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15）
三、上帝说，美丽不是错误“正确”与“非正确”的界定，只有用获得多少来证明——朱玲小姐如是说。
朱玲小姐原本极为寒碜可怜，她唯一的资本是一张魔鬼见了也怦然心动的脸。她先在一个街办厂当统计，后来凭这张脸堂而皇之进入三资企业当“白领”。她的老板是个日本鬼子。她有时称自己是“铁杆汉奸”。
她不觉得当“汉奸”有什么不好，她的理由是，当今的日本鬼子有比武器还厉害的钱。而当今那些哪怕腰缠万贯的“款爷”在她的日本老板的酒店里也潇洒不了几天就又会成为“负翁”。日本老板赞赏她这种态度。问题是，朱玲工作尽管卖力，实际上并非是真正铁汉奸，暗地里她有她的动作——她与这座城市数家上层老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既包括生意上的，社交上的，也包括情感上的……
对此，有人劝她：当心，老板炒鱿鱼！
她淡淡一笑：我正是为此作准备。
人要生存，需要退路与后路。她很高明。但还是有人认为她高明得没理由：老板太器重她了，这不啻于背叛……
“不，这是利用与假象！”她对朋友说，“他要利用我的微笑与客人周旋，招揽生意，而且不久，他会向我肉体伸过来一双脏手。但是，我不会干。不会干的结果是什么？我的前任已给了我答案。当然，事情到了那一步，他也不会不给我饭吃，但我会失去一个部门经理的交椅。椅子当然不很令人流连，可我会承受不了这种落差。我当经理已得罪了不少的职员，他们的白眼会将我杀掉，中国人很善于用这种软刀子。外面的关系留着，我可以随时跳槽，用哥们的时兴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朱玲小姐的话当然充满了生存哲理，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三资企业中，一个美丽的小姐加一把惹人眼红的“交椅”，这并不绝对地意味着已经拥有了生存下去的全部资本，她们仍然时刻被生存问题困扰着，如果你想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的话。有人曾对一些女聘员作过一次口头调查，至少有80%人如此回答：尊严是保住贞洁，意志不被奸污。这当然很困难。保住自己的肉体不被宰割，而又把老板口袋中的“银子”来一次转移，需要非凡的“本领”。
朱玲小姐的这种心态有点像阴谋家，即将登台的程兰则更为甚。程兰小姐的做法是给自己制造一个“氛围”，她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有时可以是“洞”。老外的肉欲难填和她的钱欲无限，两者撞碰，便是一个洞穴。不大不小，方方正正，正好容纳程小姐钻进去，而且悠然自得。
谁都不知道程小姐到底生于何年何月何日。这是她的秘密，她不允许任何人窥探，即便是最好的朋友。问题很简单，因为秘密一旦被破译，“洞穴”大门就告封存，滚滚财源，也将随之惊飞。同时，谁也不知道她属何方人氏，有人从她极佳的“水色”分析，可能是四川妹子；有人又从她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来推论，揣摩她是首都姑娘；她说她是上海人，可越语并不标准……因为她确实长得太美，人们才有雅兴对她去“考证”。但时间长了，也会寡淡无味。
有人说，深圳是女人打天下的舞台。程兰小姐的经历可以为此出示佐证。四年前，同她一起南下深圳的还有三位男士。他们想在这块土地上暴富，抱回一座金山，其结果是三幕悲剧一幕闹剧。悲剧角色，胀胀鼓鼓的钱袋被拥挤的“火柴盒”挤干后，爬上一辆火车，仓皇而归了。闹剧角色，则只费颦眉一笑，就成了香港某财团驻深圳代办的高级职员。
其实，她跑进“代办”毛遂自荐时，职员已满，加之她一无高等学历二无专业技能，全部的资本就是临时抱佛脚学来的几句英语会话。更重要的是这儿的“全权代办”是位半老徐娘，她决不忌讳男子的英俊，却极反感女性的年轻，因此，程小姐最初被拒之门外当然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了。但吉人自有天相，全能的上帝作证。她欲转身离去，楼上却下来一个大腹便便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的半老头儿。
她本能地望了大肚皮一眼。
这一眼尤为关键，正好与来者的目光相撞；这一撞更为精彩，如太阳高速带电粒子与空气分子相遇，碰出了一束“强光”。她太聪明了，智商决没辜负一脸娇容，她立即感到此人非凡，是这儿真正的权威所在。于是便舒眉一笑。这一笑依旧辉煌，笑的感应波使对方的眼睛忽地睁大了一倍。
“半老徐娘”大概感到悲剧即将发生，就下逐客令：“程小姐，你该走了。”
“且慢！”悲剧果然开始上演，那男子开口了。
“半老徐娘”无可奈何，只得介绍道：“这是香港xx财团总裁陈先生。”
程兰点头间，陈先生已站到她的跟前：“来，坐下，我们谈谈。”
