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武勇论风险一
商业银行风险是指在货币经营和信用活动中，由于经济活动中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造成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从而导致银行蒙受经济损失和失去额外收益的机会和可能。主要表现在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盈利率、资产流动性、不良贷款等多个方面。近些年来，大谷银行风险管理意识逐年加强，尊重办商业银行基本规律，实行集约化经营，内涵型发展。客观正确的认识和评价风险，整章建制，堵塞漏洞，填补空白，加强内控和监管，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引入经济资本管理，构筑风险防控体系，做了诸多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武勇召集陆祎等一众写手，要求对风险管理进行深入剖析，再次在省刊发文，详论风险管理任重道远。
大谷银行2005年年度报告显示，不良贷款占比为26.17%，较上年下降0.56个百分点，远远没有达到《贷后管理工程纲要》下降4—5个百分点的目标。所有者权益796.07亿元，占总资产比率为1.67%，严重制约了其抗风险和扩张的能力。税后净利润为10亿元，资本收益率1.3%，收入利润率为负值。从这几个有限的指标中可以看出大谷银行的经营规模很大，自身实力不强，经营风险很高，风险控制能力很弱。
2006年12月11日，是加入wto后银行业全面开放最后的过渡期，国内银行要“与狼共舞”，目前银行业的风险掌控能力能够适应市场竞争日异激烈的金融形势么？
为适应新农村建设，大谷银行高层做出了开拓县域市场的重大战略决策。发挥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作用，意味着县域市场定位的重新确立，大谷银行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经过10余年的商业化转轨，尤其是近年来体制与机制的改革，目前大谷银行的风险掌控能力能否实现对县域业务的风险防范和控制，能否摆脱大发展——大不良——大剥离的老路？是不是还要重复“昨天的故事”？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大谷银行风险管理问题，武勇认为，大谷银行的风险管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要使自身经营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有根本性的改观，必须从治本入手，深度挖掘，大刀阔斧的进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才能真正实现风险与效益的均衡和对称，保持业务的稳健经营，实现银行的长效发展。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涉及方方面面，任重而道远。
产权制度缺陷、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是风险生成的根本原因。这是老生常谈但又不得不谈的问题，产权制度缺陷、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风险失控的根本原因。大谷银行现行产权制度，使其表现出以下的特点。
首先，背负的期望不同。大谷银行是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和财产归国家所有，是国有独资。资产是全民的，股权是最分散的，造成了所有者“虚置”，银行不具备承担资产风险的法律责任能力，只是虚拟法人。资产收益权和控制权没有落在同一主体上，产权是不完整的。政府作为全民所有的代表，既要求国有商业银行上交税利，又要求其承担支持企业改革等公共财政性支出。看起来是悖论，其实正是缺乏真正主体的所有权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客观反映。
其次经营的愿望不强烈。运行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关系始终是非明晰化和非人格化。产权关系界定不明确，银行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对利润的追求并不强烈，银行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银行难以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形成了债权约束疲软、经营活动的低效运行和非理性化特征。
第三是管理模式不适应。国有商业银行所有的产权属性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可分割和不可交易性，因此其产权主体便不可能通过市场合约依法进入。不能引入产权主体，难以扩充资本壮大实力。管理形式上是代政府委托管理国有资产，而大谷银行实行的是一级法人制下的授权制度即代理制度，这是在产权关系十分模糊状况下的低效率代理，难以形成现代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模式。
在这种产权制度下，使得大谷银行产权运用方式较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还有很大距离。银行难以按商业银行基本规律开展经营，造成了风险的失控。所以，要加强和完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的防范能力，根本点是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市场金融制度，不能离开制度变革而单纯追求技术防范。
借鉴国外银行先进经验和夏天银行、春天银行股改经验，对大谷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使其摆脱体制困境，有效防范风险的现实选择。
“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大谷银行实行股份制，可以较好的实现国有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便于实施现代公司式治理，形成国有银行所有者与经营者相互制约机制，使之共同关心国有银行的经营成果。
股份化便于国有银行迅速扩展资本，雄厚的资信实力为其更新设施、拓展业务，防范风险提供保证。曾经有人说过，道德风险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将使国有银行产权关系更为明晰，产权界定更为明确。而且由于产权来源的社会化和股份的高度流通性，国有银行的国有资产将被管理得更有效率，可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在投资主体不明确和国有资产在无人负责下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