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七十五、太子李宁
却说裴垍自拜相以来，尽心于朝政。立言立事，知无不为；举贤任能，不避亲仇。得君心、恤民意，为人称道。而同列郑絪缄默寡言，无所作为，乃渐失恩宠。元和四年春，宪宗乃罢郑絪为太子宾客，擢给事中李籓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籓字叔翰，赵郡人，与吉甫、绛同宗，贞元时曾任职徐州幕府，后入朝为秘书郎，为宰相杜佑所器重，屡有擢升，至元和初，乃为给事中。籓在门下省，掌审批制敕，敕由黄纸书写，籓觉有不可之处，便在黄纸后批之。一日，裴垍至门下省视事，籓正在批敕，因黄纸空白不足，身边小吏便问：“黄纸已无余白，何不更连素纸？”籓曰：“制敕宜专用黄纸，若缀连素纸，何谓批敕也！”垍见而叹曰：“籓有宰相器也！”遂荐于天子，由此拜相。籓仪容端正，风度优雅，既入相，宪宗待之甚厚，恩宠过于裴垍，而垍却不忌之，时人谓垍曰“贤”。
垍非但称“贤”，且以举贤任贤著称，其为相后，遍察州级以上官员，以政绩优劣酌情调用。时河东节度使严绶在镇九年，为政宽惠，然军政大事多由监军李辅光主持，绶不过随声应和而已。裴垍查知此情，乃奏请征其入朝，以凤翔节度使李鄘代之。宪宗从其言，召绶入朝为右仆射，以鄘为河东节度使。
又，坊州刺史李愬在任两年，整肃军政，与民休息，深得军民爱戴。垍查其政绩，迁为晋州刺史。坊、晋虽皆为州郡，却也有等级之分。唐朝之州，有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坊州处关中，山多地瘠，户数不过千余，是为下州。而晋州处河中，地富人稠，有六千余户，是为望州。李愬徙晋，可说是平调，亦可谓之升迁。
西川节度使武元衡闻垍为政之举，不禁感慨曰：“朝廷得垍，如尽得天下之才耳！”当时其正率成都文武祭祀武侯祠，掌书记裴度奉命作文《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又有节度判官、楷书大家柳公绰书丹，蜀中名匠鲁建刻碑。碑石既成，元衡喜曰：“此碑集裴文、柳书及鲁刻，诚三绝也。”时人闻之，遂谓之三绝碑，度与公绰名声大振。元衡遂谓二人曰：“二君皆负大才，岂可久屈蜀中。今宰相裴垍知人善任，我当向其举荐二君。”遂表荐二人，并附二人在蜀之政绩。裴垍览后叹曰：“公绰性素强直，可入吏部；度文力雄健，可为史官。”遂以公绰为吏部郎中，以度为起居舍人。二人奉诏入京，离开成都之日，元衡亲往相送，临别赋诗《送柳郎中、裴起居》以赠，诗曰：
沱江水绿波，喧鸟去乔柯。南浦别离处，东风兰杜多。
长亭春婉娩，层汉路蹉跎。会有归朝日，班超奈老何。
且说度与公绰同行至京，安顿好家眷后，又同往中书省拜谢宰相。裴垍初见二人，甚是喜欢，再观裴度言行举止，更尤为爱之，感慨曰：“度必将振兴裴氏，吾不及也！”原来二人皆出于绛州裴氏，有同宗之情。省内官吏以为裴垍所言只是偏私亲友，多一笑置之。故而无人料到裴度日后将有何作为。
垍既与度同宗，却不避亲嫌擢其为史官。其亲友闻之，以为可以请托，多有来求取官位者。某日，有一落魄故人自远方来，垍赠以资财，设宴款待，其人乘机求为京兆府判司。裴垍却婉拒曰：“公之才不称此官，垍不敢以私废公。它日若有盲宰相怜公者，不妨得之，至于垍，则必不可。”遂不与其官。
裴垍所举之才，如裴度、李愬者不可胜数。而其中最为出众者，仍非李绛莫属。绛自入翰林以来，与同僚崔群、白居易等建言数百，宪宗少有不纳者。
