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18）

一、“主义式”课题：你在为谁工作

供职于“三资企业”，聘员们很少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能应付纷繁复杂的商务及交际活动。他们的素质使自己永远地遨游在信心的海洋里，同样也令诸多挑剔的洋鬼子们折服，至于超负荷地工作运转，快节奏的生活习惯，虽常常使他们喘息艰难，但勤劳和自强不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精髓，又使他们身上不断地释放出超常的战胜一切挑战的力量。然而，当中外利益摆在他们的面前，且发生冲突时，在他们内心里引导起的碰撞却又犹如太阳高速带电粒子与空气分子相击一样，撞出一束束灼人的强光，使有的人感到沉重、难忍或者尴尬，也使不少的人如履薄冰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因为“卖国贼”、“汉奸”之类的词句，极容易从习惯于激动习惯于愤怒的国民的嘴缝间脱口而出，而“卖国贼”、“汉奸”又极容易让人勾起已渐渐被历史推得遥远了的沉重的记忆……可是，聘员们既然已坠入了这一环境中，并为争得如此席位或多或少地付出过代价，他们就又必须面对这些“困惑”与“干扰”作出选择。

明智的选择当然是在商务活动中，按照既定的国家法律和企业章程办事，尽可能地抹去感情色彩的纠缠，寻找出一个既能让一脉相通的同胞所接受，又不致让洋老板愤怒或者责难起来的“夹缝”，让自己风平浪静地走出尴尬的沼泽地。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除却聘员机智地把握外，有时还得付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代价。许多职员为了避免这一困惑派生出的折磨与痛苦，跨入假洋鬼子的行列之前，都暗自为自己确定过生存下去的某些原则和行为准则，即如何在民族利益和效力的企业之间保持永恒的理智。然而，这一原则又是不易找到的，或者换句话说是不易把握的，一旦与现实发生碰撞，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孤立无援。

一个在北京一家日本商社供职的中国聘员无可奈何地告诉笔者：“我们工作的全景，颇像一块三夹板，背后是老板，前面是同胞，中间是我们。不必太留心，你就会听一声声的呻吟，这呻吟，就是从我们的心里迸发出来的……作为老板的聘员，我们有义务履行企业的章程，实践企业的诺言，可是，又有几家外资企业或驻华代办的内部章程与诺言能与中国的现行法律法规相辅相成呢？更多的时候它们是一个矛盾体。因此，进入了假洋鬼子这道门槛，就意味着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必须为此付出痛苦……”

无疑，这是真实的感叹。同时成为一个爱国者（这里暂且缩小内涵）和一个合格的聘员，此路就确充满了荆棘坎坷和千难万险，稍不小心，饭碗便会在老板的愤怒下变成一片粉碎。

这里有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最终成了胜利者，但通往胜利的都是一路风险。她是从北京辗转到珠海的，她是从一名机关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一家洋老板的主力军的。她绝对不是私人秘书，而且她也失去了给洋老板当秘书小姐的年龄，但四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却使她积累了令老板刮目相看的经验，老板不由自主地把她视为在中国做生意的拐杖。然而，这也并不构成她可以在公司内随心所欲的资本，她照样得时刻提防老板绝对权力下的愤怒，她照样得把自己的工作比喻成“走钢丝绳”。在商务事宜上发生的太多的事情给了她太深的记忆，几多“惊险”她是没法抹去的。

笔者在白纸上叙述她苦衷的前几天，她又在“钢丝绳”上跳过一次“惊险的舞蹈”：劝降老板。

事情的起因是洋老板利令智昏，想同中国的税法开个“玩笑”，偷偷地扩大在中国的内销。这是违法的，道理显然易见：我国为吸引外资，对外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他们进口的原材料全部是免税的，按规定，生产出的产品应全部外销，否则这种低成本的商品就会严重地冲击国内市场。而面对这一优惠，洋老板仍然像吃了大亏似的，不断派员到内地推销产品，且趁机偷税。在一次业务会上，洋老板的这位女助理严肃地提出：内销是不合法的，如果一定要坚持内销，必须向市政府有关部门补办手续，否则一旦被发现，对公司是十分不利的。洋老板对此颇为不屑，因为补办手续，就得交税，并且警告她说：本公司不欢迎再有损害公司利益的建议出现在桌面上。隐藏在这一警告背后的潜意思是很明白的，但作为中国人，她又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去制止这一侵害中国利益的事情的继续发展，于是便转向副总经理陈述利害。他认为言之有理，但又担心不会批准。她只得说由她去想办法。因为她清楚，她不去办理，难得有人会主动请缨，毕竟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而且他人若办理不妥，洋老板决不会就此洗手不干，受侵害的仍然是中国的利益。

