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七章《李国文说三国演义.下.星落秋风》（66）

关于姜维的笔墨官司第一百十三回（下）：姜维斗阵破邓艾

关于姜维的一场笔墨官司，发生在孙盛驳郤正、裴松之驳孙盛之间。

孙盛是一位参加过平蜀之役的老兵，在《晋阳秋》中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由，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覆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亦暗哉！”

注《三国志》的裴松之，不以为然。“臣松之以为盛之讥维，又为不当。于时钟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维手，杀会复蜀，不为难矣。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谓不然。设使田单之计，邂逅不会，复可谓之愚暗哉！”

孙盛所说“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见《华阳国志》：“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原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其实，孙盛只是以道学的标准而论，不足为训。在中国，知识分子更看重的是知遇之恩，受人之托，义重如山，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如果说，刘备死时，把阿斗托孤给了孔明，那么，孔明死时，也同样是将这个国家托付给了姜维。他必须要为这一分承担，义不容辞地付出他的全部。他未能挽大厦于既倒，这是历史的颓势所致，然而，他以生命履行了诺言，别人还能深责他什么呢？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眼看着悲剧局面一步步逼近，这才是令有心人最为痛苦的事情。

郤正是深知姜维的朋友，他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

从他所写的这个姜维身上，几乎看到诸葛亮的影子。虽然重复前人的路，把一生毁了，但如此重然诺，讲情义，有担当，为朋友奉献自己，不也令人敬佩吗？

但孙盛不这么看，“异哉郤氏之论也！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维无一焉。”这些是非，裴松之认为“惟可责其背母。余既过苦，又非所以难郤正也”。

诸葛亮去世当时，还是大有可为的。虽然蜀国由于长期征战，兵疲民穷，但魏国由于废曹芳，弑曹髦，内部纷争，无力进攻；吴国由于废孙亮，立孙休，权力更迭，自顾不暇，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下，姜维本应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或许在邓艾、钟会征蜀时，不至于一触即溃，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再说，蜀国上下的投降主义，已经到了公开无耻、满街叫嚣的程度，连谯周那样的高官都成为投降派。等待变天的人，多于拥护蜀汉的人，姜维还不赶紧收手，改弦易辙，外患不灭，内患又起，那他也就只有一条死路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