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简明希腊史》（9）

雅典步入全盛时期

雅典公民可自由发表言论雅典文明的精髓就在于希腊公民享有的自由，这种自由涵盖了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完整的自由体系，而不像其他城邦那样，连自由都被限制在某个框架内。

古希腊文明并非纯粹的原始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样，它在岁月的积淀中，不断借鉴吸收了先前更古老的文明。但无论面对什么文明，希腊人都能够使之为己所用，借助外来的基础打造希腊独有的智慧创意。他们喜欢以商人、旅行者或漂泊者的身份去国外周游，每到一处都不忘记带上怀疑的精神、理性的思辨、好学的习惯以及批判的眼光。

思想家康德说：“个人是自由的，他只服从于法律而不服从于个人。”热爱法律，尊重并服从法律，是自由的核心内容。雅典法律是全体雅典公民的意志体现，因此是无私而公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且不失尊严。

自由表达思想是雅典公民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不是别人的奴仆，他们只服从法律，而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雅典公民拥有言论、批评和讨论的自由。作为被讨论的对象，雅典的政治是完全公开透明的，不会对雅典公民有任何隐瞒。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对现行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是被民众推选出的执政官也没有滥用权力的空间。

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古希腊人认为，允许公民自由地思考和发表言论，比靠法律强制来维护自由更重要。雅典人可以自由地思考哲学、政治和现实生活。阅读古希腊著作时，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希腊学者都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为权威注释，在讲述某种学说时，也只是用前人的论述进行介绍。他们没有盲从学者的习惯，都善于独立思考。在希腊各学派中，只有伊壁鸠鲁学派有点树立权威的想法，但也仅此而已。他们尊重自己的独立，也尊重他人的独立。

在公民大会期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演讲者，他们可以对政策发表任何议论，为自己拉选票或表示支持某人。在雅典的街头和剧院还有各种戏剧表演。戏剧家阿里斯托芬以其政治剧而闻名，雅典的名人、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将领都曾成为阿里斯托芬嘲讽的对象。但从没有人因为进行讽刺表演而获罪。

伯里克利曾这样赞美雅典的自由：“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难看的脸色，以伤害他的情感，尽管这种脸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容的。”

同一时期，其他城邦都陷入党派斗争的旋涡中，经济文化萎靡不振；而在雅典，人们的财富与民主思想日益茁壮，智慧与教化受到希腊人民的关注和追求。

荷马时代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贵族式的文化，而在黄金时代，经济与政治的繁荣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情感意识。《荷马史诗》成为公民教育的普及读物；传统的神话传说也被剧作家们一一改编，变成世俗化的隐喻故事，涵盖伦理道德等复杂纠葛的内容。几个世纪以前的宫廷宴会、贵族节庆，也变为全民的自由娱乐。

雅典的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里没有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金字塔，也没有体现统治者威严的巨型雕像。从建筑的韵律、雕塑的线条，到陶器的花纹，都呈现出和谐静谧的美感，让人心旷神怡。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愿意和群众的欣赏口味息息相通。希腊人从来没有忘记过心身的放松，他们的生活优雅而欢乐。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一部分奋勇抵抗斯巴达人的雅典战士在战场上牺牲了。在这些殉国将士的葬礼上，伯里克利发表了著名演说。他慷慨悼念将士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更对雅典黄金时代的文明成就做出一番自豪的陈述。他说：“我可以断言，我们雅典是希腊的学校，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素质，都有资格走向沸腾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同时具备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的气质。正因为这些优良品质，我们的城邦才得以拥有今天的实力。”

有人对雅典黄金时代的民主政治提出质疑，因为其受益者其实只占雅典人口的少数，多为富裕有闲的公民。而他们的妻子一生都守在家中纺织劳作，连一场戏剧都不能观看；定居雅典的外邦人也受到歧视；终日劳作的广大奴隶所面临的糟糕待遇更是不必说了。但纵观人类历史，直到现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雅典民主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的包容性，它把最高权力直接交到了每个公民手里。

