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五章《李国文说三国演义.中.萧萧故垒》（24）

文学最忌越俎代庖第五十二回（下）：赵子龙计取桂阳

赵子龙拒婚事，见《三国志》裴松之注《云别传》：“从平江南，以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代赵范。范寡嫂曰樊氏，有国色，范欲以配云。云辞曰：‘相与同姓，卿兄犹我兄。’固辞不许。时有人劝云纳之，云曰：‘范迫降耳，心未可测；天下女不少。’遂不取。范果逃走，云无纤介。”

到了《三国演义》里，“云闻言大怒而起，厉声曰：‘吾既与汝结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岂可作此乱人伦之事乎！’”“孔明谓云曰：‘此亦美事，公何如此？’云曰：‘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骂，一也；其妇再嫁，使失大节，二也；赵范初降，其心难测，三也。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与汝娶之，若何？’云吾：‘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玄德曰：‘子龙真丈夫也！’”正史中的赵子龙，出于政治上的警惕，才拒绝这门婚事，后来赵范果然背叛，说明赵之头脑清醒。而演义中的赵子龙，则是一副道学先生的腔调，很是可笑了。

三国时期，寡妇再婚，与名节无关，无人非议。曹操娶过何进的儿媳尹氏，娶过张济的寡妻，刘备娶过刘璋之兄刘瑁的寡妻，孙权还娶过表兄徐琨的寡居女儿呢，连辈分都差错着，本人觉得无所谓，大家也都觉得无所谓。据《世说新语·惑溺》：“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若据此，曹操那句“正为奴”的奴，他早就惦记上了，至于她是否嫁人，已为人妻，是毫不介意的。只是他儿子先他得手，他不好意思抢回来，便假装慷慨地赐他为妻。他儿子曹丕比他更不在乎，非理邪行，同样出于《世说新语·贤媛》：“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曹操）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

这一切，说明三国时期的社会风气，对于女人的改嫁再醮，视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曹操的好友蔡邕，其女蔡琰，即蔡文姬，初嫁卫仲道，未几夫死，回娘家，适匈奴左贤王入侵，被掳走，嫁匈奴人，生二子，后曹操收到她的求援信，用重金赎回老朋友的女儿，回到中国后，她再嫁董祀。因此，赵云这件婚事，女主角樊氏如此看，二次投降的赵范如此看，刘备、诸葛亮也如此看，这岂不是很圆满的事情吗？赵云也未免太扫兴了些。所以《三国演义》就此将赵云树立成一个礼教典型，那是南宋以后的政治需要。看他拒婚的那番说辞，一也，二也，三也，满口样板戏的腔调，一副高大全的模样，很难把这样一位绝对三突出的形象，放在三国那个大环境里，与关、张、马、黄并列五虎上将，成为浑身是胆、勇冠三军的英雄。

尤其那句“其妇再嫁，使失大节”，三国时的赵子龙是说不来如此话语的，因为他闻所未闻，听所未听。每个时代都有体现其特色的语言，只要一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就会想到南宋那命悬一线的危局，苟延残喘的王朝，铁蹄蹂躏的河山，存亡未卜的明天；就会想到宋高宗怕亡国，老百姓怕灭种，知识分子怕中华文化的火种从此熄灭，在这种危乎殆哉的气氛下，极端分子如程颐，如朱熹，便以理学、礼教，对人的精神加以束缚，对人的思想加以钳制。清初思想家颜元，有过一针见血的说法：“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

生在汉末的赵子龙，在说书人的演义下，竟与南宋时期的朱熹、二程一党，提倡“一女不嫁二夫”，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文学最忌讳越俎代庖，《三国演义》出自宋以后人手，便将古人按自己的模子来塑造，是不足为训的。写历史小说，最为下乘者，便是不谙史实，将后来的观点，强加给前人。让古人按今人的拍子跳舞，热闹是有的了，可历史的真实却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