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九十七）戊戌变法

第99章（九十七）戊戌变法（九十七）戊戌变法

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其结局是堂堂的中国败在了一个岛国日本的手上，签订了丧权

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激起了中国人的“普天忠愤”，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反思，上

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几乎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人必须发愤图强。一部分知

识分子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搞洋务、学西方、买兵器、练海军，这么些年还经不起

日本人一击？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人应该在政治上有一个改变，弃旧图新。他们逐渐形成了

派别和规模。在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

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

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

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

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

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

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

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

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

》，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维新变法做了直接准备。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

，宣布变法。

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

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

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

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

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

计。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

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

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

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

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

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

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

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因而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

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

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

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

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

康有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书中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

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是中国

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

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清政

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

内外传言

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旬，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

，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

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

凯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