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男大当嫁，女大当婚上》（8）

温暖舒适的高帽子象县城大集上那样的棒子队，很快在公社大集上出现；象县一中停课闹革命那样的闹剧，开始在公社中学重演。下边跟着上边学，孩子跟着大人跑，县上乱了套，公社乱了套，大队里也乱了套。队长不听书记的了，社员不听队长的了，“地富反坏右”被踩在脚下，贫下中农继“土改”之后，又一次站起来了。

不过，靠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和城里人不一样，千革命、万革命，不能革庄稼的命。于家屋子这一年的秋收照常收，只是比往年落在地里的多了；秋种照常种，只是比往年种得晚了；宜时的“秋分”麦子一块也没有，顶耩完最后一块地已进入“立冬”节气，这块地里的麦苗上冻之前是出不来了，只能“土里捂”（来年春天发芽）了。

当保管员把耠子、耧、犁、耙锁进仓屋时，入冬的第一场雪已经落了下来。庄户人家有句俗语，叫做“阴雨天打孩子——趁空儿”，于家屋子憋了一秋的造反派们、互不服气的造反派们，总算有机会比试比试了。

以于方彪为首的一伙，成立了“星火燎原”战斗队。于方彪任正队长，他儿子于汉甲任第一副队长，大哥于方忠、二哥于方信分别任第二、第三副队长。

于方彪家是村里的大户，他亲兄弟仨，亲叔兄弟九个，到了于汉甲这一辈儿，亲堂叔兄弟达二十八个。于方彪在于家屋子一队跳脚子骂一句，连队长都得装耷作哑。

于方彪的大哥于方忠，是“方”字辈儿中的老大。当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到了该上学、该起大名的时候，他在老师面前报出“于汉江”三个字。这就意味着，“方”字辈儿的下辈儿是“汉”字辈儿，后面一个字的偏旁，必须是“水”字旁。

当于方彪的大儿子到了该上学、该起大名的时候，两口子犯了难。于方彪对他媳妇说，“汉”字后头“江、河、海、洋”都有叫的了，好字都让人家占了，咱该叫“汉”啥？

方彪媳妇上过一年多的识字班，能认百八十个字。她说就叫汉湖吧，这个名字不难听。于方彪说，你还知不道啊？咱大哥那个小儿，还没等上学就起下这个大名了。方彪媳妇说，老大这个杂碎（坏的意思）他是看着这个名字好，早占下呀！，于方彪生气地说，咱他娘的总不能叫“汉沟”“汉湾”吧？方彪媳妇说，脚下咱就有三个儿子，往后生几个还定不住数，头一个就起不出大名来咋行？于方彪说，动力气的活我行，给孩子们起名这活儿、我有劲使不上啊！方彪媳妇手捂额头琢磨了一下说，不占“水”字旁了，我看咱就按“甲、乙、丙、丁”一个一个地往下排吧。这样叫的话，不光咱这仨儿都有了大名，连没生出来的也都给他们起好等着了。俺娘家村上一户人家的儿子们就占这四个字，弟兄四个都过得很好，老三还是个大工人呢！于方彪一听高了兴：老大呀老大，别说你和我抢“湖”字，就算是白送个“湖”字给我我也不要，俺老婆连没生出来的孩子都给起上大名了。这些个名字就象一沓子没用过的新钱一样，能排起号来呀！

“星火燎原”成立不到三天，以二队队长吴洪敏和一队队长于法子为首的一伙，又成立了“千钧棒”战斗队。生产队和战斗队的负责人都称呼为“队长”，两个人等于在各自身为队长的身上，又“摞”上了一个队长。只不过吴洪敏摞的是正队长，于法子摞的是副队长。

成立战斗队的目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就是搞革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是句有皮没瓤儿的空口号，搞“革命大批判”才算是真抓实干、才能显现出自家那本事来。批判谁？当然是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星火燎原”想押着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简称）和走资派游街，“千钧棒”想解着五类分子和走资派示众，两个战斗队都愿意占先，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让谁。“星火燎原”仗着人多势众，准备和“千钧棒”干一仗、分个输赢。结果，仗还没打就分出输赢来了——公社“红卫兵大队”指示：于家屋子的造反派争抢着游斗五类分子和走资派，是最最革命的革命行动，经研究决定，“千钧棒”在先，“星火燎原”在后。

原来，公社的两个战斗队经过一番血的较量后，“红卫兵大队”硬了起来，“红卫兵团”软了下去。吴洪敏在公社干炊事员的儿子吴传朋，和“红卫兵大队”的头头儿打了个招呼后，就让他爹的“千钧棒”战斗队、成了“红卫兵大队”的下属组织。吴传朋在公社里的人缘咋这么好？不是他会交往，是他干的那差事好——造反派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于方彪在村里的势力再大，也不如公社“红卫兵大队”的势力大，一级压一级、公鸡压母鸡，在公社造反派头头儿们的眼里，他们是“公鸡”，各大队的造反派组织都是“母鸡”。

