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男大当嫁，女大当婚下》（14）

以毒攻毒

三天年刚过下来，村子里就传出一个消息，一个人人都愿意传、人人都不愿意接受的消息——于洪章开始吃“派饭”了。“派饭”原本的意思是，指派农户给来村工作的同志所提供的饭食。于洪章不是驻村干部，他没有资格吃派饭，是他自己硬往各户里“派”。确切地说，他吃的这饭应该叫“赖饭”。明明是赖饭，为啥硬把它叫成派饭呢？村里人觉得叫赖饭也得管他饭、叫派饭也得管他饭，为啥不拣好听地叫呢？

于庆章不是被扈所长“铐”在树上，等县公安局的专车来接吗？那是吓唬于庆章，他哪有权力指派县公安局？大闹包子铺儿那天，扈所长把于庆章带到公社派出所，初步打算拘留他十天。公社分管政法的副主任虽不认识于庆章，但他了解于庆章。他对扈所长说，于庆章是个老光棍儿，你拘留他，谁来给他送饭？让他在咱这里吃上十天，四个煎包锅子“吃”下去了，那不等于他砸了六个煎包锅子吗？可怜于庆章连一顿“公家饭儿”也没混上，在晚饭前被无罪释放。

今日向何方？天都这么晚了，晃悠到家还不饿清了肠子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想到了公社食堂的吴传朋。

过去，于洪章一断顿就下户要着吃。自打上年开始，村里人慢慢“觉悟”了，懒得再给他了：都是一天八大两的定量，人家够吃他为啥不够吃？人家那八大两是搀上糠吃、包上菜吃，他是光吃净粮食；人家那八大两都是吃进去的，他那八大两起码有一半儿是转换成烟酒抽进去、喝进去的。换句话说，就是各家各户成年累月变相地供应他酒，供应他烟。

村里人“觉悟”之日，就是于洪章断顿之时。要饭不是抢饭，要到门上说没有，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于洪章伸着手入户，空着手出来的回数越来越频，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天数越来越多。他知道全村的人都在对付他，于是便想出了这个小名叫“赖饭”、大名叫“派饭”的新办法。

要饭是被动的，赖饭则是化被动为主动——我赖在你家不走，你还敢说没有？你舀上粥我就端碗，你熥出干粮来我就伸手。都是自家街坊爷们儿，谁好意思推我、谁敢推我？谁推倒我摔断我的腿，谁家花得就更多。

当然，于洪章也知道人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暂定一户赖一天，从村东头开始、一户一户往西赶。如果遇上脾气儿好、心底善良的，就把一天增为两天，特善良的再加一天。

罗三九虽不是最东头的一户，但于洪章决定把他家作为吃派饭的第一户。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是为群众谋利益的，不先在他家吃、先在谁家吃？

第一天吃派饭，给于洪章的感觉还不错，罗三九一点也没小看他，让他和全家人同吃、同坐，只是全家人都搭拉着眼皮、搭拉着嘴角，都不怎么和他说话。

吃完晚饭往家走，罗三九竟然紧随其后，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这让他很是感动，当即决定明日再让罗三九“派”一天。

再“派”的这一天，罗三九一天没搭理他。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只大花猫赖在桌子底下不走，气得罗三九“啪”地拍了一下桌子。

于洪章装做没听见，该咋吃还是咋吃，并有意把嘴“吧嗒”得响着点儿：你拍打桌子吓唬猫，我一点也不心虚。全村二百多户人家，一户“派”一天就是二百多天，大半年就下来了，难道我还在乎你这一天？多吃你这三顿饭，看重的不是三顿饭，而是为了讨个说法儿，为接下来的走家串户开个好头儿。以后每到一户人家吃派饭，跟户主打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罗三九家吃了两天，在你家只吃一天。

于占吉住在村西北角，等轮到他“献爱心”时，于洪章吃派饭已吃了半年多，已到了三秋大忙季节。

“洪章叔，我咋看着你吃派饭吃得比原先瘦了？”对于于洪章这种要饭不要脸的选择，于占吉打心眼里赞同。不然的话，这大半年最少也得来他家吃上十顿二十顿的。

“占吉，让我吃上一天雪白的大馍馍解解馋吧！”于洪章说，“自打吃派饭到如今，我一顿面饭也没捞着吃啊！”

“庄户人家平日里舍不得吃顿面饭，赶上过节谁家不改善改善生活？”于占吉对于洪章刚才的话，有些半信半疑，“你咋说一顿面饭也没捞着吃呢？”

“我到谁家、谁家就不吃面饭，不到谁家、谁家就有可能吃面饭。不让我吃饭叫没有善心，过节不让我吃面饭但粗粮管饱，也应该算他们没有善心！”于洪章冤枉得眼看就要落泪了，“炒菜不用油、用水炒，不知是家家户户挤眼儿、弄鼻儿商量好了对付我，还是各户对付各户的。他们是为着我去，一天、两天不见油；我是天天不见油，象话吗？人心都让狗吃了。”

“吃过这轮儿派饭来，还准备吃下一轮儿吗？”面对着瘦得皮包骨、瘦得三根筋挑着个大脑袋的于洪章，于占吉估计，再要轮上一轮儿的话，就会把他从地上轮到地下头去了。

“不轮了，不轮了。”于洪章说，“要饭也好、派饭也罢，都算是吃‘百家饭儿’。依我看，百家饭儿比起‘公家饭儿’来差远了。”

