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10月：银河奖征文(11)
第260章10月：银河奖征文(11)
小镇的边界到底在哪儿似乎并不确定，即使以同一种交通工具去往同一个地方，折返的位置也各不相同。最远的一次，我搭乘运西瓜的卡车到达高速路入口，那儿已超出了小镇的行政版图。我清楚地记得那是第三百五十六次尝试。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已经摆脱了小镇魔咒，不禁激动地抓紧卡车司机的手臂，叫道：“师傅，加速，上高速！我给你多加五十块钱！”“上高速不是回深圳了吗？好不容易才从国道跑过来。”司机诧异地望了我一眼，没有驶上高速匝道。绿色指示牌被抛在身后，前方隐隐约约露出小镇的轮廓，车子已在不知不觉间掉转了方向，这辆车毫无疑问是从深圳方向驶来的。而我，是一位从深圳搭车前往小镇的古怪乘客。
八百次尝试，两年多的时光，穿城的河水汩汩流淌。每到五月，雨季来临，城东的民宅在雨中苔藓般增生，城西的高楼依旧静默，任雨水在外墙留下道道污痕。深圳人来了又走，新开盘小区的锣鼓在潮湿的早晨敲响。我依然在这里，未曾离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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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离去之后，我砸碎手机，拔掉网线，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两个月。我不敢走近窗户，怕在窗外看到你。我不敢走出屋门，怕在街上遇到你。我无法看电视听广播，因为总有人的脸孔和声音像你。夜里，我听着敲门声由强而弱，同事们的脚步声逐渐消失，整栋楼陷入死寂。小镇睡去了，这时我才能大口呼吸，把漆黑的空气用力吸入胸腔——可悲的是，就算丢掉了所有家具，屋里还是残留着你的气味。
两个月后，他们撞开房门，拉我出去。外面的世界令我极度恐惧，踏出楼门的一刻，我崩溃了，尖叫着撞开同事，爬回楼道，把头塞进防火门的缝隙。他们发觉劝说和安抚没有用处，就用黑色塑料袋套住我的头，把我强行拖进出租车。
在镇人民医院精神科的诊疗室里我尿了裤子，钻进办公桌下蜷成一团，像只怕光的蚕蛹。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奶白色的镇静剂，蹲着观察了一会儿，问了同事几个问题，得出结论：“这是惊恐障碍，焦虑症发作的表现，我给他打了一针丙泊酚，马上就能安静下来了。你们最好先把他送回家去，不管是什么触发了他的惊恐障碍，家总是最安全的地方嘛……我给你们留个电话，回去观察一下，有情况再联系我。另外，这里有张心理咨询师的名片，我们医院精神科比较弱，对焦虑症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可以去这里咨询一下……先把药费给结一下。”
后面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回到家后，同事们开始照顾我的衣食起居，将我从严重营养不良和精神衰弱中拯救回来。如医生所说，在家中，我的恐慌并不严重，但极怕踏出房门。我害怕空旷的小区广场，害怕外面的人群、声和光。他们试图帮助我慢慢走出去，甚至还画了一张进度表，让我每日向屋外多走一两米的路程。很感谢他们，在这座小镇我没有一个朋友，若非同事的帮助我不可能重新站起来，尽管知道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喜欢我，而是需要我来领导小小的分公司而已。
我在慢慢恢复。有一天成功地走到了小区中央的喷泉，我独自坐在大理石栏杆旁，长久地看干涸喷泉里一只死掉的乌龟。可我忘了那天是周五，看到大批深圳人拥进小区的时候，我吓坏了，连滚带爬地逃回家里，把自己紧锁在浴室，蜷在浴缸里尖叫不止。从那天后，我拒绝再踏出房门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杜医生夹着公文包敲响了屋门，他是小镇唯一一个有执照的心理医生。他五十岁，体胖，长着一副客家人面貌，白衬衣里面穿一件红背心，提着黑色人造革的廉价公文包，并不像位医生。不过一开口，他就显出不凡的见识，“老板，是这样，你得了广场恐惧症。这个病，就是怕人多的地方，不敢到公共场所去，对不对？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你要讲清楚是受到了什么刺激，我就能给你想个解决办法。”