谈的结果不言而喻。尽管她对自己能在深圳立稳脚跟从不怀疑，但毕竟东奔西撞了两天。她现在的感觉，好像是从月亮上往下一跌，悠悠颤颤飘浮了许多岁月，忽然间落到了一块厚实的地毯上……
“她给你当助理。”陈先生对“半老徐娘”说。
“不，陈先生，我不需要……”
“你是不同意吧？”
“不不，我同意……”
这就是权威！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地游荡在每个人的身边，悬挂在每个人的头顶。
当天夜里，程小姐陪着陈先生去了一趟京都饭店。当然只是跳舞。第二天，他取道香港了，走前，又对“半老徐娘”作了特别交代。尽管她满肚子不悦，却不得不对程小姐“另眼相待”。大概她懂得陈先生是冒犯不得的。
陈总裁一两月来一趟深圳，过两夜便驾鹤而去。每次来时，程小姐便鞍前马后忙乎两日。两天之后，便又空闲下来。“半老徐娘”知道她什么都不能干，也不敢安排她干什么。这倒好，她落得个八面清闲。闲着无聊，便有了空虚感；空虚袭来，便幻想充实。
那时，她对充实的理解还带有些少女的天真，即从“半老徐娘”的手里揽些事情，满深圳地跑。这一跑，她便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无论到哪家公司，老板无一不对她热情有余。不是派单请客，就是舞会相邀。如此这般一来，眼界大开，委实感到每月一千元薪水太委屈了自己的一副娇容。当然，她亦想过，去给一位“老外”当“秘书”，也许获得的物质会超越她的梦想，但是，她又以为为人之玩物，在深圳虽并非丑闻，而她却不愿拍卖肉体。如此一来，便不免添了些惆怅。她来特区数月，似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女人打天下，必须有一个阔佬站在背后。“阔佬”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天下”则是属于自己的事业以及与事业血肉胶着的亦属于自己的金钱。不过，程兰小姐毕竟是聪慧的，她既然已经想到不将肉体标价拍卖，那么就得另辟“幽径”，走向成功。
最终她是“成功”了——如果用获得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成功概率的话。而所用的手法，则也是她的独创——如果能申报专利，她将享有专利权。她的做法不是往返于舞厅与舞厅之间，酒吧与酒吧之间的“卖唱不卖身”。她天生善于应酬交际，嗓门娇滴流汁，而在舞厅一展歌喉却缺少些音乐感应效果。也许她正是正视了自己这种“残缺”，在“奋发图强”的冥思苦想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发现。
顺着她的“发现”，我们深入地听听她的故事。
不知从那一日起，她写字台的日历上开始标满各种各样的标记，那些曾几何时对她美丽怦然动容过的几十个外商的大名都被这些标记所容纳和虚化。小小的日历纸，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能读懂它且能在其中自由翱翔和驾驭的人只有她自己。别人无法读懂。她也不希望别人读懂。自然，她整天津津乐道于这些标记的设计，意义并不在于它本身有多少新颖之处，而在于一个标记和台历上的具体时间的结合，可能就意味着一根金项链一个金戒指或者一笔为数可观的美元。
这不是在奢谈魔术，我们且看她的“风采”！
她规定一月为自己做两个生日。她会把“生日”的时间提前两天巧妙地通知标记所指的不同对象。有时她会说得很直接：“两天后是我的生日，您会为我祝贺吗？”有时她又会说得很含蓄：“我实在感到寂寞，因为两天后就是我的生日，在家里是有不少人为我祝福的，但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我不得不为没祝福声而发愁。”她打电话的对象，大凡是对她有过暗示却没能将她征服的老板或经理。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在这点上决不会吝啬，征服美丽的尤物大概也是他们拼命赚钱克扣员工薪水的目的之一。于是，对方会很快地为她安排一个十分豪华的酒店，并指派聘员买好“生日礼物”。至于礼品的轻重，就看对方的兴致了，但一根金项链或一个戒指是少不了的。这类装饰品在洋鬼子的眼中不属于妻子而是属于情人。当然，更多的对象还会在她“生日”的祝福声中，悄悄地将一千或两千美元塞进她玲珑小巧的手提包，或者将一张支票稳妥地放在献给她的玫瑰花的花瓣中……
她如此一招，赚回多少钱？她不会对人谈及，但决不是一个菲薄的数字。
问题是，她不会满足于一月两个生日。要想获得更多的生存物质，必须还有其他的招数。而这些招数同样凝结在台历的各种标记之中。她会经常陪“老外”去逛商店。对那些对她已经着迷的老板，她会毫不客气地站在高档服装前久久不动，表示出很强的渴望。老板不蠢，当然也就会“勇敢”地站出来潇洒地为她买下。对那些刚接触不久的主儿，她又会使出另一种招数：对一件首饰或服装经过一番选择之选择之后，开始付钱。这时，她会突然对洋鬼子或港商说：“我没想到要买这东西，没带足够的钱，您能先为我预付吗？“洋人”被推上了浅滩。当然，第二天程小姐会把钱送过去，当着他职员的面“沸沸腾腾”地还债。老板都是讲“味”的角色，会把一这举动看成是不信任，不但不会收钱，而且还会虚情假意地“愤怒”一番。于是乎，借款便成了程兰小姐的“资本积累”的又一种形式……
