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改革——开辟民主之先河
在希腊文明史中，雅典扮演的角色最有典型性。雅典发达的商品经济、健全的民主政治，使其创造了希腊文化中的绝大部分辉煌。按照雅典将军伯里克利的话说：“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就是在这里，梭伦进行了一场非常成功的改革，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中成功改革的典范。梭伦其人及其改革的背景
公元前638年，梭伦出生在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梭伦一面经商，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漫游名胜古迹，考察社会风情，后被誉为古希腊“七贤”之一。在游历中梭伦还写过许多诗篇，在诗中他谴责和抨击贵族的贪婪、专横和残暴。这些诗篇同时为他赢得了“雅典第一位诗人”的美誉。
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轻纱般的薄雾使萨罗尼克海湾的景色显得更加迷人。汹涌的海浪拍打着船舷，发出阵阵扣人心弦的回响。雅典改革家梭伦迎着海风伫立在甲板上，回首遥望渐渐消失的祖国海岸，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啊，祖国，我已经向你献出了我的智慧和力量，再见吧！……”
他的眼睛润湿了，模糊了……。
梭伦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年轻时因家境贫困而外出经商，希腊、埃及和小亚细亚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长期的旅游使他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生活的变迁更使他饱尝了社会的不平，听见了平民痛苦的呻吟和战斗的呼声。
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奴隶制度已经确立，但氏族制残余犹存。贵族垄断了国家的执政官等职务，控制了统治机构——贵族会议，成为特权阶层；还霸占土地，征收重租，用高利贷盘剥农民和手工业者。
农民借债度日，被迫以土地作抵押，将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租，自己只留1／6，被称为“六一汉”；一旦还不起债，便沦为债务奴隶，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子女卖到国外做奴隶。——这就是“雅典人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
这一时期，雅典农民的境况是极其艰苦的，借了财主的债若还不清，财主就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一块债务碑石，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农”，他们为财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给财主，自己只有1／6。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并把他们卖到异邦。就政治方面而言，此时雅典的全部政权都属于贵族的后裔。担负高级职务的执政官以及元老院（顾问团）的成员只能从他们中间选出。他们决定着国家大事，判定着法庭争讼，指挥着对外征战。
公元前7世纪，雅典与邻邦墨加拉为争夺萨拉米斯岛而发生战争，结果雅典失败了。这样，雅典就失掉了进行和发展贸易所必须的出海口。这时候，那些对海外贸易根本不关心的执政官以及元老院竟颁布了一条屈辱的法令：任何人都不得提议去争夺萨拉米斯岛，违者必处死刑。而梭伦却从文献资料、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考证出萨拉米斯本应属雅典所有，他对当局的这种懦弱行为深为不满，为了唤醒雅典人的爱国热情，同时避开不公正的法律的残酷制裁，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佯装疯癫。于是“疯”了的梭伦经常出现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向着人群大声朗读他的诗篇：“瞧吧，不久，到处都将说我们的坏话……他就是那些把萨拉米斯岛拱手让人的家伙中的一个……”最后，他热情号召说：“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军，我们要为收复这座海岛而战，我们要雪洗雅典人身上的奇耻大辱……”听梭伦演说的都是些工匠、作坊主、商人等城市居民，因为对他们来说，海外贸易的停顿，就意味着破产和贫困。因此，他们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并且热烈地支持梭伦。在梭伦的努力下残酷的禁令终被废除，战争再次爆发。公元前600年左右，年约三十岁的梭伦被任命为指挥官，统帅部队，一举夺回了萨拉米斯岛。赫赫军功使梭伦声望大增，城市居民把梭伦看成了自己的领袖和庇护者。而完全属于贵族后裔并处在他们的债务束缚下的农民也在渴望着他的保护。
伟大的改革
在平民起来要求废除债务奴隶制、要求重分土地、要求政治权利的急风暴雨中，作为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梭伦的政治热情像奔腾的江河，一泻千里，他以诗作为武器，把同情献给平民，把憎恶射向贵族：
“你们这些财物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应当抑制你们贪婪的心情，压制它，使它平静；应当节制你们傲慢的心怀，使它谦逊，不要以为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决不会永远服从！”
