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四章《悬疑世界·心魔》（6）
深深的伤口内尔·诺伊豪斯/著
楔子
所有的家人都无法理解他要在德国度过晚年的决定，而且只是他一个人。他突然感觉到，自己不想在幸福生活了六十多年的乡村里死去。他想念德国报纸上的文章，渴望德语语音充斥自己的耳朵。一九四五年，戴维·戈尔德贝格并非自愿离开德国，而是为了活下去。他尽了最大努力才从在家乡时失落的感觉中走了出来，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把他继续留在美国了。萨拉死了近二十年后不久，他在法兰克福附近买了一所房子，为了在德国处理公务或探亲访友时，他不用在无名小旅馆里过夜。
戈尔德贝格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带着蔑视观察自己节状明显并且微微颤抖着的老年人的双手，还有满布老年斑的粗糙皮肤。戈尔德贝格想起自己最近一次对一所养老院的不愉快访问，不禁打了个寒噤。看到那些穿着浴袍和轻便拖鞋的老人们顶着蓬乱的头发，目光空虚地拖着脚穿过走廊，或者只是毫无意义地坐在那里，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他很反感。他们大多比他年轻，尽管如此，他还是绝不同意别人把他和那些老人们相提并论。
“戈尔德贝格先生？”
他吓了一跳，转过头来。女护理员站在门口，家人们坚持认为他不能一个人生活，为他安排了这个女人。她走到戈尔德贝格的沙发旁边，审视地望着他，戈尔德贝格回应她的目光。
“我现在可以离开吗？”她的声音里有轻微的不耐烦，“您需要的一切都弄好了。我把您的晚餐面包和药片准备好了，还有……”
“您就走吧，”他的话很简短，“我能应付。”
“明天早上七点半我再来。”
他对此毫不怀疑，德国式的准时。
“您明天要穿的黑色西服我已经熨好了，还有衬衫。”
“好的，好的，谢谢。”
“需要我打开报警装置吗？”
“不，晚一点我自己来。您就走吧，过得愉快。”
“谢谢。”声音里饱含惊讶，他从未跟她说过这句祝福语。戈尔德贝格听着她的鞋跟在门口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随后，沉重的房门被锁上了。在艾尔维拉的年纪，他从未想过自己老年时的样子，因关节疼痛而只能微微颤抖着坐在沙发里，生着关节炎的膝盖上搭着毛毯，并开始明白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死亡。很难相信，现在他也遇到了这种情况。现在的他是一具化石，远古时代的遗留物，朋友、亲人和同伴很早就先他而去了。还有三个人活在世上，他同他们聊起从前，他们还记得他，那时候的他年轻而且强壮。
门铃的声音把他从回忆里拉了出来，已经八点半了吗？戈尔德贝格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明天的生日宴会前，她迫切地想同他再聊一次，秘密地。很难相信，她也已经八十五岁了，那个小女孩，她是他回到德国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微笑着打开房门。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奥利弗·冯·博登施泰因把盛着热牛奶的锅从灶台上端下来，加入两匙可可粉，将冒着烟的饮料倒进壶中。哺乳期间珂西玛戒掉了她最喜欢的咖啡，奥利弗也用行动表明自己要同她一道负起责任。得知珂西玛和他将又一次成为爸爸妈妈，他吓了一跳，一开始还开心地期待，但随后就有了一些担忧。洛伦茨和罗莎莉分别二十三岁和十九岁，早就成人了，完成了学业。怎么可能一切从头再来一遍？他和珂西玛还有能力抚养孩子吗？孩子会健康吗？
电话响了，在星期六早晨八点半，按照经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博登施泰因叹了口气，去陶努斯山里散个步，再同珂西玛和索菲亚一起享受一顿舒适的午餐，都要成为泡影了。当听到女刑警皮娅·基希霍夫紧张的声音时，他的担心被证实了。
“我们发现了一名死者。我知道今天是我值班，但是您也许应该来一下，头儿。这个男人是个要员，而且还是个美国人。”
“离您那儿不远，凯尔克海姆，德罗塞尔路三十九a，戴维·戈尔德贝格。他的家庭护理员今天早上七点半发现了他的尸体。”
“戈尔德贝格，”珂西玛思考着，苦思冥想般地皱紧眉头，“我刚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是忘记是在哪里了。”
“啊哈，我想起来了，”珂西玛说，“是花店的朔纳马克夫人跟我说的！她丈夫每隔一天都要给戈尔德贝格送去鲜花。他半年前搬到这里来了。以前他来德国，只是短暂住一住。她听说，那个人还当过里根总统的顾问。”
