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男大当嫁，女大当婚上》（19）

“糖弹”埋伏到了被窝儿里被众兄弟从派出所拉回来后，于汉甲一直躺在床上养踢打伤、养鼻子。刚进派出所时，鼻子疼得厉害，出派出所时鼻子不那么疼了——身子的剧疼把鼻子的疼压下去了。腿上腚上那青一片、紫一片的伤痕，迫使他躺一会儿就得换一换姿势，换姿势时疼得他咧嘴耸鼻，咧嘴很明显、耸鼻被白补丁挡得看不见，只能从咧嘴必耸鼻的连锁反应中类推出来。

于汉甲挨打这事虽很难保密，但家族内的人对外都避而不提，“星火燎原”的队员们也就装作不知道，拿着“仨核桃俩枣”来看队长的、都是看他的鼻子，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凡来看队长鼻子的、都没看见队长的鼻子，只看见脸中间白乎乎的一片。

“这是咋啦？”公社红卫兵团副团长胡东彪、可不是来看于汉甲，他是另有别事。

于汉甲想向他诉苦——诉在派出所挨打的苦——由于感冒鼻不通，擤又没法擤，不擤又往外流，就把两团药棉塞进了鼻眼儿里。自己说话别扭，别人听起来费劲，只哼哼了两句就被于方彪把话茬儿接了过去。

“我看这事自认倒霉算了，派出所属公、检、法，一般情况下咱惹不了他们。”胡东彪没工夫听于汉甲父子诉苦，他把话题一转说，“你们知道我是来干啥的吗？”

没容于方彪父子猜想，胡东彪就说：“我是来给你爷俩透个信儿，前些日子咱大队成立的那革命委员会不算数了。”

“不算数儿了？”于汉甲惊得想从床上爬起来，被踢伤了的腰椎死活不让他翻身，“哎呀我羊（娘）啊！”

“这么说，我这革委主任就‘吹灯’了？”于方彪听到这消息后的滋味儿，不压于于汉甲被踢、被打、被咬了鼻子尖儿。

“这几天先‘吹灯’。”胡东彪说，“过几天再‘点起来’。”

“这话怎讲？”一听说还“点起来”，于方彪的心里顿时亮堂了许多。

“原先你这个革委主任是公社革委指定，副主任由你指定，这都是临时性的，不符合选举程序。上头最近有指示：临河公社各大队的革命委员会，必须有本大队各兄弟组织的代表共同组成，以公社红卫兵团在各大队的下属组织为主。你们‘星火燎原’是红卫兵团的下属组织，所以革委会主任应该还是你的。”胡东彪说，“为配合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公社革委给每个大队配备一名特派员，全权负责选举工作。派到你们大队的是财政所的小汪。”

“小汪啊，我认得他。”于方彪说，“不就是那年来俺大队负责瞒产私分的那个小青年吗？”

“不，是监督瞒产私分。”胡东彪纠正说。

“这个小青年心眼儿不少啊！”于方彪说，“可就是不大好说话。”

“不大好说话儿？现在的小汪一开口就闸不住，一讲就是一大套，小汪变成汪铁嘴了”。胡东彪说，“辩论时谁也辩不过他，扣上毛主席语录本，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尾。”

“这文化大革命可真培养人才啊！”于方彪说，“汪特派员啥时来，我们派人去接他。”

“那可不行。”胡东彪说，“虽然我和小汪都向着你们‘星火燎原’，但‘私’在心里，‘公’在面上，能遮掩的咱还是尽量遮掩。因为你们大队的情况比较复杂。”

“经你这一提醒，让我想起一件事。”于方彪说，“俺大队‘花枝俏’战斗队的队长大运他娘，大号马青花，是个很有来头儿的人。她兄弟马青水是县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头头儿，出进坐小卧车儿啊！”

“马青水算个球！”胡东彪说，“他那个破‘司令部’被咱们‘县红卫兵军团’欺得抬不起头来，压得喘不过气来，眼看就要憋煞了。”

“听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放心了。”于方彪说，“只要马青水帮不上忙，大运他娘就没戏了。”

“话可不能这么讲，马青水是马青水，马青……”胡东彪挠着头皮问，“马青……什么来着？”

“呱！”于汉甲在床上叫了一声。

“对对，马青花。”胡东彪由“呱”联想到“花”，总算听懂了他这句由一个字组成的话，“马青花的‘花枝俏’战斗队，绝大多数是妇女、姐妹，是娘子军，这在咱临河公社还算是新生事物。由此可以看出，这人不简单啊！她的人马虽不如咱多，但加上‘千钧棒’就超过咱。你这个人以武为主，从他们这两个战斗队的队长中随便挑出一个，小心眼都比你多，我是怕他们在未来的革委会中，把你这个主任架空啊！”

“分析得真到家呀！”于方彪说，“胡队长，我算是服你了。”