梭伦不仅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而且是个智勇双全的军事家。当时，雅典和麦加拉城争夺梭伦的故乡萨拉米斯岛，雅典人屡遭失败，于是贵族会议宣布一项法令：若再有人提议收复萨拉米斯岛，以死罪论处！梭伦深知，萨拉米斯岛是雅典的门户，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他立下誓言：不收复萨拉米斯，“宁愿改换一个祖国，不做一个雅典人”！一天，他佯作疯癫，头带花环奔进雅典广场，对着人群大声朗诵他的诗作《咏萨拉米斯》：
“让我们到萨拉米斯去吧！去夺取那可爱的岛屿，去雪洗那令人难堪的耻辱！……”
这激越的诗篇，铿锵的语调，重新燃起了雅典人的爱国热忱和民族尊严。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雅典当局被迫取消禁令，与麦加拉重开战端。雅典人推举梭伦为指挥官，终于一举收复萨拉米斯岛。
萨拉米斯战争的胜利，使梭伦声望倍增。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首席执政官。从此梭伦如虎添翼，他用他那大权在握的双手，描绘了一幅幅壮阔宏伟的改革蓝图。
第一项改革是颁布“解负令”。平民所欠债务一律废除，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全部恢复自由；永远禁止再把雅典人变为奴隶；因欠债而被卖到海外的雅典人由国家赎回。
公元前592—前591年左右，梭伦被授权修改宪法。他按财产而不是按门第把全体公民分成四个等级。第一、二等级可以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可以担任执政官；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官职。
为了限制和削弱贵族会议的权力，梭伦规定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国家方针和政策，选举执政官；又设立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400人会议，负责准备和审理公民大会的提案；还设立最高司法机关——陪审法庭，每个公民都可当选为陪审官，参与审理案件。
鼓励工商业经济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提倡农业水利；扩大橄榄油的输出；禁止谷物出口；实行货币改革；奖励外邦工匠移居雅典；提倡每一个雅典人学一门手艺。
梭伦将他采取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刻在轴转木板上，竖立在雅典城的中心广场，公布于众。他带头放弃了人家欠他父亲的债务，并鼓励别人仿效他的榜样。
梭伦以他的言行在人们的心中竖起了爱的丰碑。许多人劝他夺取政权，做终身独裁者，但他严词拒绝了。他决心让“进网的鱼跑掉”，而不愿僭窃政权。
然而，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梭伦的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他没有满足下层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也没有赋于他们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因而引起他们的不满；贵族们的责难和反扑更似恶浪般地涌来。梭伦被迫急流勇退，借口出国考察，扬帆远航了。
梭伦在埃及、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等地漫游了十年之久。当他回到故国时，雅典各政派正纷争不止。庇西特拉图企图建立僭主政治，梭伦进行了规劝和斗争，但雅典人民没有接受他的忠告，他只得回家过隐居生活。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在希波战争后国力空前强大，其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希腊半岛以及爱琴海区域，成为全希腊最富庶的强国。这是同梭伦的改革分不开的。
梭伦（约公元前630—前560年）是贵族埃克塞凯斯提德斯的儿子。年轻时家境不富，他便出外经商，到过埃及、塞浦路斯和爱琴海东岸的希腊移民城市，经历过许多风险坎坷。他很喜爱学习，同希腊各地的学者们广交朋友。丰富的学识是梭伦后哑成为杰出的政治家的重要因素。
梭伦生活在雅典社会孕育巨变的时代。雅典在公元前7世纪还只是希腊的一个穷国，但雅典的工商业奴隶主也在逐渐地成长起来，私有制度，商品经济不断冲击整个社会。这时，雅典国家刚刚产生，部落组织的残余依然存在。氏族贵族成为奴隶主统治阶级。他们仗着传统势力，占有大量田地，垄断国家官职，顽固维护旧传统，妨碍雅典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贵族以经营地产为业，与小农争夺土地。很多小农无力偿还贵族的欠债，他们的田地被插上债碑。他们被迫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给债主，成为所谓的“六一汉”。没有土地的债务人或不能满足债主勒索的“六一汉”，本人或他们的子女往往被债主卖为奴隶抵债。小农的处境恶化，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而雅典的旧制度、旧法律却保护氏族贵族的利益，平民百姓在政治上也处于无权地位。遭受奴役的人民心怀怒火，起来反抗。贵族面对骚乱也惶惶不安。公元前594年，雅典人推举梭伦为执政官，授予他最高权力，请他作为“调解人”来消除严重的社会危机。
穷人们认为梭伦虽是贵族，但诚实公正，同情穷人，谴责富人，他曾说：“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贫穷”。
梭伦拼命鼓吹“平等”，指出平等不会产生战争，因而受到贫富双方的欢迎。
