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礼上（十七）
建元四年（公元482年），正值春意盎然的正月，皇帝颁布了一道意义深远的诏令，决定设立国学，这一举措被视为国家文化复兴的重要里程碑。诏令中明确规定，学生名额限定为一百五十人，其中五十个宝贵名额特别留给那些地位显赫且自愿投身学术的精英。对于年龄，诏令也有明确的要求，只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青年才俊才有资格踏入这扇知识的大门。
招生的范围广泛而包容，从王公贵族的子弟，到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这些经过除授敕命的高级官员，再到领护诸府的司马、谘议等中层管理者，甚至是各州的别驾、治中等现任官员和已经离职官员的子孙，都有机会成为国学的一员。然而，这扇学术之门并非对所有人敞开，它有一个地理上的限制：只有那些家庭住址距离都城不超过两千里的青年，才有资格跨过这道门槛。
国学设立的消息如春风般迅速传遍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纷纷为之欢欣鼓舞。然而，好景不长，当太祖皇帝（即南齐的开国皇帝）驾崩之后，这一充满希望的计划便被无情地中止了。国学的大门刚刚开启，便又匆匆关闭，留下了一片惋惜和遗憾。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永明三年（公元485年）的正月，齐武帝登基后，他同样意识到了学术文化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于是再次下诏建立国学，并亲自监督校舍的修建。这一次，他召集了公卿的子弟以及员外郎的子孙，共设置学生二百人，规模比前一次更为宏大。同年秋天，这些学生齐聚一堂，共同踏上了求知的旅程。
然而，在国学正式开学之际，有关部门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按照宋元嘉时期的旧例，学生入学时，要先举行释奠先圣先师的仪式。但礼制中还有释菜礼，不清楚现在应该举行哪种礼仪？使用什么乐器和礼器？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尚书令王俭站了出来，他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周礼》中规定‘春天入学时，要举行舍菜合舞的仪式’。《礼记》中也说‘开始教学时，要戴皮弁祭菜，以示对道的尊敬’。又说‘刚入学时，一定要祭祀先圣先师’。但中朝以来，释菜礼已经废除了，现在只举行释奠礼。至于金石乐器和礼器，都没有明文规定。如果和七庙相比，国学礼仪就显得轻了；但如果和五礼相比，它又显得重了。”
王俭接着分析了历史上几种不同的观点：陆纳、车胤认为宣尼庙应该依照亭侯的爵位来行礼；范宁则想依照周公的庙制，使用王者的礼仪；范宣则认为应该像对待老师一样不把他当臣子看待，释奠日时，要准备帝王的礼乐。他评价说：“陆纳、车胤的看法过于轻视，而范宁、范宣的看法又过于重视。喻希则认为‘如果王者自己设立礼乐，就会在极其尊敬的地方滥施赏赐；如果想赞美先师，那么所比的又不完备’。仔细考虑他的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最后，王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朝屈尊弘扬教化，把老师当作尊贵的宾客看待，和上公同等对待，这样做是很恰当的。宋元嘉时期建立国学时，裴松之建议应该跳六佾舞，但因为郊庙的乐器还不完备，所以暂时只演奏了登歌。现在金石乐器已经齐备了，应该设立悬挂的乐器和六佾舞，祭祀用的牲畜、礼器和餐具等，都按照上公的规格来准备。”
王俭的建议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同年冬天，皇太子亲自讲授《孝经》，并出席了释奠礼，皇帝也驾临听讲，这一盛况空前，国学再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然而，好景不长，建武四年（公元497年）正月，虽然再次下诏建立国学，但到了永泰元年（公元501年），东昏侯即位后，尚书却依据永明时期的旧例下令废止国学。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再次让国学陷入了困境。
国子助教曹思文对此深感忧虑，他毅然上表陈述自己的意见：“古代建立国家、统治人民的人，一定要把教学放在首位，因为教学可以节制邪恶的情感和禁止放纵的欲望，所以才能教化人民、改变风俗，使习惯与本性相融合。因此，忠孝得以深厚，信义得以形成，礼让得以推行。尊崇教化、重视学习，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成均之学在古典中熠熠生辉，虎门之学也在前代经典中光芒四射。”
曹思文接着指出废止国学的不妥之处：“陛下拥有睿智的神明之德，继承了宏伟的事业。但现在刚刚颁布诏书，却先传来了废止国学的消息，这恐怕会让那些观察国家风光的人有所议论。如果因为国丧而应该废止国学，那么汉朝在成立国学后的一百多年中，即使遇到国丧也没有废止过。而且晋武帝去世时，国学也依然存在，这都是先代不因国丧而废止国学的明文记载。”
他进一步分析道：“永明时期因为没有太子而废止国学，这并不是古代的典制。寻究国家设立国学的本意，本来是为了振兴教化、实现治理。天子可以在这里咨询谋划国家大事，也可以在这里举行礼仪。《礼记》中说‘天子出征时，要在祖庙接受命令，在学宫庆祝胜利。带着俘虏返回时，要在学宫举行释奠礼’。又说‘在太学宴请三老五更时，天子要袒露左臂亲自割牲肉，拿着酒爵向他们敬酒，以此来教导诸侯恪守孝道’。从这些记载来看，国学是天子治理国家的基石，教化也许就是通过它来实现的。”
曹思文还引用太学的事例来证明国学的重要性：“以上所说的都是太学的事情，但现在引用太学的事例来证明国学的重要性也是合理的。据我所见，现在的国学就是古代的太学。晋朝初年太学生有三千人，因为人数众多且混杂不纯，所以惠帝时想要分辨他们的优劣，于是在元康三年设立了国子学，只有官品在第五等以上的人才能进入国子学。天子离开太学进入国子学是为了举行礼仪；太子离开太学进入国子学则是为了表示谦让。太学和国子学的区别只是晋朝用来区分士人和庶民、尊贵和卑贱的。然而无论是尊贵还是卑贱、士人还是庶民都需要通过教化来培养成才。所以国学和太学并存并不是因为有了太子才设立的。然而把国学的废兴和太子联系起来则是永明时期的巨大失误。”
最后，曹思文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汉朝崇尚儒雅之风几乎达到了废除刑罚的地步但仍然被认为在教化方面比不上三皇五帝的时代那是因为他们在实施教化方面还不够深入。古代的教育制度是：每家都有私塾，每乡都有学校，每州都有序，每国都有学宫以便通过讽诵来相互磨砺学习。现在国学不仅不应该废止反而应该更加崇尚教化之道，效仿古代的制度使郡县都设立学校，在乡村也设立教育机构。请将此建议交给尚书省以及国学和太学进行详细讨论。”
曹思文的建议充满了对教育和文化的深情厚谊，他的话语如同一股清泉，滋润了人们干涸的心田。他的建议被有关部门上奏后，皇帝也深感其诚意和远见，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然而，遗憾的是，尽管皇帝已经点头，国学却最终还是没有建立起来。这其中的曲折和艰辛，让人不禁感叹历史的无常和人事的复杂。但无论如何，曹思文的这番努力，已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