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七十六、成德之乱

范希朝既镇河东，李鄘遂自太原入京，授刑部尚书，充盐铁转运使。鄘在河东数月，颇知河北形势，及入朝，乃极言成德不可讨，且奏曰：“臣在太原，见卢从史与王承宗互通使者，似有勾连。陛下若讨成德，恐从史阴相助之，若使从史助讨，其又必不尽力，使朝廷徒劳无功也。”宪宗闻其奏，沉思良久。至黄昏，忽密召诸学士商议曰：“朕思虑再三，今欲以王承宗为成德留后，割其德、棣二州为一镇，以离其势，并使承宗输两税，请官吏，一如师道，如何？”李绛对曰：“德、棣之隶成德，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只恐承宗及其将士忧虑疑惧，心怀不满。况其邻道情形相同，各虑它日为朝廷所分割，或潜相勾结，煽动承宗拒命，彼时将倍难处置，愿陛下三思。至于二税、官吏，可令吊祭使至成德，自以其意晓谕承宗，令其上表请如师道之例，勿令其知是出自陛下之意。如此，则幸而听命，于理固顺，若其不听，亦无伤大体。”宪宗闻听，默然片刻，又问：“今刘济、田季安皆有疾，若二人亡故，岂可尽如成德复以节度使授其子？如此天下何日可平！议者皆言‘宜乘机代之，不奉诏则发兵讨之，时不可失。’卿等以为如何？”绛又对曰：“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之人争相献策，劝讨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此前成功之易而误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以为河北之势与吴蜀不同。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朝廷之臣。刘辟、李锜独生狂谋，其部下多不欲从乱，辟、锜徒以财货利诱之，大军一临，则溃散矣，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而成德则不然，内则根深蒂固，割据已久；外则蔓连甚广，声势浩大。其将士百姓受其父子数代恩惠，不知君臣逆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致使朝廷蒙羞。再者，河北诸镇平素或相猜恨，而朝廷一旦取成德，其必合为一心，各为子孙世袭谋划。万一有藩镇与成德阴相应援，则恐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伺，祸患无穷矣！济、季安与承宗事体类同，若其亡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事图之；如欲今日用兵，则恐未可。中兴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慎思之。”

宪宗为其所动，但仍未下决心。未几，蔡州传来消息，称吴少诚病重。李绛闻之，遂又奏曰：“臣闻少诚病甚，恐时日无多。淮西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淮西若平，河北诸镇必惧，彼时逐一击破，非难事也。故欲平天下，须自淮西始。倘今日用兵恒冀，战事不顺，僵持不下，而其间少诚病死，势必又要兴师淮西。彼时南北战事俱起，国家财力不足，难以支持，若迫不得已而赦承宗，则恐失朝廷威严，不如及早处置，以收恒冀之心，继而坐待时机，必可获申蔡之利。”宪宗听言思之良久，乃曰：“卿言入情切理，朕当从之。”恰逢此时王承宗因久未得朝命而忧惧不安，数度上表自诉。宪宗于是遣京兆少尹裴武至真定宣慰。

八月中，裴武到恒州，王承宗闻之，率成德文武迎于牙城。武遂入军府，当众宣诏，承宗等恭敬跪受。诏宣毕，承宗曰：“承宗为三军胁迫，不待朝旨而自立留后，实不得已。愿献德、棣二州以示忠诚。”武听言大喜，遂又宣慰三军，安抚百姓。

至九月初，裴武还京复命，奏称承宗恭顺，欲献德、棣。宪宗喜出望外，曰：“承宗愿献二州，朕当不吝赐其旌节。”武又奏曰：“臣在成德，闻德州刺史薛昌朝为政有方，颇得人心，或可以德、棣授之。”宪宗因问：“薛昌朝何人耶？”武对曰：“乃薛嵩之子，王武俊之婿。”宪宗闻之喜曰：“嵩岂非仁贵之孙耶？既是忠良之后，当可用也。”遂从其言，诏以王承宗为成德军节度使，恒、冀、深、赵观察使；薛昌朝为御史大夫、德棣观察使。各遣中使至恒、德传诏授节。

诏令方下，早有细作快马报于魏州。却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字夔，年方而立，为田绪幼子。贞元初，田绪尚嘉诚公主，公主无子嗣，以绪庶子季安为子。后田绪死，军中推季安为留后，因授节度使。季安继位之初，畏公主之严，颇循礼法。及公主薨，始纵豪侈淫欲，酒色无度，不足三十已疾病缠身。季安得到细作飞报，心下忧虑不安，曰：“朝廷欲分割成德也，若使德、棣为一镇，魏博岂无忧乎！”于是遣使至恒州，谓王承宗曰：“昌朝阴与朝廷勾通，故受旌节。德、棣一旦独立，成德必受制于朝廷。”承宗听言大怒，悔献二州，谓使者曰：“然天子已授昌朝旌节，为之奈何？”使者曰：“中使往德州送节，必经魏博，田公已留而宴劳之，足可拖延数日。”承宗知其意，遂急遣数百骑驰入德州，执昌朝至真定，囚于别馆。此时中使才离魏赴德，至州城时已不见昌朝，只得返京复命。

