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三十二）建安文学

第33章（三十二）建安文学（三十二）建安文学

196年，汉献帝在董卓被杀后逃出

长安，曹操出师勤王，把献帝迎接至许昌，改年号为建安。从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统一中原，名为汉相，其实却是北方的统治者。但是，他在赤壁之战之中为刘备、孙

权联军所败，未能统一南方。结果，北方的曹氏，与西南的刘氏、东南的孙氏，形成三国鼎

立的局面。这段时期便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时代”。建安时代在政治上是个衰世，但在

文学上却蓬勃发展，取得很丰硕的成果。

这个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

诗歌的高潮。由于他们都共同经历了汉末离乱的痛苦生活，所以能自觉继承汉乐府民歌的优

秀传统，在诗中通过叙述丧乱及感叹身世，吐露建功立业的抱负，具有慷慨悲凉、明朗刚健

的独特风格。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

历来作家把建安时代看作文学的黄金时代，建安文学所形成的“建安风骨”为后世所钦慕

建安文学中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钟荣《诗品》中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

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

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七子”在政治关系上是“三曹”的僚属，在文学事业上是

“三曹”的“羽翼”。当时“三曹”在文学上和政治上一样处于领袖地位，他们的文学才能

和实际成就也配得上这个地位。其中曹植尤其是历来公认的当时优秀的作家。“三曹”文学

是建安文学的代表。

曹操的诗情绪悲凉但不低沉，表现出向上的精神，代表作有《短歌行》、《蒿里行》、

《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作品的文体都是乐府歌辞。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对文学创作和

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其代表作有《燕歌行》两首和

《杂诗》两首。曹丕的诗与其父有明显的不同，作者创作时追求艺术美，在自然的风格中流

露出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谐。

曹植是曹丕的同母兄弟，以曹操的辞世为分界，曹植的创作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操死之后，他受曹丕的猜忌和排挤，诗风趋于深沉，感情强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建安诗人中，他留下的诗数量最多，历来受到推崇，他的作品讲究艺术形式，刻画细致，

辞藻华美，注意对仗的运用和炼句，明显改变了古典诗歌的面貌，后世文人多把他当作

杜甫以前诗界的最高典范。

曹植也重视吸取乐府民歌的优点，故所作大多有充实的内容和深厚的感情。曹植的《

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浓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的绝世之美及纯洁的形象，

中间寄托了作者的某种追求。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

、刘桢，称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除孔融的情况较为特别

，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

在其他一些杰出作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曾为北海相，有

《孔北海集》。曹操奉献帝都许昌，特意征召他为少府。孔融性格孤傲狂放、尖锐彰露，喜

欢对各种政治问题发表议论，最终被曹操杀害。曹丕评他的文章，说是“体气高妙”，这是

指他的文章有才情、有个性，思想机警；又说“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杂以嘲戏”，这

是因为孔融往往并不是严密地论述问题，而是抓住一点，推向极端，所以词锋犀利而理不周

全。从个性强烈这一点来说，孔融的创作与建安之风还是一致的。不过，他的作品留存很少

，主要是几篇书札、杂论。其中《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两篇较有

名。前者指责曹操的禁酒令言不由衷，加以挖苦，很能表现他的性格。后者写作时间较早，

他与曹操的关系还没有明显恶化，内容又是请曹操救助其友人盛宪（字孝章），故辞气较委

婉。文章从为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打动曹操，语言简洁，感情真实，恳切之中又不失身

份，确可当“体气高妙”之评，却并无“理不胜词”之病。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年轻时避乱荆州多年

后归曹操。他少有才名，锐意进取，然生当乱世，羁留他乡，故作品多感时伤事，自悲不遇

。其诗、文、辞赋均有成就，前人常将之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则誉之为“七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