我不想开口。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等于撕下包裹木乃伊的纱布，把风干的尸体暴露出来。可我不得不讲，因为我管理的小小企业已经停顿许久，若失去这份工作，我会失去剩下的一切。
我在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工作，以为只要努力奋斗就可以在那座城市扎根，可房价飞涨，年纪愈大，离梦想中的家越远。这时，公司宣布要在小镇成立办事处，公开招聘经理人选，我考察了当地房价之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小镇距离深圳一个多小时车程，“民风淳朴，生活便利，房价便宜，升值潜力巨大”，这样的广告词让人重获希望。我花掉所有积蓄，买下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还背上了十五年贷款。我在这座小镇里从零开始创办分公司，业绩不断攀升，我的收入也逐渐稳定，原以为过几年就能顺理成章地结婚生子，谁知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
我不记得对杜医生说了什么，因为我已经忘了关于你的所有事情。那并不重要。听完我的叙述，杜医生在几天后拿出了治疗方案，奇怪的是，他带来的并不是药瓶、针剂和电击器，而是一张薄薄的协议书。
“老板，是这样。”他开门见山地说，“你受的感情创伤很重，要想在短期内痊愈，不能使用常规疗法。我先提个建议啊，你要能离开这里，到别的城市去工作，这个病就好治了。回深圳去不就很好吗？”
“为什么？”
“老板，其实你心里也清楚。你是怕出门遇到那个女人，才得的这个病，她是本地人，在街上碰到她的机会很大，所以你脑子里就抗拒出门这件事情。但是在其他城市几乎不可能遇到她，你自然而然就放松了。”
“那不可能。”我立刻否决，“我的房子在这里，这儿的新房有一半都销不出去，二手房没人会买，我没法卖房子离开。更何况我的事业也在这里。”
杜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说：“唔，我猜也是这样，那么就说说我的方案吧。老板，是这样，你先看看合同。”
纸上只有几个简单的条款，大意是杜医生的美丽心灵心理咨询公司负责对患者进行实验性心理治疗，患者承担部分风险，杜医生承诺治好患者的心理疾病，患者完全治愈整个疗程才算结束。治疗费用比我想象得多一些，不过尚在接受范围内。“实验性”三个字让人有点儿疑虑。“别担心，老板。”杜医生适时地解释道，“没有什么危险的，我们公司跟好几家深圳的诊疗设备公司、高科技公司有合作关系，这种协议已经签了七八份了，没有碰到坏结果的。”
“大概需要多久？”
“要看具体情况，大部分患者康复得非常快。”
“要是治不好呢？”
“继续治下去，保证到治好为止嘛。”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治疗久一点儿而已。”
我把协议看了两遍，接过笔签了字。杜医生跟我握手，收起协议，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小药瓶，说：“这是今天晚上吃的药，治疗从明天开始。放心吧，老板，一切包在我身上！钱的话你公司同事已经准备好了，回头你再补回账上吧。”说完，他站起来要走。
我连忙拽住他的胳膊，说：“等等，杜大夫，这个药一天吃几片啊？明天我是到你们公司去治疗，还是在家里等着？你说明白了再走啊。”
杜医生用有点儿奇怪的目光瞧了我一眼，答道：“瓶子里只有一片药，入睡前用热水冲服就行啦。至于怎么治疗，明天就知道了，不用着急的。我可以给你保证，你肯定不会再见到那个女人了，放心地出门去吧。等什么时候你彻底把她忘掉，这个病就治好了，到时候来我公司把治疗结束的手续走一下就行了。金色年代小区3栋1804，你知道公司地址的。”
这番话我完全听不明白。他执意要走，我也就没有强留，想着反正明天还会再见面。夜深后，我躺在空旷房间中央的床垫上发呆。你离开之后，我把屋里的东西丢了个干净，因为无论如何整理，总有什么小物件会唤起痛苦的回忆。
“真有那么容易吗？”我望着惨白的天花板，将小药片平放在舌头上，药有点儿甜丝丝的，我攒了点口水将它吞下，趁糖衣融化之前。