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轮流执政、抽签选举的民主容易造成党派倾轧、滥用权力、冲动决策等弊病。任何一个政体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正是这种民主把雅典推上了历史的巅峰。至少，这样一个混乱不宁的政府可以提供一种学习的视角。议会中的投票者，可以聆听全雅典最精明的人发表演说，耳濡目染，法院陪审员就具备了敏锐的思维，公务员在责任的磨炼下也更具判断力和执行力。历史是能够原谅雅典民主政治的一切过错的。

希腊文明登上顶峰

伯里克利终于实现了他的政治梦，接下来就该着手实践雅典梦的宏伟蓝图了。他希望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中心。

在雅典的普尼克斯山上，严寒酷暑并没有阻挡阿提卡各地的公民常来常往。几乎每隔十天，他们就聚集到这里为雅典城邦的未来献计献策。宗教执事拿着祭祀的乳猪，为了祛除不洁绕场一周，随后，议会就开始了。讲台上，最精明的雅典人在发表他的提议，五百名投票者坐在微微倾向讲台的地面上。他们头顶是蔚蓝的天宇，一边可以看到卫城上雄伟的神庙，另一边有银色的浪花拍击着爱琴海海岸。就在这俭朴的会场上，雅典迎来了历史巅峰。

希波战争中，雅典城曾被薛西斯一把火烧成废墟，很多建筑被毁。但在伯里克利看来，宏伟华丽的城市才配得上民主自由的社会。为了恢复雅典城市旧貌，伯里克利动用城邦金库，聘请了一大批出色的雕塑家和建筑师来兴修公共建筑。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用精湛的技艺把雅典装扮得分外壮丽，很多闻名后世的建筑就是那时的成果。

伯里克利非常推崇戏剧的政治功能，下令建造了一座能容纳一万四千名观众的露天剧场。很多剧作家都在这里上演自己的作品，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由于精心设计的专门用来诵诗的音乐厅的建造，诗歌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卫城是雅典的中心，也是雅典人的精神所系。每个政变者都把卫城当作目标，同样，侵略者也把攻占卫城视为胜利的象征，所以，雅典卫城遭到波斯人无情的摧毁。伯里克利自然不会忽略雅典的“面子”。经过一番修葺，卫城上建起了山门、帕特农神庙、雅典娜·尼克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等多种建筑。这是希腊文明的象征，每个雅典人仰望它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心灵的升华。

政敌修昔底德曾借此指责伯里克利，说他挥霍公款。于是，坦荡的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询问大家，他大兴土木的花费是不是过头了，人们纷纷说是。于是伯里克利宣布他将用私人财产独自承担整修费用，但要在所有公共建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听到这里，公民们又是一阵叫嚷，不允许他这么做，让他尽管花国家的钱。

这就是伯里克利的个人魅力，他刚正不阿，清白自守，从不利用公职中饱私囊。地米斯托克利在执政期间可谓是穷着来肥着走，而廉洁的伯里克利尽管曾用贿赂为城邦谋过福利，他自己却从未借助公务而多得半分。他连别人的宴会邀请都拒绝参加，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自己侄子的婚礼，但是还没等宴席开始，伯里克利就离开了。

伯里克利为了了解民生，经常走到百姓中去和他们交谈，听取普通民众的诉求和意见，以便随时调整自己的改革方案。

经过考察和分析，伯里克利把公民大会提升为处理雅典日常事务的最高机构，而执政官多处理行政事务。他还建立了很多由陪审团做最后裁决的民众法庭，陪审员通过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以担任。在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等领导人时代，虽然雅典人民的权利不断增加，但由于陪审团成员没有报酬，所以在法庭上总是有钱人得势。伯里克利的改革规定，公民每担任一天陪审员，将得到2奥勃，后来增加到3奥勃，相当于那时普通雅典百姓半天的收入。同样，服兵役者也将获得一定酬劳。

他还劝说政府每年给每位公民发2奥勃，作为他们观看戏剧演出和参加运动竞赛的补贴。他认为，这些公共活动不应该是上层社会的专利，应该给所有公民提供参与的机会，来提高他们的心智。即使如此，很多雅典名士，如柏拉图等，还是保守地反对这项措施，认为这损害了雅典人的品格。