程小姐还非常清楚另一“存在”：这些有钱的老板，无论是洋人还是港商或者地道的大陆“暴发户”，都忌讳一个女人同时接触几个或多个男性，因此她能极谨慎地“尊重”他们的自尊心。她在特区如此这般生活了两年，而且她还会这样生活下去。昨天，她不曾遇到男人发疯，未来呢，她自信也不会遇到发疯的男人。一切能够“风调雨顺”，功归日历台，功归标记，功归标记巧妙的排列组合……
目前，她已经离开了那个港商的“代办”，她讨厌那个“半老徐娘”的眼睛，又在一家洋鬼子的独资公司安营扎寨了。那儿更逍遥。逍遥之中，她身上不免又会产生新的“风情”，成为某一作者的又一作品。
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程小姐在外商和三资企业中有着一种特殊的生存能力。但她对自己的行为过程从不曾有半点良心负担。她曾对她的朋友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从不卖身，对得起祖宗的遗训。如果一定说我卖掉了什么，只是卖掉了并不真诚的微笑，对比那些卖身求荣者，我还算高尚。虚伪对虚伪是一首诗，洋鬼子喜欢读。我和他们是诗的合作者。
在商人尤其在某些外商的眼中，女性的容貌美，有着观赏价值，如果想得到肉体，则又有一种感觉上的满足价值。由此在外商云集的特区，他们常常闲暇之时也会攀比攀比女职员的形象，而逊色者无疑将会受到嘲笑。这就难怪外商们对女秘书的选择更有着使人难以忍受的挑剔了。这种过分地强调人的容貌美，却使不少缺乏这一天生资本的女性，在外商企业中生存得难堪和艰辛。下面几个小故事也许能使我们管中窥豹。
第一个故事——某合资企业急需几名管理人员，正好有三位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女大学生被分到中方的主管部门。头儿思忖：那里不正在招聘么？将她们分配过去岂不是两全齐美？头儿便拨通电话，找到了在那儿当家作主的假洋鬼子——中方经理。经理说：“我得先看看人。”那头儿说：“你还是先看看档案，是否适合你们。”经理坚持：“不，先看看人。”人来了，假洋鬼子只看了她们一眼，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可以走了，我们这儿需要的是另一种人才。”假洋鬼子给那头儿的电话答复，可以说意简言明：外老板留下过话，招聘女性，首先必须有一流的长相……
那头儿还能说什么？愕然。
第二个故事——同是职员，同干着接待客人的工作。但a小姐比b小姐长得就是美丽。同是接待一批客人，b小姐失手打破了一个茶杯，引来了老板的一阵怒吼，结果，扣除了全月奖金。a小姐出言不慎，激怒了一个商人，得到的却是老板的一句安慰：“没关系，以后注意就是。”结果呢，是一个一千元的红包。
人们尽可以发挥你不满的想象，但最终只能让想象在大脑深处自生自灭。
第三个故事——她来到特区的目的，就是想一头钻进外商企业的写字楼。因为她自信自己具备了这种才能。可是，一年时间内，她至少敲过几十家外资企业的大门，但最终只是“响”过，没有真正的“进”过。究其原因，她不算漂亮。她从朋友手里借的经费早已以必要的生存消费形式扔进了特区的经济循环中。她不想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她想继续奔走下去，却受到了生存的威胁。无可奈何之下，她终于躲进简陋的木棚中，用泪水搅拌着冰冷的馒头，开始证明自己的才能：用文章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悲切困苦的遭遇与感受，然后寄给报社、杂志……
她的确有才。文章一篇篇地写，一篇篇地发。不久，终于有了特区女才子的雅称。接着在文联的鼓励下，又写出了一篇轰动一时的小说。
她成了打工妹中脱颖而出的作家。
她证明了自己的天才。
可是，她并没有忘记她来特区寻找的梦：进外商的写字楼。可惜，她成了作家，也未能实现这个梦。“不到黄河不死心”。黄河的壮观，其实因人而异，它不一定就具有普遍的征服力，但因为有了这句谚语，黄河才成了许许多多人寻求的梦。“外资企业”同此一理，人们愈是传说那儿奇妙无穷，人们就愈想跨进它的门槛。其实，那儿未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天堂。
有一种说法，外商看重人才。但那是对他们可能赚回更多的钱的那种人才。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一句话：“美丽比介绍信更具有推荐力。”
看来，有钱的外商对此也是极为推崇的。
困惑么？外资企业带给我们的困惑又何止这些呢，它与它带给中国的实惠几乎是同等的。我们将在下一节里，继续探讨与生存相辅相存的又一重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