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拿得起放不下的欧洲史（下）》（1）
希波战争
匈牙利王国因为同蒙古人和突厥人的殊死奋战，被誉为基督教之盾。实际上，由于欧洲文明的海洋属性，自欧洲诞生文明以来，就不断地同外部文明进行各种碰撞。就在这种碰撞之中，欧洲人从神话时代走向了古典时代，又从黑暗的中世纪，发展为全球扩张的大航海时代。
本章的内容，从欧洲古典时代的开端开始写起。
欧洲古典时代的开端，恰好就是一场文明板块的大碰撞。
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简单提到了欧洲早期的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对于这两个文明，尽管正文都是以神话的形式来表现，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近现代考古学的一些辅助手段，探寻到欧洲上古文明的一些蛛丝马迹。
不过即便迈锡尼文明以及特洛伊之战是真实存在的，一如《荷马史诗》中所记载，从迈锡尼文明结束开始，古希腊文明也进入了一个著名的黑暗时代。也就是说，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长达四百年的时间之内，我们并不清楚古希腊历史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们甚至搞不清楚当时的古希腊地区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文明，其文明的拥有者姓甚名谁。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8世纪，之后才陆陆续续有确切的文明活动信息见之于世。西方公认的古希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是公元前776年。当然，这个年份同时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信史时代的开端。
不过，对这个结论我们依然持怀疑态度。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被认为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是公元前841年。而随后就是西周的灭亡，春秋战国的开始。春秋战国开始的时间，恰好是公元前770年。而欧洲人为古希腊找到的言之凿凿的历史里程碑，不前不后就精确地镶嵌在公元前841年与公元前770年之间。而我们如果再联想到，中国的夏商周长期以来被欧洲人在学术上予以否定再否定，春秋战国恰好又是类似于古希腊城邦时代碎片化的列国诸侯模式。由此推测，西方历史中的这个公元前776年，是大有深意的。
而实际上，公元前776年这个年份，被西方史家认为是古希腊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端。令人不解的是，听起来如此重要的一个年份，却是根据一则在希腊出土的铭文推导并计算出来的。这则铭文，据说记载了公元前776年这个确切断代，并且规定了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周期以及第一项被正式列入奥运会的运动是赛跑。
然而，更多传递出来的关于奥运会的信息，仍然是同希腊神话纠缠不清的。比如据传古希腊奥运会的发起与推动者是天王宙斯与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正因如此，赫拉克勒斯才会为奥运会命名为“olympic”，以纪念希腊众神集中办公的奥林波斯山。而古希腊体育场（拉丁语中的stadium）的大小，更是由赫拉克勒斯本尊亲自用脚丈量而出，长度约合大英雄的二百步。在古希腊奥运体育场的基础上，演变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林林总总的体育场。
既然所谓的公元前776年的欧洲确切纪年还是带有神性的，那么我们索性再往后看。从信史的角度出发，真正能够称得上是第一次为欧洲作史的人，叫作希罗多德（herodotus）。
根据欧洲人自己的考证，希罗多德出生于公元前484年。这个年份，是孔子去世的前五年；从这个年份再往后数九年，中国古代历史就将迈入战国时代。据传希罗多德出生于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南，古希腊的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也就是今天土耳其港口城市博德鲁姆（bodrum）。这个地方是古希腊城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在今天，这里已经属于现代土耳其了。如果我们让时光倒流，来到希罗多德出生的那个时代，这个地方依然不属于古希腊的行政区划。严格意义上讲，这里属于当时的波斯帝国，我们前文提到的阿契美尼德王朝。
在希罗多德时代，阿契美尼德王朝刚刚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并且雄心勃勃地准备向欧洲方向扩张。因此，希罗多德虽然通晓古希腊语，并精通当时古希腊城邦在小亚细亚半岛的爱奥尼亚（ionia）方言，但是就他本人的归属来讲，他的确是降生在波斯帝国的疆域之内。
希罗多德的人生履历，跟中国古代的司马迁有着若干异曲同工之妙。
跟司马迁一样，希罗多德在年轻时代，游历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他的足迹向北到达了今天的黑海沿岸，向南到达了古埃及尼罗河流域，向东到达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向西到达了亚平宁半岛。在此期间，希罗多德有幸长期生活在古希腊爱琴文明的核心雅典城，在雅典城他耳濡目染了当时的古希腊原始民主制。
在希罗多德的一生中，他恰好经历了两次古希腊世界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大战，古希腊人居然神奇般赢得了战争。希罗多德对雅典文明的崇拜溢于言表，他把所有的胜利都归结为体制优势。并且在他晚年移居亚平宁半岛之后，他集中精力将他所知道的希波战争这段历史，用自己的语言写了下来，并辑录成册。这本巨著共分为九卷，笔触所及，不仅涵盖了希波战争，还有西亚、北非的早期历史，以及古希腊世界的一些风土人情。
他的这本著述，被命名为《历史》（histories）。
