻，其效果可能超过几万元钱买来的广告。中国人善良而可爱，宁愿相信几十个方块字的新闻，却不愿相信大块大块的广告。新闻真实，广告是自吹自擂。肆无忌惮且方兴未艾的广告大战，已令消费者们像吃多了药而产生了抗药效应一样产生了一种抗“广告性心理”。因此，作家要为他们所用，他们就必须用钱制造出一根绳索将你捆住。你不要，此地不留爷；要，钱就变成了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