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一次历史的“公投”
第6章一次历史的“公投”曲线末端的俄罗斯
普京送走了恩师索布恰克,从理论上讲,这是犯了叛国罪的,情节相当严重。但普京并不需要为自己的处境担忧,因为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已经显露出举步维艰的窘态,非但无法与苏联时代的辉煌相提并论,甚至与西欧国家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相比,经济实力和民主进程的差距也绝非一星半点。
苏联虽然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超级大国,但其体制内部始终存在致命的弊病,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解体。而继承苏联遗产的俄罗斯,面临着经济、政治与外交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切都令这个孱弱的联邦政权应接不暇。
经济发展上,叶利钦虽然瓦解了一个死板生硬、忽视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的旧体制,却无法创建出适合俄罗斯经济的新体制。经济领域困难重重,财政赤字的逐渐扩大更让所有的俄罗斯官员触目惊心。叶利钦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试图引进一度有效的“休克疗法”,希望这种特殊的经济恢复方式能为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带来根本性的转机。
所谓的休克疗法,原本是医学领域中的一种称呼。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就将医学治疗中的合理要义引入国家经济体制的调整中,通过市场机制的创新,对经济危机所造成社会戕害的程度予以化解。
休克疗法首先在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试行,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此后,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一旦遭遇经济危机,便引用这种经济改革方式。
在苏联时代,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在国家市场中占据着绝对优势,以至于国有经济的比重高达90%,高度垄断集中的经济体制与僵化的政府价格体系,使得苏联境内除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发达之外,轻工业和农业十分疲弱,注重积累的同时却忽视了消费,社会保障体系更是由国家一手包办,对外经济关系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虽然苏联的高度集中经济体制不利于商品化与市场化格局的构建,但终究能够起到维系大局的作用,以至于苏联在综合国力上可与美国一争高下。
此时,把持经济大局的苏维埃政权消失了,原本就孱弱、经不起考验的单一体制失去了政治层面的有力引导,反而让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鉴于这种现状,叶利钦政府决定进行大胆的尝试,即引入休克疗法。原本以为,在全盘照搬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筹划之下,俄罗斯会很快摆脱苏联时代的困境,但叶利钦似乎忘记了革命与改革要符合本国国情的道理。虽然在改革推行之初尚有进展,可这种经济改革方针毕竟只适用于商品流通自由化较高及私人经济体系较为发达的国度,苏联长期的国营经济体制与休克疗法所需要的市场经济体制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叶利钦政府引用的休克疗法,让俄罗斯联邦经济真正陷入了“休克”状态。
改革的失败,诱发了物价的飞速上涨。商品的匮乏,再遭遇指令性价格的骤然开放,使得卢布迅速贬值。仅在1992年这一年里,俄罗斯的通胀率就超过了2500%,这使得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转眼之间倒退了20年。
人民无力购买商品,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私有化的泛滥,非但没有起到活跃市场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政府官员在企业改革中的投机倒把。他们以低价强行收购资产雄厚的国有大型企业,以至于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政府官员们脑满肠肥,老百姓的贫困程度更加严重。
企业亏损和外贸赤字,本身已经很难忍受,资金补贴的缺失更无法满足企事业单位中工作人员的最低薪金待遇需求,造成了俄罗斯科技人才的大量流失。这样折腾了几年以后,俄罗斯的科技潜力足足消失了大约1万亿美元,而暂时或永远地出国的世界级知识界的精英也不少于17万人。
休克疗法的失败,迫使当时的副总理辞职,叶利钦也于1994年放弃继续推行这一政策。
经济改革的失败,直接导致政治体制的疲软。除了官员贪污腐败的泛滥、金融寡头的出现,还存在着联邦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和不同党派之间的纷争,国家杜马的威信全无,地方分离主义活动愈演愈烈。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阶层,无不表现出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情绪,特别是政体问题,已经成为引发联邦政府各种政治矛盾的导火线。
叶利钦是一个民主政治的鼓吹者,但要想证明民主较之于专制的好处,无疑要以本国的现状为出发点,更何况民主政体常被认为是一种“温和的专制”,在给予民众和地方权利的同时,在中央机构和宪法权威的捍卫上也要更加认真和警惕。叶利钦政府显然忽略了这些深刻的道理,加重了政治层面的危机。
在外交方面,俄罗斯更是显露出极为被动的局面。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已经彻底“沦为了三流国家”,两极格局中的落败,使俄罗斯再也无力同美国竞争。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趁此机会放手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甚至包括北极圈一带。
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政府借助海湾战争中军事实力的威慑,动用各种资源在独联体各国内部“培植民主土壤”“营造民主气氛”“物色民主骨干”与“树立民主榜样”,全方位地启动“新生独立国家”的计划,试图利用自己的民主意识形态控制独联体各国,并扶植政治利益代言人,在独联体家族中绞尽脑汁地制造各种麻烦。
如果美国的政治图谋得逞,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只会更加孤立。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苏联加盟共和国,先后在民主势力的推动下与政府当局展开各种不合作斗争,以至于在进入21世纪不久后,便陷入了“颜色革命”的旋涡之中。
苏联解体之后的国际格局,表现出美国的全面进攻与俄罗斯的全方位收缩。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失败,除了难以抵挡外部力量的威胁,国内的分裂主义、恐怖势力迅速抬头,这个庞大的国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那么,这种现实对于普京来说,是一场新的仕途困局,还是一次难得的施展拳脚的历史机遇呢?
