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4艰苦年代（一）

那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老父老母尚在人世，汤雪梅年满二十刚刚成婚。那年汤军生大概就是十五六岁的年纪，他还在县里的初中上学，学习成绩优异，家里贴满了他在学校获得的奖状。弟弟妹妹没上学，而是跟着老父亲上山种地。

那时候山沟里到处都是人家，山沟里的这群人是“二队”，每天早晨二队长站在沟底，拿着一只铜铃“当当”的敲上三下，各家各户适龄的男女老少出门排队，来到公社门口领农具上山种田。

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组织有纪律的上山开荒恳田种地，每日辛辛苦苦只为挣得几个工分，除去平时分口粮应当上缴的钱，一年下来挣得几十块钱供全家使用。

汤雪梅记得很清楚，男人每出工一天可记十工分，女人则是七分。每到年底，大队会按全年工分进行分红，在年底的时候收到白花花的钞票。

老父老母再加她和丈夫，一家四口人干活挣分，还在大队承揽了一头猪的饲养工作。

汤雪梅除了日常的劳动外，还要在百忙之中上山割草喂猪，一年下来猪没有长多少肉，她却越来越瘦了。

即便他们努力工作，仍旧难以弥补家庭的缺口。

汤军生上学要花钱，弟弟妹妹的衣服、食物也要花钱，这些钱全是老父母和汤雪梅夫妻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老父亲曾不止一次的劝说汤军生：别上学了，上学没出路，回家干活挣工分，不然家里真的揭不开锅了。

汤军生也曾萌生过退学的想法，但都被汤雪梅断然拒绝了。

汤雪梅很看好弟弟的学习，她坚信学习就有出路，只要再供汤军生读完初中三年，就能回村当教员，那时候再挣钱也不晚。

在汤雪梅的极力坚持下，汤军生学习愈加用功，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第一名，每年过年总能往家带回一张奖状。

老父亲对那张黄澄澄的奖状丝毫不感兴趣，他总是蹲在地上抽着旱烟，不住地鼓囊道：“念啥书嘛，能当饭吃？真是榆木疙瘩！”

老母亲则笑吟吟的将汤军生拉到身边安慰道：“俺家军生脑袋灵光，往后可有出息呢！就是砸锅卖铁，一定得把他供出来！”

汤雪梅则将那张奖状贴在墙上，指着满墙的奖状对年幼的弟弟和妹妹叮嘱道：“看见没有，这是咱家的脸面！你们长大了都得好好学习，往后咱这一屋子都得贴上奖状！”

弟弟妹妹流着鼻涕学着老父的口气说道：“白纸一张，又不能当饭吃，我不要，我要挣工分，我要挣钱！”

老父亲听到这话，才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哎，这才对嘛！”

他冷眼看向汤军生嘲讽道：“年纪不小，脑袋进水了，还没你弟懂事！”

汤雪梅知道弟弟的顾虑，她会将汤军生拉到门外小声叮嘱道：“你尽管念书，姐供你，好好念，念出个名堂让大家看看！”

可以说，汤军生能够一路坚持读到初二的动力，就是来源于姐姐和母亲的支持。

汤军生用的每一支笔，每一张纸，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她们用汗水换来的，都是他们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就在初二升初三的那年暑假，意外突然发生了。

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正午，队长带着村民们从山梁上返回，小孩子们跑在最前面叽叽喳喳的叫唤着，村民们有说有笑的说着话。

老母亲挤在人群中，小心翼翼的沿着陡峭的小路下沟，走到半路突然觉得脑袋发晕，耳鸣目眩，身旁的村妇见状不妙，一把拉住了她，这才避免她从陡坡上滚进沟里。

母亲感到浑身无力，小腹处传来阵阵剧痛，豆大的汗珠从脑门上滚落下来。

走在队伍前面的父亲听得身后喊叫，背着锄头跑了过来，等他跑到妻子的身边时，她已经疼的晕倒了。

大伙一齐帮忙，将母亲抬到了家中，彼时汤雪梅已经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她正在猪圈里喂猪，抬头便看到一伙男人担着母亲跑了回来。

队里的医生来看了几次，只是开了些止疼的药片，并不能得出什么诊断结果。

队医建议将病人转到县医院进行精准治疗，可汤家毫无余钱，一年的工资早就在年初的时候花个精光，全家上下出了一口铁锅几只破碗，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母亲躺在床上，忍着剧痛安慰父亲：“甭费事，我都看见阎王了，就是观音菩萨来了都救不了！”

父亲心疼的握紧母亲的手全无奈何，他愣是看着母亲疼的在炕上打滚，最终彻底的安静下来。

待汤军生从学校返回山沟的时候，母亲已被匆匆下葬，他连母亲的最后一眼都没见上，他看到的，只有田里的那块新坟，还有坟上插着的两根柳枝。

母亲突然病逝，家里又少了一个能挣工分的人。再加上汤雪梅挺着一个大肚子不能劳动，全家的重担便落在了父亲和姐夫两人身上。一家上下六张嘴，就靠这两个男人苦苦支撑着。

老父亲看着汤军生不吭气，他叼着旱烟嘴，烟斗里没有烟丝。

汤军生看了看衣衫褴褛的弟弟妹妹，又看了看挺着大肚子的姐姐，再看看憔悴苍老的父亲和姐夫，对着这间破旧的窑洞妥协道：“爹，我不念了！回家！回家挣钱！”

老父亲很意外汤军生能说这样的话，他苍老的面颊猛地一颤，口中的烟枪差点掉在地上。

他取下烟枪放在炕边敲了两下，缓缓开口道：“爹对不起你，耽搁你上学了”

“爹！你别说了，我都懂。”汤军生低着头哽咽道：“是我对不起你，我回学校把铺盖打包下，敢黑就回来。”

姐夫还想伸手阻拦，汤军生已飞快地跑出了窑洞，风一般的消失在这条贫瘠落后的山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