梭伦看到了社会弊病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决心实行改革，把雅典从内战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首先，梭伦颁布《解负令》。他下令拔除债碑，废除与人身抵押有关的所有债务，解放债务奴隶，禁止以人身作为债务抵押，从而永远废止了债奴制。因债务被卖到国外的雅典人也被陆续赎回。梭伦带头放弃了别人欠他父亲的一大笔钱，并鼓励别人也这样做。他规定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以便限制贵族觊觎小农土地的无限贪欲。梭伦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办法来发展农牧生产和奖励工商业，振兴雅典。
例如规定：奖励植树造林、开凿水井；打死1只危害家畜的大狼，可得钱5德拉克马（1德拉克马可买羊1只）；如果做父亲的没有教会儿子一门谋生手艺，就不得强迫儿子赡养他；外来移民中的熟练工匠可优先得到雅典公民权等。梭伦又以流行较广的优卑亚币制代替了原来的埃基那币制。为鼓励雅典人的国家荣誉感，他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可得奖金500德拉克马。《解负令》和这些措施都得到了雅典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的支持。
梭伦着手改革雅典的政治制度。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诗中说明了他的政治主张：“我给了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力，也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即使那些既有势力而又豪富的人，我也设法不使他们受到损害。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不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着优势。”
在梭伦改革以前，雅典人中有贵族、农夫和手工业者三种人。为了按地产收入多寡承担不同军事义务，他们又分为五百斗级（收入500斗）、骑士级（收入300斗）和双牛级（收入200斗）三个等级。双牛级以下的贫民无力负担军役，其中很多人没有氏族土地，因而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丧失了基本的政治权利。执政官等高级官职只有贵族才能担任，执掌大权的是显要贵族组成的议事会。梭伦改革终止了贵族独霸政坛的局面。他将雅典公民按收入大小分别归入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收入低于双牛级的人归入新设立的日佣级。第一、二等级的成员出任执政官，第三等级但任低级官职，日佣级虽不能担任任何官职，但负责提供轻装步兵和水手，也可以参加公民大会，从而使大会成为全体公民的会议，划清了同氏族大会的界线。新的公民大会选举各级官员，从指定的40人中选出执政官。梭伦设立400人会议，由雅典4个部落各出100人组成，它分掌了贵族议事会的一部分权力。
有人曾经问梭伦，住在哪一个国家最好？他回答说：要住在这样的国家里，那里未曾受害的人也和受害人一样，都尽力惩罚罪犯。根据这样的思想，梭伦建立了雅典的陪审法庭。全体公民都可担任陪审员。梭伦规定，除杀人犯外，对任何罪犯不得处以死刑。每一个人对其他任何人的罪行都应告发。不关心国家事务的公民应剥夺其选举权。这些改革都是为了把人们从狭隘的氏族、家族圈子里解放出来，让他们以国家公民的身份关心整个国家和社会。梭伦准许没有子女的人把财产留给同自己无血缘关系的朋友。这实质上是进一步肯定私有财产权，否定氏族制度的残余。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后世，梭伦素有雅典“民主之父”
的声名。但梭伦本人决不是民主派，他在政治改革上走的是“中间路线”，只希望在贵族政治的旧体制上增加一些民主色彩。以一方面减轻人民的不满，一方面抑制一下氏族贵族的骄横；最终目的是提高发财致富的工商业奴隶主的地位，他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不过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后来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机构，对于雅典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有深远的影响。
梭伦是古代奴隶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对雅典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梭伦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从而为雅典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他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打击了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与氏族贵族势力，创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同时，梭伦改革改善了广大平民的经济与政治地位，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广大平民摆脱了沉重的债务奴役和沦为债务奴隶的威胁，从而扩大了社会基础，增强了雅典的国力。总之，梭伦改革使雅典调整了社会关系，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上层建筑，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梭伦改革后一个世纪，雅典终于以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奴隶制国家出现于世。