却说去年冬至今，淮南、浙江、江西、湖南等道数月未雨，皆受大旱，宪宗遂欲降德音以祈雨。李绛、白居易知之，以为降德音在于与民实惠，于是草拟四策上奏：其一：减免租税；其二：遣放宫人；其三：禁诸道横敛进奉；其四：禁止岭南、黔中、福建掠良人卖为奴婢之风俗。宪宗览后，一一采纳，下诏降天下系囚，减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人之请。
未几，各地连降大雨，数日而不息，官民无不悦之。时逢宪宗生辰，王公百官、诸道使者、各国使臣皆至含元殿朝贺献寿。礼毕，宪宗又移驾紫宸殿，再受诸王、亲戚拜贺。稍稍诸王退去，李绛、崔群、白居易等学士入殿，先是恭贺天子万寿，而后奏曰：“陛下嗣登大宝，至今四载，而储君未立，典册不行，非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也。伏望早立太子，以绝觊觎之端，安社稷人心。”宪宗深以为然，颔首曰：“容朕思之。”遂考虑太子人选。当时宪宗诸子中，长子邓王宁为庶出，其生母纪美人身份卑微，而三子遂王宥为嫡出，其母郭贵妃乃郭子仪之孙，尊贵无比。宪宗便在立嫡与立长之间犹豫不决。
当日晚，宪宗驾幸郭贵妃寝宫，贵妃令侍婢杜秋娘、郑月娥献舞乐。宪宗望见郑氏，忽又忆起“生天子”之说，心中波澜不息，致一夜未眠。次日黄昏，宪宗忽召郑氏侍寝，私问之曰：“卿入宫几何耶？”郑氏曰：“已一年有余。”宪宗叹曰：“天赐佳人于朕，朕竟束之高阁，岂不惜哉！”郑氏曰：“奴婢戴罪之人，安敢奢望陛下注目。”宪宗笑曰：“卿已无罪，自即日起，可自称‘妾’。”郑氏惶恐谢恩。宪宗又曰：“朕今有一事，思虑数日未决，欲问卿耶，卿可愿为朕分忧？”郑氏曰：“陛下有问，妾自当知无不言。”宪宗遂问曰：“近日群臣请立储，以卿之见，诸王中谁可为太子？”郑氏惊曰：“此国之大事，妾安敢妄言！”宪宗安抚曰：“此事无关卿之利害，故以问之，卿不必惊慌，此处更无他人，卿尽管言之。”郑氏稍稍镇定，略沉吟后对曰：“妾只知立储当立长也，先代之君，莫不如是，不知陛下有何犹疑之处？”宪宗听言，静默良久，忽笑曰：“朕知之矣！”遂不再问，乃与之共寝。
次日，宪宗下制立长子邓王宁为皇太子，择四月一日举行册礼。群臣闻诏，皆至宣政殿朝贺。至四月，长安阴雨不歇，竟难觅晴日。有司奏请更期册太子。宪宗犹疑之际，忽报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命为留后，代领军务。宪宗闻之，乃搁置册礼，专注河北事。未几，易定节度使张茂昭上表，请出兵讨伐承宗。又数日，承宗之叔士则以承宗擅立，恐朝廷讨伐，祸及宗族，乃与幕僚刘栖楚等入京归国。宪宗见之大喜，乃知承宗不得人心，遂授士则神策大将军，继而召宰臣议曰：“自贞元以来，河朔三镇相继自设副大使，以长子为之，父死则子立。昔者王武俊死，王士真继之，今士真死，承宗又欲继之。如此父子传袭，是置朝廷于何地？朕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自朝廷择人为帅，不从则兴师讨之。诸卿以为如何？”
宰相裴垍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官，今却夺承宗，厚薄不一，其必不服。”李籓曰：“河朔三镇盘根错节，非吴蜀可比，只可缓图，不宜急取。”宪宗犹豫不决，又召诸学士商议。李绛对曰：“河北不遵王命，谁不愤慨，然今日取之，恐未可行。成德自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三十余年，人情业已习惯，不以之为非。况承宗已掌军务，一旦择人代之，恐其未必奉诏。且范阳、魏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气连枝，三镇闻陛下欲取成德，必内不自安，阴相助援，承宗得邻道之助，必拒朝命，彼时则须兴师四面攻讨，所用将帅须加官爵，士卒亦须给衣粮，而将帅恐又顿兵不进，坐观胜负，使国家劳民伤财。今江、淮正遭水患，官民困竭，军旅之事，未可轻议也。”