宪宗闻河北变故，大惊失色。谓左右曰：“承宗自请献二州，今却又不遵诏命，私囚昌朝，莫非有何隐情？”俄而有人密奏曰：“此乃裴武欺蒙陛下也，武自河北还京，先宿裴垍家，次日达旦才入见，必有所谋。”宪宗闻奏大怒，乃以此事告知李绛，且曰：“武欺朕，当贬之于岭南。”绛曰：“臣以为不然。武昔日陷李怀光军中，守节不屈，今日岂会做此奸恶之事！或是贼众狡诈多变，武未能尽知其情之故。以臣推测，承宗起初惧朝廷诛讨，故请献二州。既蒙恩贷，而邻道皆不欲成德开分割之端，必有人说诱或胁迫之，使其不能守初心，此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选武为使，入逆乱之地，只因一言不合实情，便贬之于蛮荒，臣恐今后奉使入贼廷者皆以武为戒，苟求自保，尽说阿谀附和、模棱两可之言，莫肯尽诚具陈利害，如此，非国家之利也。且垍、武久处朝廷，深明事体，岂有使还未见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保其必不然，此或是有人欲中伤武及垍也，愿陛下察之。”宪宗深思之，良久乃曰：“或如卿所言。”遂不问罪裴武。乃复遣中使晓谕王承宗，使其释薛昌朝还镇。

未几，中使还京，奏称承宗不肯奉诏。宪宗自感蒙羞受辱，不禁大怒。吐突承璀乘机奏曰：“承宗目无朝廷，欺君罔上，不讨不足以服天下，愿陛下委臣禁兵以讨之。”宪宗怒意难解，遂下制削夺王承宗官爵，以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总领六道兵马讨伐成德。

制下，举朝哗然，议者皆称承璀不称此任。左拾遗白居易上奏曰：“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年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今神策军不置行营节度使，则承璀便是制将也。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则承璀又是都统也。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万不可开此先例！臣又恐刘济、茂昭及希朝、从史乃至诸道将校皆耻受承璀指挥，心既不齐，功何由立！此是资承宗之计而挫诸将之势也。陛下念承璀勤劳，怜其忠赤，与其富贵即可。至于军国权柄，关系社稷；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岂忍自废法制、自损圣明，取笑于万代之后乎！”

宪宗闻之不悦，竟不采纳。继而谏官、御史等皆论承璀职权太重，宪宗亦不听。次日朝会散后，宪宗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鄘、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谏议大夫孟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极力谏曰：“征伐大事，不可以内官为将帅，愿陛下三思！”宪宗不得已，乃曰：“容朕再思之。”众人乃退。宪宗遂又召李绛问曰：“前者承璀屡言承宗不可不讨，而群臣皆谏阻，今承宗果反，岂非可证承璀有先见？为何不能委之军事？”绛对曰：“承璀劝讨承宗，非是深谋远虑，乃是迎合陛下以邀宠也。群臣谏委承璀军事，亦非针对承璀，而是不信宦官也。宦官骄横，侵害政事，谗毁忠贞，若使其得掌权柄，群臣孰能心安！”宪宗激动曰：“此辈安敢为谗！即使为之，朕亦不听。”绛又曰：“此辈大抵不知仁义，不分是非，惟利是图，得贿赂则誉盗跖、庄蹻为廉良，违其意则毁颜回、张良为贪暴。且其常伴君王左右，能用狡诈之智，捏造是非，朝夕浸润圣聪，陛下必有时听信之矣。自古宦官败国者，备载史册，远有汉之十常侍，近有李辅国、鱼朝恩之徒，陛下岂能不防微杜渐乎！”宪宗听言默然。次日乃下诏，削承璀四道兵马使之职，改处置使为宣慰使。仍使其将兵讨成德。

制既下，左右神策军遂整装集结。神策将军李听受任行营兵马使，乃辞别母兄，随军待发。十月，大军将行，李绛、白居易又奏：“陛下四月以邓王为太子，至今未行册礼，今王师将发，请为太子行册礼，以壮士气。”宪宗从其言，遂命有司准备册礼。有司奏曰：“近来册太子，多选正月朔日，请于明年春行册礼。”宪宗不听，乃御宣政殿册李宁为皇太子，又以工部侍郎归登、给事中吕元膺为皇太子侍读，并大赦天下。