隐忍与赏识
叶利钦,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瓦解了一个僵化的政权上,过失则在于改革新国家的失利。不过,叶利钦有一个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带来有利契机的举动,那便是他“慧眼识金”,意识到普京将来会是一个可“照看好俄罗斯”的能人。
普京自放走了恩师索布恰克以后,便面临着叛国罪的审判危险。不过,苦于经济危机无解和政治困境难逾的叶利钦无暇“处理”普京,反倒眼光一转,从人道主义的层面重新审视普京。从普京身上,他仿佛汲取了无穷的正能量——试想,一个对恩师施以如此报答之人,若在自己手下办事,结果会怎样呢?
普京最早进入叶利钦的视野,是在其来到莫斯科谋职以后,经由博罗金的介绍。当时的博罗金,在政府中备受叶利钦的信任,普京能与博罗金打交道,自然也就有了与总统叶利钦展开交流和接触的机会。
后来由于工作的调动,普京有幸成为博罗金手下的一名副局长。普京凭借高人一筹的办事能力、不俗的文字功底以及冷静处理应急事务的才干,受到了叶利钦、博罗金和很多政府同事的一致好评。
他日,叶利钦曾回忆当时普京的工作情形:“就清晰程度来说,普京的工作报告堪称范本。普京尽量避免同我‘交往’,他仿佛故意剔除了和我的联系中的所有私人因素。但正因为如此,我很想和他谈谈。他的敏锐反应让我惊讶。我有时会问一些看似简单但又让人脸红、失措、难以回答的问题。普京却总是能自然而平静地回答,让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性格。”
普京不但将本职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沉着冷静、品行端正、聪明睿智等诸多优点,这一切,叶利钦尽收眼底。
按照常理,在这个国家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处于极端转型的阶段,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叶利钦根本不会注意到身边任何人的优点或者不足。而普京却能“一反常态”,跃入总统的视野,足见其自身之不俗。更关键的还在于,叶利钦本身也表示过对普京的关注是“花了时间的”。
正是出于对普京的信任和敬佩,叶利钦才在索布恰克事件上对其宽大处理。等到索布恰克与世长辞的消息传到俄罗斯后,叶利钦暗下决心,要将普京一步一步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叶利钦此刻的内心想法,并非后人的无端猜测,这一切从其本人的《总统马拉松》一书中可见端倪。在这本书中,叶利钦详细地讲述了他选择普京的漫长心路历程:“在确定必须解除普里马科夫的政府总理职务以后,我常常痛苦地思索这样的问题:谁会支持我?谁真正地站在我的背后?突然我醒悟过来了——这个人就是普京。”
由于在政治上存在比较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在1999年5月12日,叶利钦宣布解除政府总理普里马科夫的职务。此刻的他有条不紊,并没有急于将名气还不是很大、资历和威望也都称不上很高的普京推向总理的宝座,在他的直觉中,“将普京推上台为时尚早,他应该晚一些再出来。政治加速的时间太少了不好,太多了也许更糟”。因此为了实现自己对普京细水长流的培育计划,他暂且将当时的内务部部长谢尔盖·斯捷帕申送上了总理的位置。
至于普京,叶利钦暂时升任他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并兼任联邦安全局局长。这两个职务的权力不小,但普京任职以后,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因为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门大体作为克格勃的继承者,与普京的工作经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正是叶利钦的良苦用心所在,他不希望普京在接班之前,过于惹眼以致各大党派不服。
而普京在“被培育”过程中,也存在着自身经历上的局限,一是他的克格勃经历,二是他在圣彼得堡,属于索布恰克那一派别的人。
