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日本人与阳明学》（9）

近代日本阳明学（2）安冈正笃与儒教的现代化

疋田启佑

一、安冈正笃的思想基点

安冈正笃1898年生于大阪，本姓崛田。1916年他以安冈家养子的身份进入旧制的第一高等学校学习。1919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学习，并在就读期间即1921年出版了《东洋思想和人物》，当时安冈正笃才二十四岁。该书所收之论文，都是安冈在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期间在各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中国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思想以及撰写这些文章的真实动机，比如在文章中安冈曾对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对中国、日本的态度表示了愤慨，他说：

那些把占有世界陆地的二分之一、人口的一半，具有昔日世界首屈一指的壮丽文化的亚洲弄成今天这番模样的人（指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加巴黎“议和会议”的欧美外交官），

不知是怎么想的。(45)

在此，安冈对欧美国家面对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中国以及跟随中国一起走过来的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以及屈从于欧美压力的各国外交官是相当愤懑的。他接着又呼吁道：处在欧美的强压下，“日、中两国国民应首先在远东地区争取自由”，而整个亚洲则应当奋力摆脱欧美势力及其文化渗透，以求得自由。欧美诸国为了从中国获得权益，正策划着如何离间日本和中国，而对此毫不知情的日、中两国的国民，却相互反目，彼此非难。对此，安冈评论说：

明治维新以来，以惊人的势头而风靡日本社会的欧美文化，对于没有文化根底而像漂浮物式的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来说，是很容易使日本人从外来的中国文化中解放出来的，这就埋下了日中之间最深的祸根。

日本人由于缺乏精神根基而摇摆不定，甚至出现了向欧美一边倒的情形。而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则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于是开始进行自我反省。

安冈通过对儒学的考察，认为不仅当时的日本人，就连中国人也把儒教武断地视为顽迷不灵只强调外在形式的道德说教，这其实是错误地把儒教的本质与作为其变态之产物的迂儒鲁叟（指孔子）的思想相混淆的结果。在安冈看来：

儒教理想中的社会，……是充满着深刻之理念、正义之勇气、恻隐之爱心的社会，唯有真正的国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哲人主义者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点。儒家把确保其民众（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理想国作为自己的最大目标。……总之，儒学是把能够实现和确保自由之人格和民众之福祉的哲人政治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理想。所谓王道，就是为了确立这一理想，并将其体现在实际政治上。(46)

这些就是安冈正笃关于儒教的基本认识。

二、安冈正笃与王阳明

1922年，安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并于该年出版了《王阳明研究》。对于王阳明，安冈是这样认为的：

大凡人能够创造的最庄严的人格，都在王阳明那里得到了实现。阳明学就是这样一种凝聚着人格创造力的正在熊熊燃烧着的思想体系。(47)

由此可见，安冈所凸现和表彰的是作为能够创造人的最庄严的人格者的王阳明，并将其思想作为自己探索的对象。

据安冈回忆说，关于王阳明，他是在少年上小学时从一个叫冈村闲翁的阳明学者那里受到的启蒙教育。(48)此后，在高中和大学的学习阶段，针对当时学生所感兴趣的哲学概论、法学概论、经济概论等，安冈是这么看的：

我在学生时代也对这些学问相当感兴趣，但到后来，便深切地感受到轻率地使用这些东西是毫无用处的。学问和思索必须在具体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才会有意义。而且不积累人生的体验、不抓住人的真实本质，而只局限在概论或通论里，是非常有害的。(49)

安冈悟出了好高骛远的空理空论的弊害性，所以他十分看重通过具体的人之实践而进行的思想活动，他说：

当我一点点地明白了西洋的学问与东洋的教学之差异后，便全神贯注地倾注于中日两国先哲们的生平与学问。……首先我是有意识地学习了以中江藤树先生为首的一些有名的阳明学者的东西。但无论怎么说，这些东西的渊源还是应追溯到王阳明先生，所以我又以一个青年所具有的纯真热情，开始了对王阳明的生平和学说的认真探索。……而在认真研究王阳明的生平与教学的过程中，又使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没有虚度时光。于是，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时，我便打算起草《王阳明先生传》，以作为自己开始做学问的纪念。就这样，我一口气撰写了数百页的原稿。(50)

这就是在安冈大学毕业的同时所出版的《王阳明研究》一书，从中可以看出，对安冈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王阳明。