几番舌战，洋老板终是默认了。

她便向市府有关部门陈述：公司要向工人发工资，每月要缴水电费，急需人民币，请求批准一点内销指标。政府部门应该说是通情达理的，几经交涉后，批了1%，但洋老板仍嫌少，仍让她不断往海关送批件，且私下继续扩大内销，颇有点贪得无厌的味道。

事情终于露馅。

有关部门责令公司如实填报内销数量，但老板仍一意孤行，责成她填上“没有内销”。

她不干。老板便威胁说：“你会自食其果的。”接着就将表给另外职员来填。即便最终会“自食其果”，她也得坚持，耐心地对老板说：政府既然动了干戈，不可能没有掌握情况，只报“没有内销”恐怕是搪塞不了的，不如将过去1%的批文送上去，补些税款。硬顶后果必将严重……

老板置若罔闻。

在他的国土里做生意，他是绝不敢偷税的，健全而严密的法规会使他望而生畏，大数额的罚款甚至蹲监狱对偷税者永远不是遥远的事。而在中国，他将无此后顾之忧，在这片国土里多年的滚打摔爬，他似乎积累了太多的“经验”：下面办不通的上面可以办通；人情挡不住的，金钱可以挡住。他决意继续依此“经验”行事。

可是，他失算了。中国法规的“空隙”终于使这位善于钻进钻出的洋老板感到了喘息艰难，不得不按照女助理的方案，向市府有关部门出示了批文，且承认了内销事实。

然而，承认并不等于服罚。赖交税金又成了他的一大奢望，并找出中国既往不咎的成语作为依据，责成女助理出面与税务部门周旋。

她知道洋老板的固执仅靠他的一个职员的口舌是无法改变的，即便能改变，也是极短暂的，一遇时机，旧病会依旧复发，便力主他亲自去税务局。无可奈何之下，他去了。局长向他交代政策后说，如果继续拖延缴税金，税务部门将依法补罚他的滞纳金。他仍不以为然，又向女助理打听比局长更大的官的姓名与地址——他又要运用他的老“经验”了。结果一拖再拖，终于被税务部门罚了滞纳金。

至此，他终于尝到了中国执法官的厉害。

至此，他终于被女助理“精明”所动。

再遇类似事件，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别问我，按助理的意思办……

这位女助理用她的大胆与智慧，保护了中外两方的利益，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自我形象。问题是并非每一个职员都会有类似她的老板——虽则有些无赖，但毕竟还算通情达理，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克制自己的骄横——因此，众多的聘员在同一环境表演的同一主题的剧目时，其结局也是千差万别的。

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

某市隔街相望，有两座大饭店。东边的是家合资企业，西边是家国营企业，但就其规模而言，却在伯仲之间，因此，两家饭店表面上相安无事，其暗地里的斗争之激烈却不言而喻了。某一日，合资饭店外方总经理发现对手内部职员气氛有些紧张，便预感到他们近阶段必有大动作或者是大宗“买卖”，于是找到公关部经理、中国聘员陈风先生，指示道：两小时内你必须考察出他们的意图。

陈风先生当然知道，所谓“考察”，实际上就是眼下时兴的刺探商业情报的勾当。他当然也觉得去刺探同胞的情报以讨好洋老板，有点难。为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情，但他又必须去做，因为他们背后高悬着一个鞭子。

刺探的结果，是对方正在准备接待一个由近200人组成的日本观光团。

这可是宗大生意，外方经理当即指示，公关部必须在三天之内将这批客人拉过来，至于采取什么手段，他不管，他只想看到结果，也就是说优惠、行贿以及更为极端的方式都是可以的。陈风先生清楚，这家宾馆的各种条件都稍逊自己，把客人拉过来是极有可能的。可是，他觉得这样有点难受了，不管是从中国同胞的角度还是从做生意的良知来说，于是，他对洋经理讲：能否放弃这笔生意？而且他代表公关部保证，三个月内一定拉来一笔类似规模的生意，以此向对方显示我们的实力。洋老板回答得坚决：不行！利润我可以不在乎，但决不能看到对方热热闹闹。陈风还想坚持，老板立即挥手制止了：记住，你是我的雇员，你必须服从我的指令，否则……

