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坚忍不拔：能屈能伸方显英雄

第17章坚忍不拔：能屈能伸方显英雄一自我定位曹孟德胸有大志

人活于世间，谁都不想默默无闻，要做一番大事业。然而，成功往往只垂青于很少一部分有方向、有头脑的人，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英雄。因此，把握自己的真实水平，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循序渐进，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

曹操初入仕途，只是一个小小的洛阳北部尉，但他很会当官，把权力运用得恰到好处，知道以法度行事，不畏权势，敢于以下犯上，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对于曹操能够执权伏势的行为，《诸葛亮集·将宛·兵权》中有很好的解释。文曰：“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欲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权，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

意思是说，兵权是操纵三军命运的重要权力，如何掌握并使用它，直接反映主将的威严和气势如何。主将如果能很好地掌握、运用它，则如虎添翼，威加四海，可很自如地运用它。如果有权而不会用，则不能很好地统帅三军，会像鱼离开水一样，难以长存。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人虽然有权却缺乏威严的气势，使权力难以充分发挥。有些人则不同，即使他有权而使用它，对别人也会产生一种威慑感，正所谓不怒自威。原因何在？根本在于那些掌权的人会不会使用手中的权力。其实，权力本身就自带着一种威严，但如果在使用时没有让它发挥出来，权力也就随着他的使用者一起失去了威严。曹操有一种天然的掌权用权的天赋，所以常常能把权力发挥得很到位，既提升了权力的威严性，也利用权力的威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人生的作为，往往是与时代紧密联系起来的，如果你所设定的人生角色，悖离了时代的主体需要，那么你对历史进步的贡献以及你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影响就会相对弱小。历史上不是有“昔君好文臣好武，君今好武臣已老”的喟叹吗？从大的方面来说，“治世”时代有“治世”时代的主体需求，而“乱世”时代有“乱世”时代的主体需求，如锄强济弱、安定天下等。因此，时代特征不同，需要的英雄人物的角色也有所不同。

曹操生于一个“家家欲称帝，人人欲封侯”的时代，名人英雄辈出。唯独曹操最终能够傲立于群雄，成为了一代雄杰。那么，曹操是怎样称雄于乱世的呢？他的成霸业的经历清楚地告诉昭示：要想有所成就，首先应当掌握时代特征，给自己准确定位，据此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曹操出生在东汉桓帝在位年间，少年岁月也在桓帝时代度过，步入“弱冠”之年时，正值灵帝（刘宏）在位前期，被授为洛阳北部尉。他的后半期生活在汉献帝时期。

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年特征非常明显：一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大权旁落，落寞无能。桓帝、灵帝、献帝三代，一代不如一代。或由外戚掌政（如桓帝在位初期由梁冀为首的外戚掌政），或由宦官专权（如桓帝、灵帝在位时均如此），或由军阀操纵权柄（如献帝即位初期为军阀董卓操纵实权）皇帝实际上已成为傀儡。二是封建统治集团诸势力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残酷。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均发生“党锢之祸”，外戚、宦官、“党人”等集团势力无不阴谋诛杀异己，独手专权。三是由于官府横征暴敛，致使大量百姓破产，无法生存。因而统治势力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四是大小割据军阀不但图谋久霸一方，而且梦寐以求扩大地盘，因而连年混战不休。

曹操掌握军政大权的后期，“三国鼎立”之势已见雏形。虽然仍有战争，但毕竟是相对稳定时期。而东汉末年，则是朝廷腐败、军阀混战，社会剧烈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各阶层对国家尽快解除混乱状态，达成统一的愿望非常强烈；曹操正是面对“乱世”来设定他的人生角色。

曹操认为这样一个动乱之世，应是一个需要济弱锄强、一统天下、安定社会、“取威定霸”的英雄时代。因此，曹操一开始就按照英雄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曹操从开始只是梦想做一名将军，逐渐调整、提高自己的志向，到最后想要匡扶天下，成就一代霸王之业。可以说正确的定位给了他向上的动力。

二以屈求伸厚积薄发成大事

《扬雄传》中有：“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表明能屈能伸方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屈是为了更好地伸，是为了积蓄伸的力量。不屈难以伸展，不屈则力从何来？以屈求伸，是力量薄弱，身处逆境中的胜利之道。

从古至今，无论取得了多大成就的人，不可能总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都有他屈身的时候。就屈身而言，有的人只对他的荣辱成败起决定作用的少数人屈身，有的人则可能向多数人的利益而屈身。你可以钦佩或鄙夷某一种“屈身”行为，但是要学会区分不同的“屈身”行为，因为这是区分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或成就的关键因素。

委曲求全，可能是形势使然，也可能是为了使自己的事业更上层楼而采取的策略。曹操的屈身之举，可以说二者兼备。

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曹操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但他不因如此而垂头丧气，而是屈身在陈留太守张邈的身边，起兵后在给养等方面也须仰仗张邈的接济，因此在起兵之初曹操对屈身以事之，并主动接受的节制。不久，曹操随张邈来到酸枣前线，代理奋武将军之职。和后来成大事的其他人一样，曹操一方面屈身于张邈，受他的领导和节制，另一方面也在乘机积蓄自己的实力，以为后来开辟自己的天下打基础。