安冈从东大毕业后即就职于文部省，但没多久就退了职，此后他便作为一名在野的处士而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教育事业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东洋思想的社会启蒙上。在这方面，他主要进行了以下一些活动：1922年设立东洋思想研究所，这是他最早开展的活动。1923年举办阳明学研究会，1926年创立金鸡学院，1931年创办日本农士学校，1933年成立笃农协会，1942年设立兴亚同学会。但随着日本的战败，根据盟军司令部的命令，这些组织都遭到了强行解散的命运。战后的1949年，安冈又结成了师友会；1959年广播讲座“晓之钟”开始播放，该讲座的中心思想是：

即使对这世上的法律和制度稍作改变，即使稍微滥用一下自己的意识形态，都是行不通的。如果不想办法解决人的问题，那就绝对救不了人。还是要进行人的革命和精神革命，积极地致力于忘己而为世为人那样的自身的学问和修养，并通过这种修养来感化他人。如果不能产生这样的人物并被置于指导者的地位上，那么这个世界就绝对不可救药了。(51)

为此，安冈于1970年设立了乡学研修所，开展以讲学活动为主要形式的各种各样的启蒙工作，直到1983年辞世，享年八十五岁。

关于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安冈主要是从公害、颓废和危局三个方面来加以阐述的。尽管从其撰写一系列阳明学的著作到现在，已度过了三十年的时光，其中的一些内容已显得不太符合具体的事实，但仍然对今天所出现的新问题有指导性意义。比如公害就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在今天成为愈演愈烈的新问题；颓废则是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功利性和利己性亦随之膨胀，并在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情势下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奇怪现象和问题；至于危局，则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作为新的文明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而引发的历次战争。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安冈正笃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探索，若借用安冈的话说就是：

无论如何都不能这样下去了。如果平心而论的话，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精神觉醒，使良心奋起，这就必须研究使人更像人一样的良心的学问，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52)

这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更是学习和实践阳明学的目的之所在。为此，安冈正笃不仅撰写了《王阳明研究》《阳明学十讲》《传习录》等专著，而且还监修了后来几年问世的《王阳明全集》《阳明学大系》等。

三、现代与儒教——来自外面的声音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谓儒教复兴的话语开始在世上流行起来，这是由于东亚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世界的瞩目。于是1982年新加坡开始实施儒教教育，而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首相也提出了东亚经济圈的构想。

那么，国际学术界又是怎样看待东亚经济发展的根源问题的呢？在这方面，法国的leonvnaderumeersch教授所撰的《亚洲文化圈的时代》一书，注重于对汉字文化圈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考察。vnaderumeersch教授认为，儒教是构成汉字文化圈诸社会的基本要素，而儒教的精髓则是家族、礼仪和高级官僚制度。尽管儒教和旧的社会一起被抛在了时代的后头而遭到了灭顶之灾，然而儒教却通过再生与转化而对当今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具体地说，家族社会是与欧美的无人格的社会相对立的，而作为共同体主义的精神，礼仪则保留了不完全被宗教信仰所烦恼的制度形式，并成为道德的体系而活跃于当今社会。(53)正如vnaderumeersch教授是从儒教文化圈的外面来观察和研究东亚社会一样，reglittle和warrenreed教授的《儒教的复兴》一书，也是从澳大利亚人的外交官的眼光出发的。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亚洲经济发展的源泉”所揭示的那样，作者是想寻找流淌于经济发展之深层次的思想根源。本书第五章的标题是“儒教的复活——北亚经济的成功”，内容是有关日本和四小龙即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其中举例说明了儒教社会的十个特征，在此试举出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几项：

（1）义务比权利更受到重视。在获得报酬前先尽到义务即工作责任。

（2）人重于法。比遵守规则更重要的是调和人际关系、增强团结力。在那里，“礼”即尊重习惯和仪礼。

（3）对教育的重视。伴随着激烈竞争而来的各种教育。

（4）具有过去和现在的一体感。在那里有的是为提高业绩而献身的精神。

（5）重视人性要超过对物质的占有和蓄积。遵守德性，规范行为。(54)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德国的hansw.vahlefeld教授所著的《儒教孕育的经济大国》一书也认为，日本经济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儒教精神。这是因为，西欧具有把个人存在作为最高价值的倾向，而日本则有集团比个人优先的价值取向。相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儒教的本质是“和”，即合意与妥协，强调“我们”。因而儒教主张把自我隐藏在背后，认为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企业、国民和国家而工作的精神。可以说，日本劳动者的精神就是儒教的精神。(55)