“也就是说，他的岁数确实已经不小了。”博登施泰因俯身在妻子的脸颊上吻了一下，他已经满脑子都是即将要看到的事情了。像每次被叫去出事地点的时候一样，心悸和不安混合在一起，贯穿他的全身，直到看到尸体，这种感觉才会消失。
“是的，他相当老了，”珂西玛心不在焉地啜了一口尚存余热的可可，“但是还有一些事……”
除了他和神父以及两名睡眼惺忪的弥撒助手外，只有几个老太太。马库斯·诺瓦克跪在最后面的长凳上，茫然盯着前方。他偶然走进了这座位于法兰克福中部的教堂。这里没有人认识他。他暗暗期待，这场神圣弥撒慰藉人的熟悉进程可以重新带给他灵魂的安宁。他觉得，好像有人看到他昨天晚上做的事了。那并不是在告解室里就能解脱，用十篇主祷文就能补救的罪过！他咬着嘴唇，睁开眼睛，带着一丝厌恶注视着自己的双手。再过一千年他也洗不清罪责，但是最糟糕的是，一旦出现恰当的机会，他还会那么做。如果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们或者他的父母哪天知道了那件事——他们再也不会原谅他了。他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以至于坐在前面几排的两位老太太吃惊地望向他。他迅速地又把头垂到手中，诅咒他的信仰，让他成为自己道德观的俘虏，这种观念是他通过受教育从小就形成了的。但是不管他如何看待那件事，都不会被原谅，只要他还没真心实意地忏悔自己的行为。没有忏悔就没有赎罪，也没有宽恕。
那位老人跪在门厅里光亮如镜的大理石地面上，离门口不到三米远。上身向前倾斜，头落在一摊血泊中。致命的子弹从后脑勺进去，小小的黑洞被隐藏得几乎看不出来，子弹从另一面出来，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血和脑浆喷溅到房间各处，粘在绣着得体图案的丝绸墙布上，粘在门框上、画上，以及房门边巨大的威尼斯镜面上。
“嗨，头儿。”皮娅·基希霍夫从通道正面的门里走了出来。她来霍夫海姆地区刑警局刑侦二组快两年了。博登施泰因猜朝她点了点头：“谁发现他的？”
“他的家庭护理员。昨天晚上她不上班，今天早上大概七点半她到了这里。”
“这里有一部手机。”那位警员用戴着手套的右手从房门附近的花坛里拿出一部手机。
“把它装起来，”博登施泰因回答道，“或许我们走运，手机正好是凶手的。”
他转过身。一束阳光穿过房门射在玻璃镜面上，反光一瞬间照亮了他。博登施泰因愣住了。
“您看到这个了吗？”他问同事。
“什么？”皮娅·基希霍夫走近一些。博登施泰因指着镜子，血滴中间画着一串数字，皮娅眯起眼睛，仔细观察那五个数字。
“1，6，1，4，5，这是什么意思？”
“我毫无头绪。”博登施泰因坦承道，从尸体旁边小心地走过去，以免破坏任何证据。
“肯定有客人来过，”皮娅指了指茶几的大理石桌面，上面放着两个酒杯和一瓶红酒，旁边还有一只装着橄榄石的白色小瓷碗。“房门没有损坏，乍看上去，看不出任何破门而入的迹象，说不定他跟凶手还一起喝了几杯酒。”
博登施泰因走到茶几边，弯下身去，眯起眼睛看酒瓶上的标签。
“胡说。”他已经朝酒瓶伸出手去，幸亏及时发现，自己并没戴手套。
“什么？”皮娅·基希霍夫问道。博登施泰因直起身来。
“这是一瓶一九九三年的柏图斯。”他回答说，一面用敬畏的眼神看着贴有标签的淡绿色瓶身，标签正中是在葡萄酒界颇受人追捧的红色字体。“这一个瓶子差不多值一辆小汽车了。”
“关于死者我们都知道什么？”在确定瓶子里的酒只少了一半以后，他问道。一想到瓶子被带到化验室之前，里面剩下的酒将被随随便便地倒进水槽里，他就有一种真切的惋惜感。
“去年十月起戈尔德贝格就住在这里了，”皮娅说，“他原籍德国，但是在美国生活了六十多年。而且，他过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家庭护理员认为，他很有钱。”
“这是伊娃·施特罗贝尔，”皮娅向上司介绍坐在餐桌旁边、这会儿正想站起来的女人，“戈尔德贝格先生的家庭护理员。”
她很高，尽管穿着平跟鞋，还是不用仰头就能平视博登施泰因的眼睛。他把手伸给这个女人，仔细观察她苍白的脸庞，明显看得出来，她受到了惊吓。伊娃说，七个月前她受雇于萨尔·戈尔德贝格，死者之子，成为他父亲的家庭护理员，从那以后她就住在地下层的房间里，照顾老先生，料理家务。戈尔德贝格很独立，脑筋灵活，很有纪律性，很注重有规律的日程计划和一日三餐，很少离开家。她同戈尔德贝格的关系有些疏远，但是很好。
“他经常有客人吗？”皮娅想知道。
“不经常，但是偶尔会有，”伊娃·施特罗贝尔回答说，“每个月，他儿子从美国回来一次，住上两三天，另外，一些熟人有时会来看他，但是大多是在晚上，他们的名字我全叫不上来，他从不向我介绍他的客人。”
“昨天晚上他也有客人吗？在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两个酒杯和一瓶红酒。”
“那就应该有人来过，”护理员说，“我从没买过酒，家里也没有酒。”
“您能确定没丢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