通往‘公家饭儿’的那张通行证，就掌握在公社派出所手里。”于占吉说，“他们不‘推荐’你，你就吃不上。”

“不‘推荐’是怨我犯的那错儿小。”于洪章说，“象我这个岁数想靠‘打砸抢’，靠小偷小摸已经进不去了，只有犯政治错误才能一犯一个准。”

“政治错误？”于占吉吓了一大跳，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于洪章竟敢公开说出来。

“对，政治错误。犯这种错误不着动力气儿。”于洪章说，“只要上、下嘴唇儿忽闪几下子，能发出声音来就行。”

“那……那你得寻找到合适的机会呀！”一提到政治错误，刚才还热得满身是汗的于占吉，一下子就戒了汗、浑身凉飕飕的，但凉得一点也不舒坦。

“过年、过节、过生日，对我来讲早就没有了盼头。”于洪章说，“我盼的就是‘机会’。”

从秋盼到冬，尽管机会来得超出了于洪章的预期，但还是来了。腊月二十这一天，县法院在临河公社召开公判大会，对十九名刑事犯进行公开宣判，要求各大队的革命群众都参加。要求归要求，但参加的还是不如不参加的多。不多还近万人，全参加根本盛不下。之所以把会场设在临河，是因为十九名罪犯中，有将近一半儿是这个公社的。

开会的这一天，于洪章刮了刮胡子、洗了洗脸，穿上仅有的一身没补丁的衣裳，一大早就离开了村子——今日是临河大集，他的早饭还在集上呢！

在通往临河的路上，看他那身穿戴、那高兴劲儿，根本不象是参加公判大会的，而象是去走亲戚的。

每逢临河大集这一天，于洪章的早饭、午饭都在集上吃。自从他大闹包子铺儿后，咬一口就冒热气的囫囵包子是捞不着吃了，他只能手面子朝上，从吃包子、吃馍馍的人手中，一口儿一口儿地要着吃。

让想在集上吃饭，想在集上要饭的人没料到的是，今日大众饭店接公社通知，全体职工都去参加公判大会，等散了会再开门营业。

想买饭吃的只能干咂嘴儿，想从吃饭人嘴里要饭吃的于洪章，理屈得连嘴都不好意思张了。中午饭已用不着自己安排，可这顿早晨饭还得吃，不吃心慌，不吃喊起口号来声音就不洪亮。没办法儿，他只得从集上的大街转入集上的小巷。走家串户混了个半饱儿，等赶到公判大会会场，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审判台坐北朝南，是用木桩、木板临时搭建起来的。应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关领导已全部就坐，应在主席台前“就站”的罪犯还在台下。

于洪章刚想在主席台前的一角“就座”，一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迎面走过来问道：“爷爷，您是哪个大队的？您找谁？”

“我是于家屋子的、谁也不找。”于洪章说，“我那腿脚不好，在台下站多了时候不行，想倚着这根台柱子蹲蹲、坐坐，看看热闹儿。反正又不碍你们的事。”

“不行。是哪个大队就到哪个大队所在的地方去。”“红袖章”说，“不是与大会有关的人员，谁也不能到台上来。”

于洪章还想再缠磨缠磨他，被“红袖章”假扶真推，用柔软的方式硬把他推了下去。

台下横插着一趟贴有白纸的木牌儿，木牌儿上分别写有各大队的名字。由于场地东西短、南北长，木牌儿与木牌儿之间仅有一庹左右的距离，每个大队的与会人员只能挤下四路纵队，人多的只好无限度地往后“纵”。“纵”得认不出主席台上的面孔了咋办？没办法儿。

于洪章无奈来到了写有“于家屋子”的木牌儿跟前。紧挨木牌儿站着的几个年轻人嫌他脏，但又不能撵他，只好找来两块囫囵砖在木牌儿旁边一摞，又从场地边上扯来两把干草，把他按在了这个带有“软垫子”的硬座上。于洪章一下子矮下去大半截，脏也随即减少了一大半儿。

让于洪章感到庆幸的是，于家屋子的木牌儿基本上算是和审判台正对着，他在台下喊，领导既能看得清，也能听得见。

“把犯罪分子押上来！”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十九名罪犯一字儿排开，大躬腰站在审判台上，把腚撅给了各位领导，把头顶展现在了革命群众面前。

“我看这次判决太缺乏人情味儿，特别是那些牌子上打着叉号的罪犯，今日都腊月二十了，咋不让人家‘喘着气儿’过下这个年来？”人群中不知谁冒出了这么一句。

“早走晚走都是走，混到他们这个份儿上，你寻思还盼年吗？还拿着过年当回事儿吗？”吴三九说，“依我看和娶媳妇一样，要紧的是挑拣个好日子。今日是双月双日子，比正月里的任何一天走都好。”

“广大的革命群众请注意——”刚才给于庆章叫爷爷的那个“红袖章”，对着台下拍了拍手说，“每审判完一个罪犯，我就领着大家喊口号。我喊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句。”

听到这话，于洪章坐不住了，他拍打拍打腚上粘着的干草，站了起来。他担心口号中没有他准备的那一句。其实，没有也不要紧，“红袖章”不喊他照样可以喊。当然还是有好，有那一句的话，他于洪章喊起来顺理成章。

审判开始了。审判完第一个罪犯后，“红袖章”憋足了劲、涨红了脸，伸出握成拳头的右手大声喊：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坚决镇压反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_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