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京宦生涯(10)
第11章京宦生涯(10)
京寓中大小平安。纪泽读书已至“宗族称孝焉”，大女儿读书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买驴子一头，顷赵炳堃又送一头。二品本应坐绿呢车，兄一切向来俭朴，故仍坐蓝呢车。寓中用度比前较大，每年进项亦较多（每年俸银三百两，饭银一百两）。其他外间进项，尚与从前相似。同乡诸人皆如旧。李竹屋在苏寄信来，立夫先生许以乾馆。余不一一。
兄国藩手草
道光廿七年六月廿七日
【注释】
[1]缙绅：缙，也写作“搢”，插。绅，束在衣服外面的大带子。缙绅旧指官宦的装束，后转用为官宦的代称。
【精彩点评】
信中曾国藩认为，从前那些施恩于他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耳。将来万一他做了总督或者学政，不理他们吧，失之刻薄；理会他们吧，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不肯占人半分便宜。也许处身官场的人，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
吃亏、占便宜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咱们中国有两句老话叫“贪小便宜吃大亏”“吃亏是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吃小亏而全霸业；韩信能忍胯下之辱而封诸侯；相反，楚王项羽为逞一时之勇而招来四面楚歌，自刎乌江。有人说，雷锋傻，可他却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尊重！逞一时之快，贪眼前之益，乃少儿天性，像曾国藩这样能不肯轻受人恩惠而全大体者，皆修养过人之人。
琐事兼述，诸惟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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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1849年4月13日致诸弟书）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足下：
正月初十日发第一号家信，二月初八日发第二号家信，报升任礼部侍郎之喜，廿六日发第三号信，皆由折差带寄。三月初一日由常德太守乔心农处寄第四号信，计托带银七十两、高丽参十余两、鹿胶二斤、一品顶带三枚、补服五付等件。渠由山西迂道转至湖南，大约须五月端午前后，乃可到长沙。
【经典格言】
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温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
李笔峰代馆一月，又在寓抄书一月，现在已搬出矣。毫无道理之人，究竟难于相处。庞省三在我家教书，光景甚好。邹墨林来京捐复教官，在元通观住，日日来我家闲谈。长沙老馆，我今年大加修整，人人皆以为好。
【精彩点评】
再者：九弟生子大喜，敬贺敬贺。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我平生最不信风水，而于朱子所云“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二语，则笃信之。木兜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与其间。家中买地，若出重价，则断断可以不必；若数十千，则买一二处无碍。
二月初四澄弟所发之信，三月十八接到。正月十六七之信，则至今未接到。据二月初四日书云，前信着刘一送至省城，共二封，因欧阳家、邓星阶、曾厨子各有信云云。不知两次折弁何以未见带到？
温弟在省时，曾发一书与我，到家后未见一书，想亦在正月一封之中。此书遗失，我心终耿耿也。
宋湘宾去年回家，十二月始到。山西之馆既失，而湖北一带又一无所得。今年因常南陔之约，重来湖北，而南陔已迁官陕西矣，命运之穷如此。去年曾有书寄温弟，兹亦付去，上二次忘付也。
曾国藩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可见曾国藩为官的清廉，为人长辈的勤俭孝友。生在一个勤俭的家庭，曾国藩成家立业后，任侍郎、总督、大学士，直到去世都一直保持着勤俭持家的习性。相传曾国藩三十多岁时，新做了一件马褂，只有遇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三十年后依旧像新的一样。有一次，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话给曾国藩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为官多年，曾国藩勤恳清廉的精神令人钦佩。现在澄弟来书，言温弟鼎力办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辞劳，又耐得烦云云。我闻之欢喜之至，感激之至。温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荡佚一路，归入勤俭一边，则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我待温弟，似乎近于严刻，然我自问此心，尚觉无愧于兄弟者，盖有说焉。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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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所寄亲戚各项，不知果照单分送否？杜兰溪为我买《皇清经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
京寓一切平安。纪泽书经读至《冏命》[1]。二儿甚肥大。易南谷开复原官，来京引见。闻左青士亦开复矣。同乡官京中者，诸皆如常。余不一一。兄国藩手草。
【注释】
温弟在省所发书，因闻澄弟之计，而我不为揭破，一时气忿，故语多激切不平之词。予正月复温弟一书，将前后所闻温弟之行，不得已禀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禀告而误用诡计之故，一概揭破。温弟骤看此书，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间，一言欺诈，终不可久。尽行揭破，虽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终能相谅。
予尚有寄兰姊、蕙妹及四位弟妇江绸棉外褂各一件，仿照去年寄呈母亲、叔母之样。前乔心农太守行时不能多带，兹因陈竹伯新放广西左江道，可于四月出京，拟即托渠带回。澄弟《岳阳楼记》，亦即托竹伯带回家中。
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
道光廿九年三月廿一日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1]《冏命》：冏指周穆王的大臣伯冏。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长，领导侍御人员。史官记录周穆王任命伯冏的策书，即为《冏命》。
【经典格言】
受恩深重须尽忠直言
（1851年6月13日与诸弟书）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四月初三日发第五号家信，厥后[1]折差久不来，是以月余无家书。五月十二折弁来，接到家中四号信，乃四月初一日所发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京寓一切平安。癣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无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为五年来所未有，今又过之。或者从此日退，不复能为恶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虑，久而弥可信也。
四月十四日考差，题“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经文题“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赋得“濂溪乐处，得焉字”。
廿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而圣量如海，尚能容纳，岂汉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2]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福祸置之度外矣。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
然此后折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折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也。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即未往赴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