曹操前往酸枣途经中牟时，该县主簿任峻率众前来投附。曹操非常高兴，任命他为骑都尉，并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

骑都尉鲍信和他的弟弟鲍韬也在这时起兵响应曹操。鲍信是个颇有见识的人。董卓刚到洛阳时，他就劝袁绍说：“董卓拥兵自重，心怀篡逆之心，如不早想办法对付，朝政将会被他控制。应当乘他新到疲劳的机会，发兵袭击，可一举将其擒获。”但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兵。鲍信见袁绍不能成事，便回到家乡泰山，招募了步兵千乘。曹操刚起兵，鲍信便起兵响应，同时来到酸枣前线。曹操和袁绍推荐鲍信为破虏将军，鲍韬为裨将军。当时袁绍的势力最大，不少人趋奉他，只有鲍信对曹操说：“有大谋略的人在世上找不到第二个，能统率大家拨乱反正的，只有您一个人。而那些刚愎自用的人，即使一时强大，最后也是要以失败告终。”于是同曹操倾心交往，曹操从此也把他当作知己看待。

曹操对自己所“屈身”的人也总是尽心尽责，勇敢承担自己所应当承担的任务，希望共同支撑危局，共图大业。但是，要成大事也不能久居人下，因为其志向和行事风格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也不会一味屈就，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不亢不卑。

当曹操在汴水失利、招募兵员，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而北归后，不是返回酸枣，而是渡过黄河，赶到河内，同驻扎在那里的联军盟主袁绍接触，企图对游说袁绍出兵，使局面改观。但结果仍令人失望，他在许多问题上也常常不能同袁绍取得一致，甚至完全针锋相对。从此对袁绍更加不满，并产生了伺机消灭袁绍的想法。后来，随着袁绍乘机发展个人势力，曹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并加快了发展个人势力的步伐。

随后，曹操同袁绍的关系则更是若即若离，到曹操迎天子于许都，袁绍由曹操的“上级”变为了他的“下级”时，曹操鉴于自己的实力，也还没有和袁绍闹翻，直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官渡之战，双方终于不可避免地正面交锋了。

三国时期，风起云涌，能够有所作为的英雄，大都有以屈求伸的经历。刘备曾依附曹操，孙权后来能够在东吴面临被蜀、魏两面夹击的危险形势下，不顾文臣武将的阻挠，从大局着眼，不惜屈尊下就，先向刘备“上表求和”，并做出了一系列外交上的让步。后又向曹丕“写表称臣”，并恭顺地接受了曹丕的封爵。这一系列卑屈之举，对东吴避免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世上没有一个只“伸”不“屈”的真英雄，只有他向谁屈，什么时候屈，什么地方屈的问题。有时候退一步，也就推出了繁杂的圈子，很好地保全自己，这比进十步更有利。时机一旦成熟，也更容易发力，自己的事业也会更进一步。一个像曹操一样能伸能屈的人，是永远不会败的。

三人贵自知实力不济暂避让

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就是能够明确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势。势不如人时可以妥协，暂时满足对方要求，待危机过去，再寻求他策，这是在不利形势下所实行的一种“退让政策”。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当时形势出发，权衡利弊，克制态度，牺牲眼前利益以救大局。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能力，也难以有这样行动的魄力。

曹操不乏英雄气概，但他也有自知之明。他迎献帝都许县后，虽然有了政治优势，但自己的势力还难以驾驭它，他当时还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反倒成为世人注目的人，也可以说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与袁绍等军阀相比，仍然处于劣势。因此曹操采取避开锋芒，壮大自己的方略，最终将袁绍打败。

对于曹操的得势，袁绍有些后悔，他摆出盟主的架势，依仗自己兵多将广，以许县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将献帝迁到鄄城，因为鄄城离袁绍所据的冀州比较近，便于控制献帝。可是曹操岂会在重大问题上让步？断然拒绝了袁绍这一要求，而且还以献帝的名义写信责备袁绍只顾发展自己的势力，而不勤王。袁绍无可奈何地为自己开脱。

曹操又以献帝的名义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实际上是试探。袁绍见曹操任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拒不接受任命。

曹操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这时的实力还不如袁绍，他不能在这个时候跟袁绍闹僵，决定暂时作出让步，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了袁绍。自己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代理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只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以缓和同袁绍的矛盾。但由于袁绍不在许都，曹操仍然总揽朝政。

羽翼未丰，不可高飞。曹操深知自己势力还不够，暂不能够太过于表现自己。因此对袁绍的要求尽量满足，对朝廷的封赠表现出“力所不及”的谦恭。等到羽毛一丰满，他就大张征伐，无所顾忌了。

当对手比你强大时，不去碰硬，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是可行的，但不可因此而失去原则，丧失独立性，要时刻把握自己的命运。