奠定政治地位以后，伯里克利还将目标指向经济建设。为了减轻人口压力，他设法在外国开辟殖民地，安排雅典的穷人在那里安家立业。考虑到社会上还存在着很多赋闲人员，伯里克利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发展国有企业。政府扩大了造船厂的生产规模，建立兵工厂，并拨款修筑了一道12.8公里的“长城”，既给失业者创造了再就业的机会，也保障了军资储备。

希波战争之后，希腊赢得了对伊斯坦布尔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的控制权，为商业海运争得了完全的自由。战后的雅典舰队为希腊贸易开辟了地中海的所有港口，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商业给伯里克利时代的娱乐和文化提供了财力支援。

只有谨慎而温和的贵族，在全民支持下，才能最容易最持久地推行充分改革。成熟的民主政治给城邦带来了多样性，秩序和活力并存，希腊文明由此登上了顶峰。

伯利克里与陶片放逐法

几乎在所有古希腊人物雕像上，我们都能看到希腊人自然而端庄的神情，不附加任何修饰，就像是立体的证件照。但有一个人例外，你能看到他头上戴着一顶奇怪的高高的头盔，有点突兀，又让人肃然不敢冒犯。他就是把雅典带入黄金时代的伯里克利。荷马之后，唯有他能用自己的名字指称一个时代。

伯里克利也出身贵族世家，他的父亲做过雅典舰队的指挥官，母亲是克里斯提尼的孙女。伯里克利长得健硕高大，他的头部看起来也格外硕大。不喜欢他的人总以此取笑他，说他的大脑袋放得下十一张睡床，并给他起了个“葱头”的外号。而艺术家们为了维护伯里克利的形象，在塑造这个伟人时，才特地为他加上了一顶头盔，这就是伯里克利雕像的由来。

伯里克利这硕大的脑袋中装满了智慧、学识和修养。少年时代，伯里克利所学的哲学、政治、文学、音乐和体育等学科，都是由雅典最优秀的老师教授的。他吸收了迅速发展的文化，将雅典文明的内涵融合起来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最完美的希腊人也不过如此。

深厚的文化积淀给伯里克利带来了非凡的修养和气质。他是个彬彬有礼的君子，温文尔雅，几乎从不发脾气。曾经有人心怀恶意，在市场上大声辱骂伯里克利，但他毫不在意，神色平和，一句也没有还口。对方跟着他骂到晚上，骂到他的家门口，伯里克利还是没有责怪恼怒，反而嘱咐仆人打着火把将这个口干舌燥的人送回家去。

伯里克利在他的少年时代不仅得到了受益一生的知识积累，更亲历了希腊联军反击波斯侵略的大战，这番经历让他产生了对雅典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的冷静分析。怀着深深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年轻的伯里克利决定在雅典政坛大干一番。

伯里克利带着宏伟的目标为自己铺垫道路，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参与政治的机会。想进入古希腊的军政界，必须具备出色的演讲技能。伯里克利非常重视这点，他的演讲从来不用空洞的口号让人们热血沸腾，而是注重给人以心智的启迪。他的发言总是简短有力，一针见血。他甚至向神祈祷，保佑自己别说出一句不中肯的话。

公元前472年，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创作了一出名为《波斯人》的悲剧。他在这部剧中回顾了雅典人打败波斯人的经过，歌颂了雅典人所为之奋斗的价值标准。埃斯库罗斯颂扬自由，反对奴役；赞扬民主政体，反对暴政和独裁。这恰好反映了雅典的民心所向。伯里克利抓住时机，出资上演该剧，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雅典政坛上，贵族派和民主派展开了激烈斗争，双方交锋互有胜负。在两派相互倾轧的过程中，有些领导者陆续过世或遭放逐。公元前466年，伯里克利加入民主派。这时民主派的领袖是埃菲阿尔特，一位平民出身靠战功起家的优秀政治家。在他的影响下，伯里克利也逐渐成长，在政坛崭露头角。几年后，民主派人士联手放逐了贵族派对手客蒙，大权在握。但因为执政手段过于激进，埃菲阿尔特不久便被反对派暗杀，民主派的使命从此落在了伯里克利身上。

