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19）
二、揾英雄泪：能奈“洋人”几何在“洋行”里谋生，聘员们常常感到喘息艰难，其实质不在于“洋人”难共事合作，而首先在于他们是老板你是聘员，他们是真洋鬼子你是假洋鬼子，他们是权威者你是服从者。诸如此类，又构成了他们在那里的绝对权力。
权力，是一种使人产生神秘感的东西，人们看不到它的实际形象，但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无时无刻不感到它如魔鬼一般的存在，且游荡在你的身边，徘徊在你的头顶，谁也难于揣摩到它什么时候会给你带来一片苦难或者一个福音，于是，你必须在权力的存在下，警惕权力的“施暴”。
因此，对权力的解释就带有了十足的味道。克特·w·巴克在他主编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认为，权力可定义为“在个人或集团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或价值冲突的形式下执行强制性的控制”。《不列颠百科全书》则把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是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或者换句话说，权力使许多人盲目地身不由己地发生“崇拜”。一本描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书中说，只要女王在宫廷大厅一出现，整个大厅便鸦雀无声，人群纷纷为她让路。有人说，这情景使人们想起《圣经》中摩西用手杖分开红海的情景。若蒙女王注视，是男士，就会屈膝跪下；是女士，则会屈膝弯身，眼睛低垂，直至女王走过去为止。中国历史上的唐朝末年，唐昭宗凭借皇帝的权力，醉酒杀掉了一个又一个宫女，之后竟紧关宫门，沉沉大睡。十五世纪末，多半尼克会修士萨沃纳罗拉掌握了罗伦萨共和国最高权力，严格禁止赛马和宴乐，不准演奏世俗音乐，只许演奏圣歌……诸如此类，他们能随心所欲，皆因为他抓住了权力的魔棒，权力使他们摇撼着一切……
权力至高无上。权力让人望而生畏。
权力的范围有多大，征服圈就有多大。
国家首脑的权力如此。
企业长官的权力亦如此。
“三资企业”的洋老板，他不能像国家元首一样，可以宣布对邻国的战争，可以决定兴建核电站，乃至将某一日定位某个节日，但他们却可以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左右他手下的无数职员的“使用价值”，直至使用“炒鱿鱼”，砸毁你的饭碗，倾斜你的生存状态，震碎你玫瑰色的梦……
自然，他们也可以把你送进理想王国。
自然，那里确实可以重新塑造你的形象。
在深圳为老外干了两年的一位研究生说，给洋人打工，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高效率强化训练培养出你对日益趋向英雄主义式的社会竞争的能力。如果闯过了这一关，风云变幻的市场经济将会不致使你感到措手不及和茫然不知所措。
这句话实在。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是中国对年轻人永远无法放心的谚语；“太嫩了，太骄了”，亦是中国不愿把重担压在年轻人肩上的永远的借口，而西方相反，他们担心的是年轻人长得太慢，习惯于把工作中的一份份沉重压在他们的肩上。
无疑，这不仅只是代沟问题，而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哪种方式更接近社会的需要呢？外资企业大量地招聘中国的青年一族，确实给中国传统的用人之道带来了一股新鲜的风。
我们还必须承认的是，这股新鲜的风确实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实干与才智兼备的中国人。
广州中国大酒店副总经理刘庆曾先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王志纲采访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酒店3000多员工，年跳槽率为30%。即每年有八九百名熟练员工流到其他酒店去。这些年，从我们酒店跳出去的管理人员，实际上已独立在不少的地方在不同的层次上管理了高级饭店。他们开始是到深圳、珠海，后来就北上到北京，后来又到大连、内蒙，南到海南。现在新世界集团聘请的管理人员，像北京的“王府”、苏州的“雅都”，都是我们酒店跑去的人……
如果觉得这太抽象，我们不妨听个故事。
1993年3月29日的《文汇报》，曾以《从打工仔到总经理》为题，向社会报道这一个典型的例子。
主人公叫邱魁。
10年前，他从四川长虹机械厂出来闯荡深圳时，兜里仅有45元人民币，然而，他懂无线电，凭这一技之长，他踏进了“三洋”（蛇口）电机有限公司。
日本人的管理素以“严、细、抠”著称。在这一环境中，被四十余年大锅饭培养出了一种惰性与懒散，并习惯于等待奇迹出现的中国打工仔的承受力突破了极限，终于爆发了轰动蛇口的“三洋大罢工”。然而，在这场似乎关系到中国国民“尊严”与“人格”的大是大非的面前，邱魁当了“逃兵”。
当“逃兵”自然会招来指责与非难。
但邱魁自有他的思维定势：打工赚钱并非他的最终目的。不错，小鬼子太抠，但经营与管理的水平却是无可非议的。抠得有根有据。自身素质不高，却一味盯着高薪水未必正确。
他正视了这一点，也就有了更高的追求。
三年后，他被破格提拔为三洋（蛇口）录音机厂厂长，刚组织生产录音机时，三洋总厂从日本派来了七名专家，见厂里全是些毛嫩嫩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不免愁从心底来：这些人的素质太差了，要想每条流水生产线能达到日装备300台录音机的水平，他们起码得努力三年！
非常有趣的是，事实却给了这些日本专家们一个响亮的耳光，只一星期，300台的日产生产量就被突破了。这是奇迹。没等日本专家反应过来，没等日本专家消化这一奇迹带来的震撼，第二天，日产量又被400台改写。几天以后，录音机的日产量又创造了每条流水线日产800台的历史纪录。