在于家屋子，算得上“五类分子”的，勉勉强强能凑三个人：一个国民党员被划到“反革命”里，一个“摘帽”右派仍按右派对待，只有老地主罗武臣当之无愧。就象一个人五音不全一样，于家屋子的五类分子先天性不全，“地富反坏右”中，“富”和“坏”缺席。开会时有两人缺席可以补缺，也可以把这两人强行叫来；五类分子中缺两类就是缺两类，补谁谁不进，叫谁谁不来。

上级领导在讲话中曾多次强调，要团结和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要打击和孤立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于家屋子的造反派头头儿们按这个比数一算，本大队的阶级敌人还占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远远不符合斗争的需要。押着三个五类分子游街，那不叫游街，那叫耍猴儿。如不放宽标准，扩大一下打击面，这个“街”将无法“游”、这个“众”将无法“示”。

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战斗队在这方面取得了惊人的一致。双方的头头儿们坐下来开了一个会，硬是扩大了本村五类分子的范围：凡享受过剥削阶级家庭生活的、沾过地、富家庭光的地富子弟，都划在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凡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兵、混过事儿的，都划在坏分子之内。

经过扩充后的五类分子队伍，由三人增加到二十五人，“地富反坏右”全了。尽管仍达不到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五，但游起街来、示起众来，也着实象支队伍了。

两个战斗队的头头儿们统一认识后，马上召开五类分子“认帽会”。在这个会上，于占吉领到了两顶帽子：地主帽子和坏分子帽子。对于“扩大”上的这顶地主帽子、他认了，因为土改前他已娶了媳妇、生了大儿子吉光，享受上了剥削阶级生活；对于坏分子这顶帽子，他感到冤枉，因为参加国民党军后，他只打过一次仗，而这一仗是和日军打的，他还杀死了一个日本鬼子。

冤枉也得认了——在造反派面前，“认”或许比“不认”更赚便宜。

游街的前一天晚上，同样被扩大进来的地主分子吴学仁、来到了于占吉家，想听他拉嗒拉嗒，让他给自己壮壮胆、压压惊。

“占吉呀，可屈煞我了！”吴学仁进门先诉苦，“我从小在后娘手里长大，和家里的长工、短工干一样的活。除了过年过节，连顿面饭都捞不着吃呀……”

“学仁叔，您是来拉家史、还是另有别事？”于占吉这样问的目的、是想打断这个拉起来就没完没了的话题，让他为啥说啥。他那心小得象芝麻粒儿似的，准是一听说游街示众，吓得钻到死胡同里出不来了。

“自打把我划成五类分子的那一天起，就没睡过安稳觉，”吴学仁说，“今后晌你要是不给我想想办法、开导开导我，这一夜就别想瞑瞑眼啊！”

“最管用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看做一头牲口，把造反派看成赶牲口的。”于占吉开导他说，“如果您能按我说的这样去想，就会由‘瞑不上眼’一步步进入到“睁不开眼”；如果再进一步、能达到我所达到的境界的话，说不定您还会打起呼噜来。”

“你说的这话儿我咋听不大明白呢？”吴学仁用学生请教老师时的目光看着于占吉。

“听不明白是因为您还没把自己当成牲口看待。”于占吉解释道，“牲口几乎天天挨打，它要是因怕挨打睡不着觉，那它不就天天睡不着觉吗？牲口因为习惯了挨打，也就不在乎挨打了，不在乎了也就睡着觉了。您不在乎挨打、挨斗，同样也就睡着觉了。”

“占吉老侄子，让你这么一开导，我心里还真就不那么害怕了。”吴学仁说，“这会儿让你拿咱和牲口比，比得我还真有点儿困了。”

听了这个“劝人方”，吴学仁今夜睡着睡不着于占吉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反正他是顶鸡叫头遍还没睡着……“爹，快起来吧，我烧中火儿（做熟饭）了。”吉霞站在炕前催促道，“吴洪敏和您定的是太阳一杆子多高集合，可今日是西北风卷着小雪花，看不出东边冒红不冒红。”

于占吉一轱辘爬起来，揉着眼问：“几点了？”

“他们不按点，咱那马蹄表也就派不上用场。”吉霞说，“还是早吃了等着好。”

往常都是于占吉起来烧火，今早晨吉霞没用嘱咐就早早做熟了饭。她拨开北屋门闩时爹还睁眼看了看，不一会儿又睡过去了。躺下后大半宿没睡着，一夜的觉都挤到鸡叫头遍以后了。

吉光和吉亮先后走了进来。平日里爱睡懒觉的孩子们，今天起得都比爹早，吉霞做饭算是早起的理由，可吉光和吉亮早起来干啥？也许三个孩子今夜都失眠了。

大半宿睡不着觉能想多少事啊！于占吉从一九四五年“土改”没收他家的地、想到把地分给没地的农民；从农民愿意自己种地、不愿入社，想到最终还是入了社；从初级社、高级社想到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土地归公二十多年了，造反派们为啥又让他象当年他爹那样游街示众。