公元前444年，雅典通过公民大会选举伯里克利为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他不仅掌握着雅典的军事大权，还对司法和行政起着支配作用，成为雅典的实际统治者。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才干，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坐就是十年。

客蒙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客蒙是雅典将军米提亚德的儿子，自己也是希波战争中的英雄，并领导了提洛联盟。他因为发现传说中提修斯的骸骨而赢得民众的支持，希波战争胜利后，成为雅典的主要政治家之一。

客蒙的第一任妻子早年病逝，他又娶了一位斯巴达女子，所生的两个儿子都按照斯巴达人的方式起名。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为了不让客蒙的儿子进入政界，伯里克利颁布《公民权法》，规定必须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才能获得雅典公民权。

双方交锋多年，伯里克利终于以内奸、叛徒的罪名，用陶片放逐法驱逐了客蒙。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出于战争需要，雅典人又把客蒙请回加入军队，但伯里克利不允许客蒙在雅典滞留太久。最终，客蒙没能再回雅典，死在了塞浦路斯。

希波克拉底促进了希腊医学发展

公元前5世纪以前，医学还不能被称为一门科学。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巫术、护身符和祈祷等方式和草药具有同样的功效，没有人对研究人体感兴趣，也不去多想用什么方法能让病体康复得更快。

在古希腊，国家每遭遇一场瘟疫，或是个人染上某种病症，都会笼上一层严肃而神秘的色彩，人们说，那是神的惩罚。不同的神会导致不同的疾病：如果病人像山羊一样出现哮喘，或伴有右侧身体的抽搐，说明是众神之母造成的；如果病人高声喊叫，看起来像马，则是波塞冬造成的；如果一个病人大小便失禁，说明是赫卡特造成的。由此看来，他们治病要求助于宗教：神能带来灾祸也能赐予福祉，能让人生病也能为人治病，所以很多地方都为治愈疾病的神明修建庙宇，一直到公元前5世纪，神庙还是吸引了很多这类求助者。

希波克拉底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医学，被誉为“医学之父”，他所在的时代也被称作“希波克拉底时代”。为了救治病人，他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解剖尸体，才明白了很多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在他的外科著作《头颅创伤》中，详细描绘了头部损伤和裂缝一类的病例，并给出了有效的手术方案。

希波克拉底还总结了有关健康的科学理论，通过实践探索，他发现了人的机体特征和疾病成因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体液学说”。他指出，当体内的各种液体达到平衡时，人体就是健康的；当体液由于不恰当的饮食、锻炼、受伤或污浊的空气而产生不平衡时，人体就会生病。复杂的人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组成的，四种体液的比例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气质：活跃灵敏的多血质，沉静迟缓的黏液质，急躁迅猛的胆汁质，脆弱迟钝的抑郁质。

古希腊治病的常见办法是放血。因为血液是一种病理性体液，患病时，病理性体液会分离出来，进入血管。判断医生优秀的标准就是能确定什么时候、什么位置、放多少血出来，以确保病理性体液排出体外。如果血流量大，为了防止血流不止，医生往往会只开一个小口，在切口处放一个加热过的吸血杯，杯中空气冷却收缩，通过真空法从切口吸出血来，当拿掉杯子后，血自然就止住了。这种治疗方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希波克拉底还曾写下告诫医生遵守职业道德的“誓言”：知恩图报，尊师敬长；无保留地向遵守誓言的人传授医术；作为医生，必须为病人谋利益，对一切病人不分男女、出身、地位、尊卑，哪怕是奴隶，都一视同仁，救死扶伤，不牟私利，保护病人的隐私。如违背誓言，将受到神的惩罚。这些医务道德被称为“希波克拉底誓言”，一直是世界医协所指定的国际医务人员道德规范的基础。

妇女解放运动兴起

古希腊是一个单性社会，在所有公共食堂、会场、体育馆、学校中看到的都是男性。由于女人缺乏教育和魅力，男人就在外面放荡成性。他们想到，如果让妻子和女儿也自由活动，那将是一件混乱而危险的事，所以索性用妻子的隐居来换自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