四、现代与儒教——来自内面的声音

1990年11月曾召开过一次“思考儒教的复兴”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是针对把经济发展的根源归结为儒教的家族集团主义以及重视学习和对伦理规范的尊重等方面的论题而展开的，另外还探讨了尚未被引起关注的有关世界各国在接受儒教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问题。而本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所谓同一的儒教文化圈的倾向。也就是说，本次会议是试图从更深层次、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儒教文化的多歧性和儒教文化圈的政治、社会的多样性，并与其他文化圈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儒教文化圈诸国所具有的共通特质，以便重新认识和正确把握这些国家自身的文化传统。

在本次学术讨论会上，有八位学者做了报告，并对此进行了讨论。其中，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的《东亚的经济发展与儒教文化》一文所提出的观点最为抢眼。他在回答有关“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中儒教何以能适合近代化”问题时提出了四点看法：（1）和平主义的倾向；（2）对农本主义经济观的克服；（3）政治的民主主义；（4）传统的人际关系。对此，作者从四个方面作了概括：一是历史、自然、人三者的调和；二是家族集团主义的秩序和伦理；三是德治主义与儒教的经济伦理；四是基于经济文化的社会之统合性，并以此作为“儒教文化之现代发展”的重要依据。作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儒教的经济观是德本财末论，也就是说，较之财富和物质，儒教更重视积累人的徳性，所以儒教蔑视不讲道德性的富裕论，认为只知道满足于物质欲求的人是绝不会幸福的。(56)

金日坤教授后来对自己的这些观点作了进一步充实，两年后，他又以同样标题出版了单行本，其中的第三章，则用“儒教文化的思想与秩序原理”为题对本论题作了详尽论述。(57)

这次学术研讨会后以《思考儒教的复兴》为题出版了论文集，翌年又召开了以“汉字文化圈的历史与未来”为题目的第二回国际学术研讨会。而所谓汉字文化圈与前面所说的儒教文化圈，大体上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概念。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安炳周教授在《韩国的现代化与儒教》一文中指出：较之儒教究竟给韩国的经济成长以怎样的影响这样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改变思维方式，进行自我变革，使失去均衡的经济成长朝着正确的方向调整，亦即民权的伸张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从而消除其负面影响的问题，同时也是如何构筑适应于现代社会之共同体伦理的问题。(58)

五、结语

以上讨论了现代儒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但若要问这种讨论与安冈正笃有何关系，那么可以说，从安冈正笃去世到今天虽然已过了二十多年，但其著述和讲演的录音等，即使到今天仍是许多曾担任过历届首相的政界和财界的领袖们，以及从经团连和经济同友会等的会长和首脑到各界中坚人士们爱读的书物，可见安冈正笃的影响力有多大。考虑到日本在经济发展时，上述领导者的心与安冈正笃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多有相通之处，所以探究其中的奥秘是颇有意义的。而且即使到今天，有关安冈学的研究会仍活跃于日本各地，并继续培养着有志气的领导者。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检讨和理解安冈正笃所信奉的王阳明及阳明学还有中国思想与现代的关系等问题，来探索走向未来的道路。

附录：安冈正笃著作一览表

明徳出版社刊本：《东洋思想与人物》《王阳明研究》《阳明学十讲》《传习录》《易学入门》《为政三部书》《新编汉诗读本》《晓钟》《早晨的论语》《兴亡秘话》《东洋学发掘》《新编经世锁言》《新忧乐志》《老庄思想》《读古典》《人物·学问》《光明藏》《政治与改革》《话说古典》《思考这个国家》。

福村出版刊本：《人学的推进》《三国志与人学》《百朝集》《伟大的对话》《东洋宰相学》。

致知出版社刊本：《人物修养》《先哲讲座》《易与人生哲学》《读〈呻吟语〉》《读立命之书〈阴隲录〉》《东洋人物学》《经世锁言》《读佐藤一斋〈重职心得个条〉》《安冈先生随行录》《学于安冈正笃的人物学》《安冈正笃讲演录》（录像）。

プレジデント社刊本：《人生的大则》《知命与立命》《干支的活学》《创造命运》《开启命运》《创造人物》《立男子汉之志》。

默出版刊本：《十八史略》《孟子》《人生五计》《醉古堂剑扫》《学习先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