无奈，陈风只好答应下来了。但是，他并没有作百分之百的努力，因此，三天后向老板汇报时，能交的当然是一张白卷。

第二天，一纸解聘令就递到了陈风的手里。

洋老板喜欢“汉奸”，而不喜欢“爱国者”。

因此，陈风先生的遭遇，在“三资企业”中就不是个别现象了。有位被洋老板连续炒了三次鱿鱼的假洋鬼子深有感触地讲，那是一块洋老板随心所欲的天地，他们就是法律，至高无上地宰割一切。仅就类似亊件引起的职员被解聘的悲剧，就占整个被解聘人员的四分之一。

这个数字不可谓不大。

这个数字所掀起的震撼也不可谓不强烈。

当我们说，进入“三资企业”谋职，已成为现代城市人价值取向的标准之一时，可想而知，已游于其中的人，为此该付出几多拼搏几多心血，如果要他们还没厌倦与失望的时候离开这儿，那又是一件异常痛苦的事情。因此，在这一痛苦的折磨下，塑造出几个现代“汉奸”也不是稀奇的事。

“现代汉奸”一说，在这儿当然带有些调侃，不过，为了在“老外”的手下生存下去，或者生存得更好一些，插手为他们干点伤害国民感情的事，有时又由不得你不干，但由此而引起的国人的指责也由不得你不听。

黄某是某工厂的工程师，他参与研究的一套新型设备，很有可能领导中国新潮流。而一家外资新技术开发公司对此觊觎已久，但却苦无高策获得这一切。一个偶然的机会，洋老板从一位中国朋友口里得知，黄某生活艰难，很希望谋到一个高薪水的单位，于是，他就成了洋老板猎取的主要对象。某一日，他约黄某一谈，以月薪5000元做诱饵，希望他能“屈就”他的公司。这份薪水对他简直像个天文数字，他岂肯放弃这个机会？几乎想都没想，便满口应承下来了。清贫的知识分子呀！他只想到了脱贫，却没想到这是洋人给他埋下的一口陷阱……

一个月后，他的薪水又从5000元提到了5500元！“无功不受禄”，中国古训。黄某找到洋老板，说这钱加不得，因为他并没有做出有板有眼的贡献。老板说：“对你，我是了解过的，用你们中国话说叫人才。只要你愿意为本公司效力，本公司空缺的副总经理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了。”又一礼拜后，老板从旁提到他参与研究的那套新型设备，并说本公司成立之日起就有“攻克”的打算，希望他能牵头组成一个专门的班子，暂投资三万美元。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经理了。

黄某这才恍然大悟，洋老板聘用他原来有其良苦用心。但他没别的路可走了，只有委屈良心了，不然他将失去眼前的一切。

所谓专门班子，实际上就是安排几个助手，帮助他恢复过去的记忆，果然，两个礼拜后，设计图纸出来了，经请国外专家鉴定均符合技术指数。黄某坐上副总宝座之后，立即着手试验。当他原来供职的工厂还在为资金喋喋不休时，他们的产品已投放市场。

一场官司开始了。但由于起诉方没申请专利和注册，败诉了，并因此损失了几十万元人民币。包括法官在内也明白洋老板的技术是盗来的，但却无可奈何，只能看水流舟。

事后，少不了有人指责黄某。

他只答：我也是没有办法。

他把一次“出卖”归结于无可奈何。

他希望社会能够以上帝的豁达理解他……

看来，他并不洒脱，即为之却不敢理直气壮。当“现代汉奸”也是需要勇气的。

类似的现象类似的人并不少见。

但他们确实需要我们的理解。他们作为外资企业的聘员和中国人的双重身份，不得不为自己选择一个原则：谈判桌上，为公司谋取最大的利益，而谈判完毕后，为平衡心理，又不得不忏悔一番。如此循环往复，使他们永久地陷入了道德良知的困惑之中……

显然，既能有效地维护民族以及自身的尊严，又不失成为一个合格的外资企业的聘员，是中国假洋鬼子们的追求，成功的范例有之，但毕竟不多，在困惑中追求“统一”的境界，于他们也许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

这一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实际上给聘员们形成的精神障碍，就是一句话：你在为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