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叶嘉莹的诗词人生》（7）
诗词相和，如朗月照人
鹧鸪天一九四三年
一瓣心香万卷经。茫茫尘梦及时醒。
前因未了非求福，风絮飘残总化萍。
时序晚，露华凝。秋莲摇落果何成。
人间是事堪惆怅，檐外风摇塔上铃。
1.诗言志，歌咏言，叶嘉莹谈诗的起源
有多少人口口声声喜欢古典诗，却连最基本的常识都匮乏，比如关于诗词的起源、诗词的区别这些最最基本的问题都知之者甚少。
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连这些基础常识都不懂得，确实有失身份。
我们先来弄清第一个基本问题：诗歌从古到今，那它的起源和发展是什么？通俗地说也就是诗是怎么来的？
叶嘉莹一语中的，她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也就是说我们内心里面的思想、意念、感情的活动，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诗。所以诗就是表现你内心的情感思想意念的活动，诗是言志的。从上古时候，人们就是这样来表达思想意志和感情的。
那么问题来了，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当代人喜欢读元曲和骈文的人已经非常少了，但是唐诗宋词这种形式为何会受到当代人的喜欢呢？这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而是诗歌自身随着时代演化的自然和必然结果。
最早的诗是四字一句
今天的我们特别喜欢唐诗，那是不是在历史上有权威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要写七个字一句的诗？当然不是这样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中国最早的诗歌——《诗经》大半是四个字一句。当时周朝的时候也没有人规定作诗一定要四个字一句，所以《诗经》里面除了四个字一句以外，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八个字的句子都有，但是大部分是四个字。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中国语言的特色，我们的字是独体单音，比如说“花”，单独的一个字就是花；我们说“草”，单独的一个字就是草。可是英文就不是这样了，英文中“花”为“flower”，“草”为“grass”，长短不一样，音节也不一样。对于单体单音字，如果单说一个字很不顺耳，比如说我们说“桌”，就不好听。如果加上一个“子”就顺耳了，一个字本身配一个字，两个字才成一个音节，这样就好听、顺耳。
这个现象被晋朝挚虞最先意识到了，他在《文章流别论》中写道，四个字可以成声为节，四个字一句就有了声调、就有了节奏。一个字没有声调跟节奏，两个字还没有声调和节奏，所以四个字才能够成声为节。所以单音独体的语言所形成的最早的最简单的足以成声为节的诗歌的语言是四个字一句。这是自然而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七言五言诗的发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诗体发展到汉代有了楚辞，句子很长。楚辞有骚体，以屈原的《离骚》体裁为代表，楚辞里面有楚歌的体裁，是以楚辞里面的九歌形式为主的，骚体跟楚歌的体裁不一样。“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上句六个字下句六个字，中间一个兮字，这是骚体。“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中间一个兮是已词，上面三个字下面三个字，这是楚歌的体裁。
我们现在熟知的七言诗就是在楚歌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七个字一句中间一个兮字，刘邦和项羽均受到了楚歌体的影响，刘邦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项羽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都是从楚歌体变来的。
这是我们中国诗体的演进，《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楚辞的九歌体、秦汉之间项羽、刘邦的诗，这都是楚歌的体裁。
到了汉朝的时候，汉武帝刘彻也是位文学爱好者，他不仅提倡辞赋，还自己作诗。“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这是他的代表作。
为了把辞赋发扬光大，他成立了一个乐府，就是管音乐的官府，找了一个叫李延年的音乐师管理这个官府，他让李延年搜集各地的歌词，配合音乐来歌唱，所以官府叫作乐府。乐府所搜集的歌词有文人的歌词也有民间的歌曲。像乐府诗里面有一首叫作《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完全是长短错落，不一样的，不是四个字的句子，不是楚骚的句子，不是楚歌的句子，是乐府长短不齐的句子。乐府也有用五言的句子。乐府的题材变化很多，所以有了乐府体。