英语中所谓“history”，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单词“historia”，这个单词的本意是指“探究所得的知识”或者“判断”。只不过经过希罗多德的使用，这个单词已经改变了其最初的含义，变成了对“已发生事情的描述”。因此在古希腊之后，古罗马人也在拉丁语中原封不动地借用了“historia”这个单词，但拉丁语语境中的“historia”，具有“故事、历史、调查、研究、叙述”等一大串引申义。我们知道，拉丁语后来极大影响了后世的罗曼语以及条顿语。所以在欧洲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内，“故事”和“历史”这两个单词都是混用的。时至今日，罗曼语分支中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等语种，依然是故事和历史两个单词不分。而在英语中，后来出现了“story”与“history”的分野。
无论如何，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以散文的形式，为古代欧洲人开创了一个记载正史的体裁与范例。他围绕历史事件展开记录的方式，极大影响了后世欧洲人对于历史学的陈述逻辑。希罗多德在欧洲，同司马迁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极其相似。因此在罗马帝国时代，道德楷模、精神洁癖的罗马执政官西塞罗同志，给希罗多德定位为“历史之父”（thefatherofhistory）。
这一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希罗多德的历史依然不能称之为“正史”。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偏重于文学价值，讲究修辞和可读性，并且在希罗多德的思想架构内，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带有神话色彩的宿命论与神秘主义。与此同时，希罗多德显然是现代西方人意识形态至上的开山鼻祖，他笔下民主的雅典是战无不胜的，而腐朽专制的波斯帝国必然是自取灭亡的。在此基础上，希罗多德不惜夸大甚至篡改历史事实，这样的做法也给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困惑与猜测。
以上这些评论，并非今天我们强加给希罗多德的。因为很久之前，另外一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曾言辞激烈地批评过希罗多德的作品以及他的史观。
如果说希罗多德是西方人的“司马迁”，那么修昔底德就应该是西方人的“班固”。但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又同司马迁与班固有着本质的区别。
修昔底德小了希罗多德二十多岁，属于希罗多德子侄辈的。但修昔底德出身于雅典贵族家庭，比希罗多德更加深刻地了解古希腊原始民主与法制政体。所以，同希罗多德带有“护犊子”式的“歌颂型历史”不同，修昔底德承认民主体制的优越，但又批判了民主政体下的无耻政客。同希罗多德的辞藻优美的华丽文风有所不同，修昔底德笔下的历史十分客观，十分沉重。
中国班固的《汉书》，在时间上完美地继承了司马迁的《史记》，而且也发扬了太史公的体例与文风。两位伟人遥相呼应，最终使《二十四史》薪火相传，不间断地记录中国历史的伟大文化传统；但西方世界的修昔底德后来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首先从时间上，同之前希罗多德《历史》产生了断代，中间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小空白时代。其次从写史方式上，修昔底德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带有非常明显的个人情绪，也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成分，从而流于偏颇。而修昔底德本人的笔触，则更加客观，没有预设立场。
所以，相对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西方世界拥有的政治界科学界高端粉丝更多。修昔底德也被后人称之为“科学历史之父”和“学院派政治现实主义之父”。
总而言之，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两个人，为西方人开创了写正史的空前一幕。但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的继承，更像是一种带有批判的扬弃，这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治学态度，确实是西方发展史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两个人的名字，是长期沉睡于欧洲中世纪历史之外的。他们的著作与精神内核，据说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才从东罗马帝国废墟带来的故纸堆中被人捡拾而来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历史陈述是有前提条件的——假设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两位历史学家真实存在，并且他们的著作也基本可信。
谁是野蛮人
前一个小节，我们用大量篇幅谈到了古希腊泰山北斗式的两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所以，当我们再一次提到阿契美尼德王朝这个名字的时候，是需要备注一下的。
所有关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记录，包括此后的两次希波战争，基本史料都是来自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而就波斯人自己而言，他们对这段历史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所以即便是作为当时历史的参与者，波斯人也只能是旁听别人的结论。既然一个历史事件成了孤证，我们就无从去核实该历史事件是否存在夸大本方或者丑化对手的情况。
姑且，我们就跟着希罗多德的节奏走。
希罗多德时代的古希腊，与我们之前谈到的迈锡尼文明时代的古希腊，至少在一点上是前后呼应的，那就是依然处于城邦时代。古希腊文明其实基本等同于爱琴海文明，这里的海岛多达六千个，这里的爱琴海沿岸平原支离破碎，只有一些小得可怜的可耕地。因此，爱琴海地区几百年如一日地坚持碎片化的城邦模式，是不无道理的。由于地狭民穷，缺乏基本生产生活资料，海洋文明的若干特征十分明显。长期以来，古希腊的城邦与城邦之间钩心斗角、合纵连横，军事斗争与贸易走私贯穿其中。当然，城邦与城邦之间在长期的共同发展中，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基于契约精神的互相约束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由于古希腊“城邦”这个单词叫作“polis”，后来就基于此出现了“政治”（politics）这个单词，所以政治最早的含义就是“城邦的事务”。
