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风气之先(2)
第20章风气之先(2)
胡雪岩在上海，既为左宗棠筹借洋款，又为左宗棠购买军械。由胡雪岩经手，一共筹措了六笔款子，总额为一千七百万两，而利息累计高达八百万两。胡雪岩个人从中得到的好处甚多，净获利约二百万两银子。连胡雪岩自己也不知道财富因何而来。
左宗棠初入新疆，阿古柏的人马因为有俄国作为后盾，大多骑马作战，而且装备西式武器，左宗棠人马吃亏不小。左宗棠飞鸿上海，催促胡雪岩无论如何，定要选购洋人最先进武器，押解入疆。胡雪岩购来大批大炮，左宗棠的人马一路遇到叛军守堡垒不出时，便架起大炮，连番轰击。
当时的堡垒，一般只能做到防火防箭，再坚固一点儿的，也只是能防了马步枪，哪能顶得住新式大炮的连番轰击。守垒的军士只见火光一闪，原来以为固若金汤的堡垒早已炸开了一个缺口，吓得如遇天神，纷纷投降。
左宗棠对胡雪岩采办的兵器甚为得意，在上奏折片中专门向朝廷描述：
“如前购之布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上年用以攻达坂城，测准连轰，安夷震惧无措，贼畏之如神。”
从陕甘之金积堡，到青海之小峡口，再到新疆之达坂城，有了新式武器，左军真是所向披靡，以至于“官军亦叹为利器，争欲得之”。
对于胡雪岩筹饷购械之功，左宗棠甚为感激。他在奏折中这样评价胡雪岩的功绩：“关陇新疆初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
这是在夸胡雪岩购置军械之功。“臣维胡光墉自奏派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历十余载，转运输将，毫无贻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购解来甘。”
后边又用数语夸赞胡雪岩筹款之苦：
“至臣军饷项，全赖东南各省关协款接济，而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一手经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事先筹措，借凑预解。洋款迟到，即筹借华商巨款补之。臣军倚赖尤深，人所共见。”
胡雪岩身为商人，自然做事要从其商业角度考虑。不过平实而论，左宗棠西北建功，保住西北大片领土，使之不致落入外敌手中，这份功绩，当然也有胡雪岩的一份儿。左宗棠以朝廷重臣之身份，褒奖胡雪岩：“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并且还以个人人格作保证：“臣不敢稍加预诩，自蹈欺诬之咎，亦何敢稍从掩抑，致负捐助之忱。”
胡雪岩尽心竭力辅佐左宗棠，立下了汗马功劳，左宗棠自然会多予酬劳。除了在购机器、买武器、借洋款中少不了他的好处外，在官衔上也尽力为他争取，使他的官衔越升越高，直至被朝廷授予一品顶戴。因为顶戴系红顶，故胡雪岩也就被人称为“红顶商人”。最后左宗棠还为他向朝廷请赏黄马褂。穿黄马褂是清朝官员们梦寐以求的荣耀，没有特殊功绩的人，皇帝是不会赏穿的。胡雪岩既戴上了红顶子，又穿上了黄马褂，可谓集荣华富贵于一身，放眼整个清代，没有哪一个商人享有过他这样的殊荣。
隐现祸患
当时就有人对胡雪岩借筹款之便中饱私囊有议。与左宗棠不合的人更是直接奏对，借攻胡雪岩之弊要攻倒左宗棠。只是新疆初定，举国欢腾，左宗棠立下了盖世之功业，朝廷不愿拂了他面子，就把攻胡雪岩的奏对都一一压下，稍言词平和一些的，也抄了副本，送与左宗棠。左宗棠见朝中有人议论，便借了机会问胡雪岩可有此事。
胡雪岩也算坦白，承认按西人借款习惯，双方执事之人都有彩头在。不过他又暗示，他自己所得之份，大都又捐助出去，真正个人所得甚少。
这话又对又不对。的确在好多关键时刻，胡雪岩自己掏腰包垫支了饷银和还款，这一点左宗棠是知道的。而且北方每遇饥荒，胡雪岩多有报效，这一点左宗棠也知道，所以他没再多说什么。做什么事有人满意，就总有人不满意，这个道理，做了这么多年官的左宗棠深有体会。“看挑担的不知挑担人之苦”，恭亲王也曾经这么对左宗棠说过。
左宗棠只是告诫胡雪岩，诸事上要适当小心，以免积怨太多。
这时汇丰银行主管放贷的一位执事回英国，途经香港。在港的英国朋友设宴为他饯行。
酒宴进行到一半，座中忽然有一个人站了起来，问在座的各位同胞，今天设宴招待这位执事，是因为公事，还是因为私交。
大家说是因为公事。
这个人原是个中国通。他看着这位执事，从容地问道：“我想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你曾经借款给左大人之经理人胡雪岩。我记得你说是八厘起息。昨天我见到了合同底稿，上边写的却是一分五厘，这是为什么？”
这位执事听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感到十分不快。本来向中国人放款，利息高低，关涉的是中国。利息若高，中国自然赔进去的多，利息如果低的话，中国人赔进去的就少一些。只要洋行得足基息，这位执事的做法对洋行本身是无太大坏处的。不过西方的洋行，对职员的品行看得甚重。倘若说只是胡雪岩一人独吞，显与数目不符；如果说这位执事也拿了，自然执事的品行值得怀疑。问题是提问之人与汇丰银行毫不相干，是个局外之人，所以问得虽然在点儿，大家却极感无趣。
不过这位执事回到上海后，还是通过古应春给胡雪岩提到了这事儿，希望他自己精心一些，免招物议。
物议想免也是免不了的。已有外国人与中国清朝官员熟悉的，把一些情况陆陆续续告诉了清朝官员。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就曾经在《使西日记》中记曰：
“十二月初二日：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囊国，虽藉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概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