曹操因有自知之明而屈从袁绍，私下里对发展自己一刻也不放松，终于在官渡一战彻底打败了袁绍。

曹操用后发制人打败袁绍后，又以大英雄的心胸举止，对袁绍可谓仁至义尽，借机还扬了自己的好名声。

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身亡。曹操攻破邺城时，即令：没有他的将令，不得擅入袁宅。当曹操完全控制了邺城后，做了一件常人无法理解的事，但于英雄又极富传神色彩的事：泪祭袁绍。

他亲到袁绍墓前致祭，痛陈时世艰难，生灵涂炭之苦痛，历数他与袁绍相知相交，相约救民于水火的人生历程，又赞扬了袁绍的英雄业绩。说到情切处，难免唏嘘嗟吁。

董卓乱国，袁、曹结盟，其艰难周旋，共当祸福。这其间，他们共同患难。等到后来各成气候，各人心目中又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于是又互不容忍，乃至相互攻击，连兵血战。这并不是有什么硬是过去不了，化解不了的世仇宿怨，不过彼此都要伸张自己的意气、志愿而已。到最后，胜负既明，国破家亡，曹操虽成大功，但这并不是当初他们相约时所愿看到的。因而惺惺相惜，衷心感动，自然而然伤神陨涕，这就是所谓慷慨英勇之风，当然不会被心胸狭窄、小有所成则得意洋洋，幸己成、乐人祸之辈所理解了。

四学会隐忍为表忠心急上书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制胜的情况下出手，往往会在较量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不可四处张扬。君子更要善于保护自己，要学会待时而动。

曹操处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之时，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当曹操逐一清除了来自各方面的阻碍，名声日隆。完全具备取代汉室登基的条件时，按说此时逼皇帝禅让，对他来说也易如反掌。可曹操直到临终之时，也没有称帝。是曹操忠于汉朝吗？恐怕未必。实在是当时的形势使然。

曹操独揽大权却又不做皇帝，反映了他的清醒、明智与沉着。我们知道，随着汉献帝越来越被边缘化，曹操取而代之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这就招致了政敌的不断攻击。如周瑜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他“有无君之心”“欲盗神器”。如果听之任之而不加辩解，贸然称帝，袁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曹操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还可能成为四方诸侯征讨的对象；内部的汉臣势力也会起来反对。

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的局势已成定局。孙、刘对北方虎视眈眈，而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将又心怀不轨，这都是曹操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内外政敌加紧了对他的攻击，企图动摇他的政治基础，有的甚至要求他交出兵权，以削弱他的实力。为了反击政敌，安抚内部拥汉派势力，继续保持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只得将自己的代汉意图更深地隐藏起来，更加表明自己对汉室的忠心。

他还曾专门上书《让县自明本志令》，以此表明他忠于汉室的决心，说他当时的最高愿望只是做征西将军并能封侯，死后在墓碑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几个字。旨在表明自己从年轻时起就志望有限，而且只想为国立功，并没个人野心。第二，曹操回顾了他举义兵，讨董卓以来的经历，旨在表明自己为阻止别人称帝称王而戎马一生，又怎会再去称帝王呢？令文的第三部分说明自己一来世受汉恩，已经超过三世，二来汉无负于自己，所以自己对汉室的忠心是毋庸置疑的。令文的最后一部分则针对政敌对他的攻击，明确表示不会放弃兵权，回到他的封地武平侯国去。这既是出于对自身及子孙安全的考虑，更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且他所封的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从三万减去二万，以减轻自己所受的各方压力。

其实，曹操作为一代枭雄，又何尝没有帝王之心。他之所以深藏不露，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曹操被封为魏王，加九锡。这时，关于曹操有“不逊之志”的议论又风行起来，曹操于是又写了诗作《短歌行》。诗中以周公吐哺自比，表明自己虽然被封为魏公，加九锡，但仍会谨守臣节，遵奉汉室，决不会做出危害汉室的事情来。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给曹操上书，劝曹操称帝，自己北望称臣。曹操将信出示给群臣，大笑着说：“孙权这小子这是在火炉上烤我啊！”

曹操明白，他如果以魏代汉，必招致各方面反对，就像在火炉上挨烤一样。其实曹操把这封信公开给大臣，并说了一些表白心迹的话，一来是为了揭露孙权的真实用心，二来也是试探一下群臣的态度。群臣对曹操的用意自是心领神会，纷纷上表表示“以魏代汉，正是其时”。曹操听了大家的建议后，冷静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文王矣！”

曹操这句话，实际上已表明了他心中的代汉意图，只不过是像当年周文王给周武王奠定基业那样，积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曹操知道自己政敌太多，而且多次明确表示不称帝，有了这块挡箭牌，自己乐得大权在握，其隐忍工夫之深确实了得。

五有进有退在家闲居有远谋

一个欲成就霸业的人，必须把握好进退的节奏，当你事业略有小成，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千万在心理上要做好跌宕起伏的准备。一步踏不到点子上，苦心经营的大厦顷刻间或许就会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