“爹，你穿个厚一点的棉裤吧，今日冷。”吉霞打开橱子，提过来一个盛衣裳的大包袱。

“下雪不冷化雪冷，穿厚了出汗比穿薄了稍冷点儿还难受。”吉光把吉霞还没解开的包袱又放进橱子里。

“偏偏赶在今日下雪。”吉亮皱着眉、拤着腰，在地上来回走动着，恨自己有劲使不上，“要是兴替就好了。”

“下雪有下雪的好处，下雪看咱的少。”于占吉对仍在地上来回走动的吉亮说，“兴替我也不让替。你们那名誉比金子都贵，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放下碗筷刚出院门，于占吉忽又退了回来，他把头上那顶棉帽子一摘，扔在了炕上。出门时一家人都忘了，爹往炕上一扔，孩子们也都想起来了。吉光和吉亮憋闷得直喘粗气，吉霞抽抽搭搭地哭出声来。

“哭啥？冻不坏我这脑袋瓜子！一头不戴二帽，人家给我准备了高帽子，我再戴着矮帽子去，那不是自找麻烦吗？”见孩子们低头不语，于占吉用训斥的口气安慰他们说，“该干啥的还干啥，别拿我这事儿当回事儿。”

集合地点设在村小学门前，“千钧棒”战斗队的红卫兵列队操场。成天和坷拉块儿打交道的庄稼人，虽然咋打扮也无法把“土气”全打扮了去，但臂上的红袖章确乎为他们增色不少，再加上一举胳膊、一喊口号，多少也有点儿“兵”的味道。

当于占吉来到操场上时，五类分子差不多已到了一大半，吴洪敏瞪了他一眼、嘴张了几下没出声，随后赶过来的那几个、都挨了他的骂。

“就差一个没来了——老地主罗武臣能坐不能站，明日派几个红卫兵，到家里去批判批判他算了。”吴洪敏向在场的群众解释了一下后，忽然发现五类分子中还有几个戴帽子的，走过去一一扯下来，扔进了不远处的一个猪圈里，“瞎子戴眼镜，多着这一层。”

于占吉见了心中暗喜：今日也算挺吉利，还没开始游街就“拾”了一顶棉帽子。

“帽子家咋还没露面儿？”吴洪敏心里有些急，“吴三九，快去叫叫她。”

过去的吴三九，于方彪、吴洪敏和他走个两碰头儿都不想搭理他，眼下却成了他俩争抢的对象——酒场儿上吴三九是个万人嫌，说到造反的话，他却是杆好枪。吴洪敏提酒携肴去拉拢吴三九，正碰上同样是提酒携肴去拉拢吴三九的于方彪、在吴三九家喝酒。酒后的吴三九头脑仍很清醒：既然是两个战斗队只能加入一个，那我也就只能加入“千钧棒”了。因为不论咋说，我和吴洪敏总归是一大家子人家（同姓）呀！

“露面儿了，露面儿了。”吴三九正打算去叫帽子家，远远看见她已拐出了胡同口。

当帽子家背着包袱快走到操场跟前时，吴洪敏突然发现包袱不是鼓鼓的、而是扁扁的，他吓了一跳：五类们都集合好了，可别少糊了高帽子呀！转身问吴三九，得到的回答是：夜来后晌我就帮她清点好了，一头一帽。吴洪敏说，我咋看着包袱里没大有玩意儿呢？吴三九说，高帽子和碗、盆儿一样，摞起来不占空儿，要是灯笼的话，八、九个就一包袱。吴洪敏说，我能不知道这个理儿，可就怕关键时候出差错，让“星火燎原”看咱的笑话儿。

帽子家一不汇报、二不请示，直接把包袱背到了五类们跟前。她拿出一大摞高帽子夹在夹肢窝里，帽尖当把儿“刷、刷、刷”，变魔术似地往五类们头上扣。五类们都很配合，每到一个面前，这一个就躬腰蹶腚、把头递给她。夹肢窝里那一摞帽子，抽一个不见少，再抽一个还不见少，抽完夹肢窝里那一摞，有八个五类的头顶、比原先高出了一尺多。等三大摞帽子全扣完，包袱里还剩下一个：这一个是为于占吉“量头定做”的。

“你这个‘双料儿’（既是地主分子、又是坏分子）的坏家伙，本该戴两顶高帽子，因为一头不能戴二帽，我给你糊的这个比他们的高出了两拃，你一下子就变成‘丈八魔’了。”帽子家把高帽子扣在于占吉的头上后，又左转右转地“拧”了好几下子，好象是在故意折腾他。

她的这一举动，赢得了造反派们的一片掌声，也让于占吉体会到了什么叫报应。从掉进“温柔陷阱”的那一夜起，他就再也没去过她家。为避免在路上碰见，他一改走路低着头的习惯，出门先往前看，远远瞅见她从对面走来，他就拐弯儿、就划圈儿，千方百计躲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