“真是一害（厉害）！”于汉甲骂胡东彪是假，夸奖他是真。

“你大侄子夸你真是厉害。”于方彪气乎乎地走到儿子跟前训斥道，“粪门不清就别放，想放就把药棉拖出来。”

于汉甲把两块早已饱和的药棉从鼻子眼儿里拖出来，扔进了尿盆儿里，“哎呀，空气真新鲜啊！”

胡东彪回公社的第二天，特派员小汪便背着行李卷儿来到了于家屋子。

进村后先找谁呢？找于方彪未免有些太暴露。因为各大队的革委主任人选虽是公社内定好了的，但打出的旗号仍是领导推荐和群众选举相结合。群众推荐的形式还没走，就直接走进内定的革委主任家，总觉有点儿不合适。站在村十字路口的小汪，一时失去了方向。进村就得入户，小汪琢磨来琢磨去，最终还是不得不自己打自己那嘴，朝于方彪家走去。

“欢迎欢迎啊！你咋不骑个车子来呢？”于方彪望着满脸是汗的小汪说，“背着这么重的行李走八、九里路，多累得慌呀！”

“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小汪说，“和红卫兵小将步行八、九百里上北京串连相比，这走这么点路算得了什么？”

“快坐下歇歇。”于方彪说着就去扯他肩上的行李卷儿，“我把西屋腾出来了，这回就让你住在俺家里。”

“那可不行！”小汪猛地推开于方彪扯他背带的那只手，“我要住的户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家庭出身贫农，二是家庭条件最差。”

于方彪想了想说：“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俺村里只有一户。”

“这一户的户主是谁？”小汪急着问。

“他叫于庆章。还户主呢，户主户员一个熊样了，反正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饥困。”于方彪说，“于庆章‘土改’时受了——不，分到了地主的一个四合院，现如今西屋、南屋都让他卖光吃光，东屋里盛着些乱七八糟，你去了吃也成问题、住也成问题。”

“他吃啥我吃啥，我要和革命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小汪说，“越是这样的环境，越能磨练自己的意志。”

“他吃啥你吃啥行是行，可他三日两头儿断顿、你还跟着他断顿吗？他十天足有八天没啥吃，你咋和他‘同吃’？”于方彪想了想说，“要不就这么办：你在于庆章家住，在我家吃。我这条件不算好，顿顿热汤热水儿还是能办到。”

“他没饭吃我有粮票，他不炒菜我和他同吃咸萝卜条儿，生活条件再差再苦，总比解放前强吧？”小汪说，“我这次来就是暗中支持你们‘星火燎原’，一天三顿在你家吃，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你讲的这个理儿我不是不明白，”于方彪为难地说，“可我眼看着你到于庆章家去受这个洋罪，心里总觉得亏得慌。”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死都不怕，我还怕苦吗？”小汪毫不迟疑地背起了铺盖卷儿。

“你知不道门儿，我送你的。”于方彪紧跟在小汪身后，想夺过他装日用品的行李兜。

“让你送和在你家吃同样不合适。”小汪把网兜往前一甩说，“鼻子下头有嘴，还能问不着门儿吗？”

“从我这里向北、顺中心街向东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南拐，院中有棵大榆树……”话刚说了一半，于方彪忙又改口说，“没了，没了，大榆树让他卖了换酒喝了。

送走小汪，于方彪回屋对汉丙说，“于庆章家脏得和那牛栏里一样，快叫上几个队员过去打扫打扫。”

来到于庆章家的院门前，门鼻儿上挂着一个断了钩的牛鼻圈。小汪站了一会儿没把主人等来，却等来了几个扛铁锨、拿扫帚的。

于汉丙放下扫帚去摘牛鼻圈，小汪忙拦挡他说：“这样做不礼貌，还是稍等一等吧，既是没上锁，就说明他没走远。”

于汉丙说：“他今日就是跑到济南，门鼻儿上也是挂着这个破牛鼻圈。他压根儿就连把锁也没有啊！”

于庆章总算被等回来了。当小汪说出自己的打算后，他紧紧握住小汪的手说：“同志（他对上头来的人，不管职位大小，一律称同志）啊，帮帮我呀，我断顿断了好几天了，今早晨拜了仨门子，就没填饱鼻子下头这个大窟窿。过去八路军爱帮穷人，打‘淮海’时于家屋子过队伍，有个炊事班在俺家住了一宿，那些个子弟兵不叫大爷不说话，和穷人可近乎了。他们见俺家穷得揭不开锅，临走还给俺留下三十多斤小米儿呢！解放后来的那些个同志，就不如八路军热情，一拨又一拨的同志进村后，都喜欢往当官的家里跑，就是不往我这里跑。没想到你这个革命的小同志，访贫问苦跑到我家里来了。好哇，好哇！好是好，只不过来的不是时候，咱就别说后晌饭了，今晌午我就等米下锅。”

“大爷，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小汪说，“我带的那干粮足够咱俩吃两顿的，明日我就到粮所打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