经过种种的演化，到了李延年做乐府的音乐师，他搜集来各种音乐，各种的歌词配上音乐，音乐师自己当然也懂音乐，他就作了一首歌，就是今人常常吟诵的《佳人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这是一首比较整齐的五言诗，“北方有佳人”五个字，“绝世而独立”五个字，“一顾倾人城”五个字，“再顾倾人国”还是五个字。中间加上一句“宁不知倾城与倾国”“倾城与倾国”还是五个字，“宁不知”是加上去的陪衬音乐的衬字。“佳人难再得”还是五个字。
所以新的一个固定的体式很多是五言，五个字一句，所以五言诗就开始流行了。
平仄格律的形成
汉代的五言诗是不讲平仄的，所以古诗十九首第一首，“行行重行行”，“行”是第二声，“行行”两个字，“重”还是第二声，后面还是“行行”，“行行重行行”五个字，是平平平平平，没有平仄的格律。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平仄格律的？平仄格律始于南北朝时期的齐梁年间。齐梁年间，特别是到了梁武帝当政时期，佛教特别流行，达到鼎盛，梁武帝多次舍身同泰寺。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描述了当时寺庙的盛行，到处都是寺庙。寺庙里佛经都唱诵，而且佛经都是梵文，是由印度文翻译过来的，很多发音我们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怎么读，所以他们要学习。翻译的时候要把声音翻译得正确，就开始有了拼音。他们不叫拼音，而是叫反切。比如说东西南北的东，它是德宏切，用德的声母用宏的韵母，“dong”。从这首歌意义上说，平仄的出现最早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注意到声母跟韵母声韵，如果用同一个声音的字写成诗不好听，用同一个韵写成的诗也不好听。叶嘉莹老师给我们举了个例证，比如“溪溪鸡西啼”，溪水的西边鸡一起都啼叫了，这个意思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溪溪鸡西啼”，念出来不好听，所以当时的文人们就反省，我们知道声韵，所以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声韵应该怎么样避免重复，怎么样避免出现平头上尾的种种毛病，于是就开始慢慢讲究平仄。他们主动要求自己思考第一个字用平声，第二个字用什么声，如果上一句用平声下一句用什么声，所以才有四声八病的产生，然后才形成了格律诗，才有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这个调子才好听。
纵观以上诗歌发展史，诗的格律与平仄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意志和力量，而是当人们反省知道中国语言的特色以后，按照中国的语言特色在历史的演进之下自然形成的，发现这种声调最好听，所以就有了这种五言的格律诗。那么有了七个字的诗就把五言多两个字，如果五言是平平平仄仄，就加成仄仄平平平仄仄；如果仄仄仄平平，上面加两个平声，平平仄仄仄平平，用五言的基础。五言的开头两个是仄，七言加两个平。五言的开头两个是平，七言加两个仄。这是我们五言格律诗、七言格律诗的形成。它是文学史上自然演化，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说了算的。
人类只负责审美，上帝自有安排，而且是最好的安排。
2.小词大雅，迦陵派词学理论精华
诗和词，常有诗庄词媚、诗如壮士词如美人等说法。
的确，和诗的言志比起来，词的产生貌似有点小了。这里的小，指的是格局。
关于词的产生，在叶嘉莹的词学理论中，是怎样介绍的呢？
词，起于隋朝，出自民间。
隋唐之间，我们中国兴起了一种新兴的音乐。中国本来的音乐，也就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那种很古老的音乐叫作雅乐，典雅的雅。汉朝以后六朝的音乐那个叫作清乐，清洁的清。到了唐朝，因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跟外族交往密切，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很多外来的音乐。与此同时，唐朝宗教盛行，佛教有佛教的歌曲，道教有道教的歌曲，于是乎就把中国古典的清乐结合了外来的胡乐、结合了宗教的曲子叫作法曲，是这三种音乐的源头的结合，到唐朝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也非常好听的音乐，这个音乐就是唐朝所流行的音乐，就是词填写的时候所用的音乐的乐调。这个跟古典的雅乐、六朝的清乐不同，它是结合了胡乐，结合了法曲的一种新兴的音乐，文人也给它一个名词叫作宴乐——宴会饮酒聚会的时候可以让大家来歌唱的一种音乐。当时宴乐有很多的曲调都非常流行，可是当时宴乐大多流行在民间，所以那些给宴乐填写歌词的人通常文化程度很低，社会地位卑微。