日本人惊呆了。有人问邱魁成功奥秘何在？他答得风趣而幽默：“这叫日本特色加中国特色。”
日本老板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他可以享受日本专家的同等福利，月平均收入已高达七八千元。可是，他却向老板呈递了辞职报告，连他一手培养起来的43名技术骨干也跟着他一块辞了职。洋老板重金挽留，未使邱魁回心转意。他的选择，留给了人们一个偌大的问号：他到底为了什么？
其实，邱魁跳槽并非心血来潮之下的偶然之举。自1983年他进入三洋打工之日起，一个辉煌自我人生的构图就已在他心底顽强形成：在外资企业中强化训练，完善技术和管理经验，条件成熟后，独立创办一个高效益的企业。
那么，这个当过打工仔的总经理，在他统帅的企业中显露了怎样的风采呢？
这家企业叫长源电气公司，当年他接过“帅印”时，濒于倒闭，1990年9月投产后，仅一年的时间就在他手里赚了三个同等投资规模的企业。截至1991年9月底，这个250人的小公司已创造价值1亿美元，人均创造产值40万美元。
邱魁未必是在刻意追求辉煌和潇洒自我，但是他毕竟辉煌了潇洒了。然而，谁又能否定一个事实，他的成功很大的程度上不得益于他曾在洋老板的麾下锤炼过呢？换句话说，打工仔的历史孕育了他今天的灿烂。
无疑，他的成功体现了中国人的聪慧。很多外资企业的老板，曾对中国雇员抱有一份担心和疑惑：这块特殊的土壤养育的中国龙，不曾啃过三明治，他们能适应得了紧锣密鼓般的西风欧雨的洗礼么？
显然，“洋人”的忧虑被发出怒吼的中国人敲碎。
同样无疑，“日本人的敬业，美国人的胆识，德国人的聪颖，英国人的稳健”，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的巧妙运用，是吸引无数中国聘员毅然决然走进“三资企业”的一面旗帜，可是，他们希望用这碗“洋酒”为自己日后有所作为垫底，而另一种存在却是，“洋酒”在洋老板权力的庇护下，并非是深入其中后就能唾手可得的。邱魁，他也许代表的只能是一个极小的群体，在更大范围的假洋鬼子中，他们命运多舛。
洋老板是不会轻易高抬贵手的。
除非你为他获得了非凡的利益，除非你真正地战胜了他。有时，即使你达到了这一境界，也未能够从他灵魂中刺激出几滴“夜雨”。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职员，大学教师、大学生、研究生，匆匆地与原来的职业挥手告别，或“就地取材”，或远涉他乡，纷纷地投入到“三资企业”的怀里，玩起了假洋鬼子的招数。体面职业和高收入形成的消费观念和超前心态，使许多人自然地联想到欧美社会七八十年代涌现出来的雅皮士（成功的都市职业青年）。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中国人。可是，在国人的眼中，他们几乎成了外来者，而在洋人的眼中，他们却始终没有走出国门。
同胞的倾慕，也许会使他们生出几分得意，而洋人的不屑一顾，又将使他们感到了几分失落。
他们的得意，久而久之又会引起国人情感的失衡，而引出劣性心态的爆发；他们的“失落感”呢，又将导致洋老板的不满。其结果，是他们在哪一方也得不到信任，尽管他们使出了全身解数。
我们说，中国人的才智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和层次上征服着洋人，让他们不由得不折腰，但实际上洋人只是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他们的“使用价值”，他们常常处于一种不被信任的尴尬境地。这样，在他们以车代步，昂首阔步走入高消费市场，笔挺的西装和温文尔雅的姿态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无以言说的苦涩。这一苦涩并非来自物质，而是进入不了被认同的精神领域……
某外商独资企业的洋老板公开宣称：我就是企业里的法律，职员的生杀大权我攥着。这也许不错，一方天地没有一个领袖难成大事，但如此无所顾忌目空一切，支撑他的自然是他手里的金钱和对中国职员的偏见。如此前提之下，聘员想在这氛围里充分地显露自己的才能展示自己的个性从而得到相应的“精神认同”的话，可想而知，前途就不敢乐观了。有聘员透露，中国聘员在这家公司中最高的职位是部门的经理，尽管他们干了三年，有的甚至四年，而且实绩显赫。然而，一个洋打工，哪怕实绩平平，两月半载则可称为部门的最高“领袖”。
又据文载，截至1992年年初，约有1200名中国员工受雇于上海的外资企业，参与主要经营活动的占70%，但提升到科长以上的职位的仅有10人。文中继续指出：更多的情况是，外资企业的中国员工一旦提升到了中级职务以后，晋升之门实际已对他们关闭。在很多情况下，公司重大的决策，他们无法参与，即便告知结论，也有所保留……
中国有句古训：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洋老板的这一举动，不啻是一种实质性的歧视，中国雇员能不由此感到痛苦？能不由此叹息“高处不胜寒”么？
据说，这种情况不仅只是上海，包括沿海特区的珠海、深圳、厦门，也是同一道风景。
这里有两个故事，恐怕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张晓研究生毕业后，他放弃了进一家国办研究所的机会，几经碰壁后，在外商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安营扎寨了。
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是学微机管理的，且发展趋势良好，奋斗几年，副教授或教授的桂冠对他并非是遥远的给予。他当时的回答是：暂时放弃自己的专业，改变生存环境，投入一种陌生的氛围中当然不免痛苦，但作为一个现代青年，即将迎接的又是一个崭新的世纪，适应快节奏生活，创造新的自我世界，面对各种挑战依旧是必不可少的。教授是一种诱惑，当企业家也不失为一种崇高的追求。
由此看来，用实业来丰富自己的未来将成为他的一种实践，而进外资企业则是为实现“未来”的一种准备。
他研究生的金字招牌，给他带来了较高的起点：洋老板委任他为财务部的经理，标准的白领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