接着，我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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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杜医生。第二天他没有来。第三天他也没有来。第四天有同事拿文件来找我签字，我问他杜医生的事情，他一脸茫然，看似并不知情。“是你们找的那家心理咨询啊，怎么会忘了呢？杜医生，胖胖的，客家人！”我躲在门缝后面叫嚷，同事只是摇头，说得回去问问其他人。
又过了一天，他传回话来：没有一位同事记得杜医生的事情，那家所谓的心理咨询公司也并不存在。
这让我非常恐惧。
几天后，我借了部手机，鼓起勇气拨打杜医生的电话，可记忆中的那个号码是空号。我想跟病历本上的电话号码核对，但翻遍家里，都找不到有关杜医生的任何资料。病例，药瓶，协议书，所有证据都消失了，有关杜医生的记忆成了一段臆想。
我猛然想到杜医生说过的话，“到时候来我公司把治疗结束的手续走一下就行了”，可从始至终我都没去过他的公司，只跟他一个人接触过而已。莫非这是什么暗示？难道治疗已经开始了？他用某种方法消除了他自己，那么当然也可以用某种方法消除……你。
我立刻向同事询问有关你的事情，他一无所知。他本应知道的，公司的每一个人都应认识你。我打电话给你原先工作的单位，那边回复说查无此人。我登录网络，在qq、微博和sns中寻找，一无所获。你消失了，从真实的世界和数字的世界消失，连一丝痕迹也未曾留下。
胸膛传来剧烈疼痛，那是新生的血和肉在撕裂风干的伤口。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发觉你的味道也从空气中消失了，我闻到的是潮湿的、甜蜜的、温热的味道，属于雨季小镇的独特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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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后，我撑起伞，离开大楼，压抑着心中的恐慌走向小区门口。一些人在匆匆行走，车辆溅起泥水，河边站着浑身湿透的售楼小姐，河对岸密密麻麻的自建房在暗自增生。熟悉的场景已太久未曾领略，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双手将伞柄攥得吱吱作响。
我沿着河流向南走，你不在。我经过小镇最大的一间商场，你不在。我踏过一道桥梁，来到公司所在的东岸，你不在。我站在那里，数到一百个人从我身边经过，然后仰头望向云层背后的天光，流出眼泪。你不在，我就获得了自由，我可以随意行走在没有你的小镇，穿过人群，倾听每一个声音，扫视每一张面孔。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花时间把你忘掉而已，那又有什么难的呢？
我登上阶梯，推开办公室的玻璃门，屋里静了一会儿，然后响起热烈的掌声。
只花几个月时间，我就成功忘掉你的模样。后来，我把和你有关的一切都忘了个干净。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已经不再想起你，于是开车到约定的地点去寻找杜医生。
金色年代小区同我居住的小区相距不远，同样高大，同样萧瑟。我将车子停在小区门外，乘电梯到达3栋1804房间。朱红色的屋门紧锁着，也没有悬挂心理咨询公司的牌匾。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答，我便趴下来，从门缝往里看，米色地砖上覆盖着薄薄的灰尘。
我伸手抚摸房门，那里有长方形的胶带痕迹，想必是当初粘贴公司名牌的地方。“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彻底忘掉她吗？”我靠着门胡思乱想，“疗程尚未结束，杜医生就不会出现。看来只有晚些时候再来了。”
天黑了下来，我走出大楼，回头望向1804房间的玻璃窗，一片漆黑。从此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后到河对面的汤粉店吃一碗横沥汤粉，不要猪肝，多加两元的肉丸，然后坐在桌前望这个窗口，企盼有一天心理咨询公司的灯能够亮起来。疗程没有结束，这似乎对生活不构成什么影响，我只想见到杜医生，让他告诉我这心理治疗的真相而已。
直到那一天，我要回深圳总公司述职，于是带着一名同事开车上路。我们愉快地聊着天，听着汪峰和许巍的音乐，很快穿过旧城区，转上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