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七、宪宗皇帝

制书撰毕，俱文珍乃加盖玉玺，昭示天下，当日正是八月初一。顺宗浑然不觉时，就已退位为太上皇，次日便在神策军护卫下，迁居兴庆宫。同日，俱文珍又以太上皇之名发布诰命，拟于八月九日为新君行册礼，命检校司徒杜佑为册使，门下侍郎杜黄裳为副使，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另又下诰，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古者新君即位，当于次年正月改年号，然顺宗在位不足一年，未及更立新号，故将此年也即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以为顺宗年号。而永贞者，谓长享正命也。顺宗登基仅七个月即退位，何谓之“永贞”？盖是俱文珍自知顺宗受迫禅位，未能长享尊荣，应为世人所怜悯，故而取此美辞为年号，以补不足。

临近册礼之期，长安城一片喜庆，群臣皆在为新君登基而四下忙禄，只有叔文、伾、执谊、宗元、禹锡等失魂落魄，不知所措。就在册礼前两日，俱文珍上奏新君曰：“叔文、伾等结党乱政，当初又阻挠立储，今陛下即将登位，如此逆臣，安能留之京城！”李纯深以为然，遂诏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当日叔文接到诏命，心寒齿冷、泣下如雨，不住地吟叹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继而整顿行装，出发向渝州。而王伾接诏后惶惧不能自已，以至于病倒，便在中官与金吾卫护送下前往开州。

二王出京之日，正值八月初九。京中大小官员聚于宣政殿，参加新君册礼。当日，连月的阴雨方才停歇，京城晴空万里。吉时一至，宰相杜佑乃宣读册文，李纯遂即皇帝位，是为宪宗。宪宗时年二十八岁，容光焕发，精神奕奕，群臣见之皆喜，乃知大唐中兴可期。

新朝伊始，人事变迁往往频仍。八月中，宪宗召奉义军节度使伊慎来朝，授为尚书右仆射。未几，又以尚书右丞郑余庆为同平章事；以饶州刺史李吉甫为考功郎中、并知制诰。贞元时，吉甫曾在京任员外郎，后外放明州，历任忠、柳、饶等州刺史。宪宗在藩邸时，常听人言其才名，遂在即位后召其还朝。吉甫奉诏进京，次日即受召见，其间宪宗问之道：“闻卿擅长地理，且为朕略论今之山河形势。”吉甫遂就边防、藩镇之形势对答，并道：“我朝地广人稠，其地理难以言尽，愿整理为书、图，呈与陛下观阅。”宪宗听后大喜，乃道：“朕正有此意，卿不妨将诸道建置沿革、山川险易、人口物产等著为一书，且配以舆图，以备巩固边防，制驭藩镇。”吉甫诧异道：“依陛下之意，此书体例庞大，非数年不能成也。”宪宗道：“卿可从容著之，所需人、钱及物，皆由朝廷供给。”吉甫既惊且喜，叩谢道：“如此，臣必不辱使命。”宪宗欣然点头，继而又命其为翰林学士，随时听候召见。

为臣者，何人不爱官爵？李吉甫等人不求而得，而有人却求而不得。八月末，成都使者奏称西川节度使韦皋病薨。几日后，度支副使刘辟自为留后，表求节钺。宪宗年少时，就厌恶藩镇自立节帅，今初登皇位，便遇此类事情，心中大为反感。遂诏令不许，并命中书侍郎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赴成都宣慰。继而又以征召刘辟为给事中，以袁滋为成都尹、西川节度使。

九月初，袁滋辞京赴西川上任。不久，怀州使者来报，称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病故。宪宗闻奏，乃命宰相拟定新帅人选。杜佑等商议未定，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及陈州刺史孟元阳上表，称自春夏以来，陈、许、申、光、蔡等州遭受大旱，请朝廷赐米赈灾。宪宗见表，乃令度支调粮米赈济五州，并以孟元阳为怀州刺史、河阳节度使。

杜佑等见诏书，不免诧异。宪宗向其解释道：“昔年淮西叛乱，韩全义奉命讨伐，无功而返，又托言有疾，不朝天子而去。朕时在藩邸，对此十分不喜，而元阳坚守溵水有功，朕颇知其名，今见其表，不禁忆起往事，遂以其为河阳新帅。”杜佑恍然，进而又问：“陛下既恶淮西之叛，为何仍命度支赈蔡、光、申三州？”宪宗道：“淮西叛乱，乃少诚及其将佐之过，百姓有何罪耶？蔡州乃大唐国土，其人亦是大唐子民，朕岂能不顾！”杜佑听言大受感动，叩拜道：“陛下仁德，真社稷万民之幸也！”宪宗笑而不言。不久，夏绥节度使韩全义闻知天子之言，心下大惧，乃请旨入朝。宪宗遂诏许之。全义至京后，常居私第不出。宪宗见其无二心，便不再问罪。