由于宴乐流行在民间，所以不为当时的文人所重视，觉得它的语言不典雅。但是这种乐曲太好听了，让文人们忍不住，所以中唐时期就有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文人也给它填词，比如张志和、王建、刘禹锡、白居易等人。一开始是少数人很低调地填，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数量也越来越大。文人的这些比较典雅的歌词在唐五代的后蜀时被编成一个集子，这个集子叫《花间集》。所以文人的词第一本被编成的集子是《花间集》。为什么叫《花间集》呢？因为它所收录的都是给俗曲写的歌词，虽是文人写的，但也难逃艳俗的宿命。
文人给俗曲写歌词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在饮宴聚会的时候可以歌唱，所以《花间集》前面有一篇序言，写序的人叫欧阳炯，说蜀时，西园有学问的人能够填写美丽的歌词，使这些女子不再唱那些俗曲了。
而既然是给歌曲写的歌词，是教给歌妓酒女去唱的，本来与言志没有关系，所以跟诗不一样。词主要写美女爱情，相思离别。这时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虽然他写歌词的目的是给歌妓酒女写一首流行的曲子词，可是一些有学问、有修养、有理想的作者，他们在写流行歌曲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自己的思想志意流露在里面了。
以上就是迦陵词派关于词的起源的描绘。迦陵论词的鲜明特色，还在于以宏观的学术视野，将词体的孕育产生、不断成长的过程，视为一种“生命”之流，注重在词“史”的发展流变中，探寻词的美感特质，区别出词体演进的阶段性特征。
她把唐宋词分作：晚唐五代宋初“歌辞之词”；苏、辛诸人“诗化之词”；南宋以后“赋化之词”。类别的划分，注重词史发展过程的重大突破和革新力量，词由与音乐结合到突破音律束缚，逐步“诗化”，演变为一种抒情言志的新体诗篇；词体由小令的兴盛渐变为慢词发达，而“赋化”的慢词又是对于诗学传统表达及写作方式的突破。经历了一次一次突破，词史的发展呈现出“三大类别”即“三个段落”。
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歌辞之词”。《花间集》更多带有一种婉约纤柔的女性化品质。自温、韦、冯、李这四位词人的作品出现，使一些内容空泛柔靡的词变成了能传达最幽微、最隐约、最深情的心灵感情品格的意境的文学形式，遂“诗词分疆”。
以“苏词”为代表的“诗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把词作为表达作者“逸怀浩气”的一种新体诗篇。辛弃疾更是把词当作“陶写之具”，以抒发满腔忠愤。然而，迦陵绝非主张“诗词合流”，亦非重“豪放”而轻“婉约”。她尝试将苏、辛为代表的诗化之词分作三种状况：第一类是具有诗之美感特质而失去了词之美感特质者，第二类是兼具诗之美感与词之美感者，第三类是纯属铺张喧闹，既无诗之美感亦无词之美感者。抉示出词在“诗化”以后，仍当以其能保有词之双重意蕴者为美，潜藏着最幽微、最隐约、最深情的意境，给人一种言外的感受和联想。
迦陵这些求真、朴素的词学理论，不但厘清了各种相关论说的理论层次，同时也构筑起超越前人的严整词学体系，“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体大思精，目光贯彻古今中西”，“可谓继静安之后又一次新的开拓”。如此嘉许，叶嘉莹教授当之无愧。
3.诗之美和词之美的特质区别
关于诗和词在大众心理上的区别，宋人的笔记中记录了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世人对词之价值与美的偏见。这个故事讲，有一个学道的人劝黄庭坚，诗多作无害，你喜欢作诗，就多写点诗吧。而“艳歌小词”，就不要写了，“艳歌”就是香艳的，讲爱情的，这种小词有辱你的人格，你就不要大材小用给歌女写这些爱情的歌词了。黄庭坚不予赞同，就反驳他说：“空中语耳。”意思是说我的歌词写的不是事实，只是一个假想的爱情的词，我写我爱一个女子，不是我在生活上真的有了婚外的情感，只是想象、比喻而以。所以歌词是给歌女写的歌唱的歌词，表面上写的都是美女跟爱情，不代表诗人自己的真正的感情。
在《小词大雅》一书中，叶嘉莹对词与诗的美感特质做了总结。因为诗的源头是从诗经开始的，诗是言志的。诗所表达的，是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的活动，是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而词之美美在境界，且这个境界是由读词人自己的精神高度决定。同样一首词，庸俗的人可以把它简单地界定为无病呻吟、男欢女爱。而高雅之人则别有洞见。
比如，王国维说，古今成大学问、大事业有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第二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又是第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都是爱情的词，庸俗的人读来并无区别，都是相思闺怨的呻吟声，可是王国维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根据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