但是，梭伦毕竟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又奉行中庸、温和的处世哲学，因此梭伦改革又有一定的局限性。经过改革，雅典的氏族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氏族制度的残余和氏族贵族的势力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平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所改善，但是平民最迫切的重分土地的要求没有满足。梭伦建立按照财产资格确定政治权利的制度，也只是以富豪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广大下层公民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
对于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梭伦在自己的诗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梭伦的态度是“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他还说，他“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也“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亚里士多德指出，梭伦是“以仲裁者身份，代表每一方与对方斗争，而后劝告他们共同停止他们之间方兴未艾的纷扰。”梭伦双方都不讨好”，“却宁愿遭受双方仇视”。用妥协的办法来求得斗争双方的和解，以达到公民集体的团结，这是城邦形成时期阶级斗争的一大特点。在梭伦的言行中，这种折衷、调和的思想表现得很典型。虽然他认为如果“有时让敌对的两党之一得意，而有时又令另一党欢欣，这个城市就会有许多人遭受损失”，但是他的同情心主要是在有权势的人们方面。所以他的诗中一再说到“抑制人民”、“必须责备人民”，要使人民“好好追随领袖”。他明确地说，他不愿“让君子与小人”“享有同等的一分沃土”。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他得到了“修改或保留现有法律及制定新法律”的权力。当政后的梭伦立即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颁布多项法令，向氏族贵族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首先废除了“六一农”，抵押了的土地归还了原主，竖在地里的柱子被拔去了，由于欠债而沦为奴隶的雅典人又回到了自己家中。这一转变使贵族后裔和古老的氏族贵族受到了很大损失。但梭伦不想从根本上彻底废除奴隶制度，他的法律反对的只不过是那种妨碍雅典经济发展的债务奴隶制。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梭伦在雅典确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改革。
根据梭伦的法令，雅典的全体公民将按财产的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
这一制度虽然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它意味着身为贵族，如果财产少，也享受不到过去那么多的政治权利，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可凭借自己的私有财产，跻身于城邦政权。这就打击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非贵族出身的奴隶主开辟了取得政治权利的途径。当时，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借助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400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一百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是德拉古法，它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而是用鲜血写的。对此梭伦建立了新的陪审法庭，所有年满30周岁的公民都可出席法庭。法庭成员用抽签的办法选出，陪审法庭监督担负国家职务的人员活动，保护雅典人民的利益。同时，雅典的军队也不像从前那样，按氏族、族盟和部落来组成，而是根据财产的等级。头两等的公民在骑兵服役，第三等级组成重武装步兵，轻装部队和海军由第四等级组成。
6◇9◇书◇吧
梭伦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诸于众。梭伦的改革获得了雅典人民的热烈拥护，在梭伦颁布这些法律的时候，整个雅典都沸腾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环顾四周，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此时，嘈杂的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凝神平息，视线随着梭伦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大木框。
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梭伦高声宣读着各项改革法令，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100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种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
这种情景是对梭伦改革的肯定，只有成功而合理的改革，才会获得人民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