白居易、崔群等皆附议。宪宗见众意如此，只得暂罢议论。俄而诸学士退去，宪宗怅然久之，叹息曰：“若杜黄裳在，必力主取成德。”左右闻之，竟密报吐突承璀。承璀知天子心意，乃至紫宸殿奏曰：“承宗自立留后，是叛臣也，臣愿领兵，为陛下讨之。”宪宗闻奏不禁惊愕，沉吟良久后道：“卿勇气可嘉，不过事关重大，且容朕思之。”承璀遂退。
此后数日，宪宗辗转反侧，反复思量成德事，却始终犹疑不决，承璀见其久未表态，不免心急，乃密使爪牙宗正少卿李拭上表，奏称：“承宗不可不讨。承璀乃陛下亲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统诸军，谁敢不服！”宪宗见表，勃然大怒，示于诸学士曰：“此奸臣也，知朕欲用承璀为将，故上此表。卿等记之，自今勿令其得进用。”绛等应诺，遂记其名。时起居舍人裴度随侍在旁，执笔记录天子言行，乃将此事详记于起居注，归入史册。
且说承璀见计谋落空，乃不敢再提成德事。不久，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忽遣使访之，且送资财十万。承璀知其必有所求，乃问曰：“卢公赠我厚礼，是为何事耶？”使者曰：“中尉明鉴，卢公确有事相求。去岁卢公遭父丧去职，至今已一载，而朝廷却未起复。今闻中尉奏请讨成德，卢公欲出一臂之力，望中尉奏明天子，复卢公官爵，使率军助讨之。”承璀听言窃喜，承诺曰：“卢公有锄贼之心，我自当襄助。”遂打发了使者，寻机上奏此事。宪宗闻听犹疑曰：“从史久怀异心，恐不可用。”承璀曰：“从史自请讨贼，陛下若不嘉许，则诸道谁愿为国讨承宗耶！”宪宗为其所动，遂诏复卢从史官爵，且加授其左金吾卫大将军。
至六月，成德之事仍纷议不决，宪宗熟思多日，乃诏以朔方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代李鄘为河东节度使，以行军司马薛镇为朔方帅。群臣闻诏，知天子仍有用兵河北之心，对此议论纷纷，而宰相裴垍、李籓却另有所忧。且说一年之前，回鹘攻陷吐蕃凉州，吐蕃疑沙陀首鼠两端，欲迁其部众于河外。沙陀酋长朱邪尽忠不欲北迁，乃与其子执宜商议，执宜曰：“我沙陀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吐蕃迁我居河外，是欲绝我种也，不若走萧关归唐。”尽忠从其言，乃率部族三万户东迁。吐蕃闻之，遣大军追击，沙陀且战且走，由洮河进至石门关，前后数百战，死伤无数，尽忠亦战死。执宜率余众万余人诣灵州，范希朝率军迎于塞上，置之盐州，为市牛羊，广其畜牧，善加安抚。朝廷闻之，诏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兵马使。
今范希朝移镇河东，裴垍、李籓虑其离边后沙陀反覆，遂上奏曰：“沙陀人在灵武，迫近吐蕃，今虽归降，亦恐反覆生变，且其部落众多，而灵州粮少，恐溢长谷价。请使其从希朝诣河东。”宪宗乃从二臣之言，诏令沙陀迁往河东。希朝闻诏，乃选沙坨骁骑千余，归入河东军，置兵马使领之，余众则皆居定襄。于是执宜乃守定襄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自此沙坨人皆为唐民，数从朝廷征伐，屡立战功，至执谊之子赤心时，因功赐为李姓。百余年后，唐亡于朱温，执谊曾孙李存勖攻灭朱氏，于洛阳建国，仍以“唐”为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