有了“政治”的存在，使得拥有相似语言文化背景的古希腊各城邦，虽然形态是碎片化的，但他们也具备一定的政治统一度，尤其是面对外来文明侵略的时候。
当时的古希腊各城邦，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
阿契美尼德王朝诞生于伊朗高原。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西亚地区的两块最容易诞生文明国家的风水宝地，一是新月沃地地区，二是伊朗高原。而新月沃地地区严格来讲，又可以分成尼罗河流域、黎凡特地区、两河流域三部分。因此，新月沃地和伊朗高原地区角力的前线，就在两河流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一旦伊朗高原的势力走下高原，向西突破两河流域，再往西的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必须兼并整块新月沃地。再有余力的话，就可能进入安纳托利亚的百万大山中，慢慢消化整个小亚细亚半岛。
所以，对于伊朗高原诞生的文明来讲，与其相伴生的两河流域文明的作用力对其意义重大。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了现代，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就是西亚地区地缘政治矛盾的集中爆发。
早期伊朗高原的文明曙光来自埃兰（elam）人，不过埃兰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伊朗高原西南部。埃兰人的文明无忧无虑地绵延了一千多年，到了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埃兰文明受到了来自新月沃地霸主亚述帝国的挤压。于是在亚述这个伴生文明的作用力下，伊朗高原上诞生了一个新的以高原为核心的文明——米底（medes）文明。应该说，到了米底文明时代，伊朗高原的这个政治架构，已经有了王朝时代的雏形。等到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从米底文明母体的基础上，派生出了阿契美尼德王朝。
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始，在古希腊人的记载中才出现了波斯这个称呼，所以阿契美尼德王朝也被称为波斯帝国。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建立时间是公元前550年，创建者是居鲁士二世（cyrusii）。没错，这个居鲁士，正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曾经解放“巴比伦之囚”的同款居鲁士。之所以叫作居鲁士二世，是因为居鲁士的爷爷跟他重名，于是居鲁士二世的爷爷就被称为“居鲁士一世”。又因为居鲁士二世推翻米底人的统治，一手开创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因此他又被尊称为“伟大的居鲁士”（cyrusthegreat），也就是中文语境中翻译的“居鲁士大帝”。
居鲁士二世之后，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第四代君主大流士一世（dariusi）在位期间，波斯帝国的疆域达到极盛。这个空前辽阔的帝国，势力范围几乎和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相重合。也就是北起高加索山与咸海一线，西到巴尔干半岛，东到印度河流域与帕米尔高原，南到今天的埃及、利比亚，并一直向东跨越了阿拉伯海来到印度河流域。
为了在如此庞大的版图上行使自己的权力，大流士一世还建设了遍布全国的“驿站”（chaparkhaneh），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驿道系统”（postalsystem）。最高级别的驿道，被叫作“御道”（royalroad）。最长的一条御道，长度达到了两千五百公里。这个数字背后所体现出的工程量，在当时的工程条件下，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前文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其实两百年后的亚历山大，无非是站在了波斯帝国这个巨人的肩膀之上。通过战胜波斯帝国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波斯帝国的家业。在此过程中，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人烧杀抢掠，裂土屠城。这样的所谓功绩，完全是站在欧洲人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而对于波斯帝国这个先发文明来讲，则是不折不扣的一场灭顶之灾而已。
同样的事情如果反过来进行，放在古希腊卫道士的希罗多德笔下，则就成了专制腐朽的波斯人，对民主法治的古希腊人的亵渎了。所以说，双重标准并不是今天的世界才有的，从古至今都层出不穷。
希罗多德提到的波斯人的侵略战争，最早发生于公元前492年。就在这一年，大流士一世派出大将马多尼乌斯（mardonius），率领一支海军部队从爱琴海北部沿海岸袭击希腊半岛。然而，这支海军路过哈尔基迪基（chalkidiki）半岛的时候，遇到了巨大的气象灾难。一股强大的北风吹翻了马多尼乌斯大将的三百条战船，并淹死了两万个波斯士兵。
不过实际上，这场怪风以及波斯军队损失数量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即便按照希罗多德的记载，原本波斯人早在公元前513年，就已经越过当时的赫沦斯滂海峡，大张旗鼓地进入了巴尔干半岛，并且在今天希腊以北的色雷斯等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统治。然而当时因为考虑到陆路运输条件之艰难，大流士一世并没有选择立即南下从陆路进攻古希腊世界。于是西征之旅就被拖延了二十年，一直到了公元前492年的这次浅尝辄止的海路进攻。
按照常理分析，鼎盛时期的大流士一世麾下的波斯军队，对于那些被认为是黄金遍地的地区，或者能够对波斯帝国产生重大军事威胁的地区，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而如果如此视而不见地回避希腊本土，要么是当时希腊本土所创造的文明与财富确实不值一提，要么就是大流士一世对于当时的世界地理知识太过贫乏，无论两个结论哪个成立，都将会出现大流士一世对古希腊世界的核心区二十年不动刀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