次日，承璀率军出京，宪宗御通化门为其饯行。大军既发，宪宗又诏命恒州四面籓镇各进兵招讨。于是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镇为北道招讨，其节度使范希朝、王锷、张奉国各将兵出镇，将会于定州。而张茂昭则善治廪厩、广设烽火、勤修道路，以待诸军。

消息传入魏州，田季安闻朝廷将讨成德，心下惊惧不安，召亲将议曰：“王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赵，赵败，魏亦危矣，为之奈何？”一将曰：“愿领五千骑，以除君忧！”季安大呼曰：“壮哉！吾决意出兵，阻者斩！”遂整军点将，欲救成德。衙内兵马使田兴知其谋，乃规劝曰：“田氏三代皆受皇恩，今王师征伐叛镇，当出兵助讨，不然，亦当守土安民，奈何反助承宗耶！”季安听言，知其心向朝廷，不禁怒曰：“魏、赵唇齿相依，今赵有难，魏岂能不救。汝为田氏长辈，不为家族谋划，反为朝廷，是何居心！”遂贬之为临清县守将。魏博诸将闻之，纷纷为其求情，季安见兴受将士爱戴，颇为忌惮。其家奴蒋士则献计曰：“田兴深得将士心，日后必为大患，何不收其罪名以杀之？”季安遂起杀心，于是命人摭其过错。

兴知其谋，不免惊恐，乃以艾草炙灼全身，伪称患了风痹症。季安见其恶疾缠身，以为已无威胁，于是放下戒心，不复问之，而专心于出兵救赵之事。此时恰逢幽州牙将谭忠奉节度使刘济之命出使魏州，居于馆驿。忠本是例行公事，忽闻季安之谋，不禁大惊，暗思曰：“魏博若助成德，于朝廷不利也，我当劝阻之。”于是乘入见之机，谓季安曰：“某闻司空欲出兵救赵，以某观之，此举是引天下之兵攻魏也，非智者所为。”季安闻言惊曰：“此言怎讲？”忠曰：“今王师越魏伐赵，不使勋臣大将而专付中使，不用藩镇之兵而多用禁军，司空可知此为何人之谋？”季安曰：“非宰相乎？”忠曰：“非也，此乃天子自为之谋，欲夸服于臣下也。若王师未至赵而先败于魏，是天子之谋反不如臣下，岂不为天下耻笑！天子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猛将画长策、练精兵，毕力再举涉河，鉴前之败，必不越魏而伐赵，校罪轻重，必不先赵而后魏，是上不上，下不下，专为伐魏而来也。”

季安惊曰：“然则如何是好？”忠曰：“王师入魏，司空当厚犒之。然后率军压境，号称伐赵，而阴遣使与承宗书曰：‘魏若伐赵，则河北义士谓魏卖友；魏若救赵，则河南忠臣谓魏反君。卖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君若能与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助赵，西得以为臣，于赵、魏皆有利无害，君以为如何！’若赵人不拒司空，则魏霸业可基矣。”季安大喜曰：“善哉！先生之来，是天眷魏也。”遂用其谋，与赵阴计。承宗果然送堂阳县与魏。季安遂驻军魏、赵边境，声言讨贼。

后数日，谭忠还归幽州。此时刘济闻朝廷征讨承德，正召集诸将商议曰：“天子知燕与赵有怨，今命我伐之，然赵亦必大设防备。伐与不伐孰利？”忠听言心道：“济正犹豫不决，我当激之伐赵。”于是疾对曰：“天子终不会使君伐赵，赵亦不会备燕。”济闻言脸色骤变，斥曰：“尔何不直言我与承宗同反耶！”竟怒而将其下狱。随后遣斥候视察成德之境，果见其未有防备。次日，朝廷传来诏书，令济“专护北疆，勿使朕复挂胡忧，而得专心于承宗。”济乃知忠之言非虚，遂命人释之，召而问曰：“前日之事，皆如君所言，君何以知之？”忠对曰：“乃因卢从史也。从史外虽亲燕，内实忌之；外虽绝赵，内实援之。其为承宗谋划曰：‘燕以赵为屏障，虽与赵有怨，必不伐赵，不必为备，’一者显示赵不敢抗燕，二者使燕受朝廷猜疑。赵既不备燕，从史则告于天子曰：‘燕与赵积怨已久，今王师伐赵，赵却不备燕，是燕与赵同反也。’此所以知之。”济因问：“然则今当奈何？”忠曰：“燕、赵有怨，天下无人不知。今天子伐赵，君却按兵不动，卢从史必称燕卖恩于赵，借机败君忠义之名。彼时燕虽有忠心，终将招致通赵之口实，既不能使赵人感恩戴德，又将使燕背负恶名。愿君熟思之！”济颔首曰：“吾知之矣。”遂以长子琨为副大使，掌留后务。自将兵七万军于瀛州，将击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