不过,普京很聪明,在数年来的政府工作中,他尽量做到隐忍低调、不露锋芒,在与同事和领导、下级之间的相处中,力求从软环境中抹杀这两个政治瑕疵。
叶利钦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在普里马科夫下野之后,他满足于普京的出色表现和有口皆碑,终于亮出了最后一张王牌——1999年8月9日,他宣布普京为联邦政府的代总理。
此令一出,可谓举国哗然!媒体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解,他们很难相信,一个克格勃出身的人能执掌大国的权柄。时任莫斯科市市长的卢日科夫则大声疾呼:“这是政权的整个谬论!”其他政府大员纷纷声称叶利钦的这项举措不是“丧失理智的决定”,就是“病夫所为”。
除了这些强烈的质疑之声,普京的朋友们也大为吃惊。其中一位朋友认为他们心中的瓦洛佳“执掌联邦安全局,并不奇怪,但是他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至少对于我来说,完全没有料到”。
而对于普京自己来说,代总理的职务也是他一直未曾奢望过的职位。叶利钦找到他,与之展开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并真诚地告诉普京:“考虑考虑吧,我相信你。”
实际上,并非普京“没有准备好”,毕竟能获取政治权力,是他梦寐以求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只是此刻的他正沉浸在莫大的哀恸之中。
自上一年开始,普京的母亲玛利亚和父亲老普京相继去世。普京在事业平步青云的时刻,丧失了慈爱的双亲,这自然让他悲痛万分。
然亲情归亲情,工作归工作。善于隐藏情绪的普京,自然不会将内心对父母的悼念表现在日常工作中。故此,在历经了一番审慎思考后,他打定主意,登此宝座。他觉得,既然总统给了自己这个难得的机会,就要放手一搏!
一个星期以后,即1999年8月1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了普京担任总理,但议员们却对叶利钦此举纷纷表示出另一种观点,称其为“技术型政府”。
除了议员们的指指点点,大多数俄罗斯媒体也在普京初任总理之时颇有微词,但早已习惯忍辱负重的普京,心中想的是不辜负叶利钦的厚望,不辜负整个俄罗斯。
成为代总理,普京内心十分清楚,虽然眼下从表面上看,自己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但若不能通过一些非凡的成就来证明自己具有完全可以胜任的实力,即便是做了总理,也无法真正控制局面。如此,普京打定主意,在总理之位“转正”之前,绝不可以默默无为,在国家杜马和各大党派之间悄无声息。
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同盟
“慧眼识金”的叶利钦,看中了本领非同寻常却较之于当时权力阶层中的高位人士显得人微言轻的普京,并在自己的民主执政与政体改革失败以后,预备将自己的权力交给他。不过,这个过程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其中少不了叶利钦的韬光养晦和认真布局。幸而,一切如预想那般,普京成功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由于叶利钦政府改组尝试的失败,虽然取代了长期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在另一方面却大大增加了政党的数量,使得俄罗斯的经济恢复工作处于休克状态,同时,政治斗争与党派之间的对峙和欺诈愈演愈烈,这也让本来已经泥足深陷的俄罗斯变得更加惨不忍睹。
叶利钦的失败,除了在经济改革探索过程中的屡屡失败,更在于对政坛局面的控制不力。他满以为民主化的实现,就是党派的增多和权力的放开,殊不知在一味放权的同时,自己逐渐在和国家杜马的竞争中失去了作为总统的优势地位。
在杜马中,叶利钦不但没有专属于自己的政治党团,且由于俄罗斯人民长期以来对苏联时代的眷恋,因此对这个瓦解苏联政权的总统先生不怎么看重,以至于叶利钦在国家杜马中先后两届的政治提案都遭到了无情的抵制,进而在联邦政府中亦十分窝囊,弄得灰头土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