韩全义尚能自请入朝以自保，而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却已无路可退。九月中，给事中陆质病笃，宗元与禹锡前往问疾。不料竟引起朝野议论，群臣上奏曰：“叔文既已贬谪，其党羽不应在京居要职。”宪宗采听众意，乃下制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凌准为和州刺史，程异为岳州刺史。即刻上任。

制书既下，众人匆匆离京。是日，陆质病逝于家中，柳宗元闻讯悲痛不已，竟嚎啕大哭。而刘禹锡独不悲，时秋风萧瑟，其却逆风而上，高吟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柳等遭贬谪后，叔文一党中除陆质病死、李景俭居丧、吕温出使吐蕃未归之外，只剩韦执谊仍在朝中。他也因此惶惶不安，整日气息奄奄，每逢中书省议事，全不发一言，延英问对亦常失神口误。百官对此不满，有人论述其罪，奏请罢其相位。宪宗因其曾与叔文分歧，且是杜黄裳之婿，心有不忍，便迟迟未下诏。但不久之后，宪宗就因一件事改变了想法。

是年冬十月，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澭遣使上表曰：“近日有一山人罗令则，自长安入普润，矫称太上皇诰命，征兵于臣，且言将行废立事。臣知太上皇与陛下父子和睦，必不至于此，故将其执送京师，交陛下处置。”宪宗闻奏，不觉大惊失色。此后罗令则及其党羽被押解至京，宪宗不加审问，即命京兆府杖杀之。而当日夜，舒王李谊突然卒于宅中，其家人称是暴病而亡，但时人却多有异论。几日后，宪宗下制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未几，又复以太子左庶子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以右庶子李愬为少府监。于是时隔半载，武元衡又复归御史台。复职当日，其便上疏曰：“刘禹锡等结党乱政，由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也！请加贬为州司马。”其后又有多位官员上书附议。宪宗遂下制，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至此，二王及党人尽遭贬逐，时人谓之“二王八司马”。

随着二王刘柳等人相继被贬至远州，这场持续二百多日的改革彻底宣告失败，因顺宗年号永贞，此次改革被称为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叔文所施新政大多遭废黜。是年冬月，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奏请恢复宫市。宪宗因宦官拥立有功，不愿拒绝其请，遂诏许之，于是短短数月之后，宫市之制又死灰复燃。

永贞革新另一项重要举措便是抑制藩镇，这也正是为何叔文不许韦皋兼领三川。而今韦皋已死，刘辟自为留后，西川渐有割据之势。宪宗虽已命袁滋为节度使兼成都尹，但刘辟已掌西川军政，岂会拱手让人？面对朝廷征召，他公然不受，且阻兵自守。袁滋行至汉中，见其势大，竟徘徊月余而不敢进。宪宗闻知大怒，欲问其罪。杜佑乃进言说：“刘辟凶恶奸险，滋孤身一人，无兵马随从，不敢入川亦在情理之中，不当问罪耶。望陛下明察。”

宪宗不以为然，乃道：“贞元时，达奚抱晖弑帅自立，李泌请缨入陕，以一己之力平定叛乱。滋身为宰臣，竟不能效法前辈，何以立于朝堂！此事朕意已决，卿不必再言。”遂诏贬袁滋为吉州刺史。杜佑不敢再谏，转而问曰：“滋既贬逐，陛下将如何处置刘辟？”宪宗道：“辟阻兵自守，朕欲遣神策军讨之，卿以为如何？”杜佑反对道：“陛下初嗣位，不宜轻易用兵，不如且授辟节钺，日后再做计较。”宪宗虽心不甘，却也知其言在理，遂以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制书既下，群臣议论纷纷。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曰：“刘辟公然抗命，今若释而不诛，则朝廷可控之地，惟两京耳。除此之外，谁不为叛！”宪宗深以为然，褒扬道：“卿正直敢谏，真有颜鲁公之风也。”原来韦丹是颜真卿外孙。宪宗因其是忠良之后，且有远见卓识，遂授其东川节度使，以固守疆土，防御刘辟。

袁滋罢相后不久，告病数月的贾耽也病逝于宅。宪宗欲再拜一人为相，而翰林学士郑絪居拥立之功，至今未得封赐，遂以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由此朝中出现一趣象，当朝四位宰相，正巧两人姓杜、两人姓郑。杜佑、杜黄裳皆出自京兆杜氏，因黄裳小佑三岁，时人谓之“小杜相”，谓佑“大杜相”；而郑絪、郑余庆皆出自荥阳郑氏，且絪乃余庆从父，二人同居昭国坊，絪在坊南，时人谓之“南郑相”，余庆在坊北，时人谓之“北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