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日本人与阳明学》（11）

从阳明学到冈田学（1）冈田武彦先生的生平与学问

福田殖

一、从出生到大学入学

冈田武彦先生生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生地是《播磨风土记》里赫赫有名的播磨国姬路藩的郊外白滨村。繁荣的旧姬路市曾经是拥有52万石的城下町所在地。据说白浜村当时曾是广袤的盐场，如今已成为非常热闹的白浜海水浴场了。

冈田先生出生在播磨（又称播州，今属兵库县），自然就非常尊敬作为同乡先辈的和辻哲郎先生（1898—1960）。和辻先生出生在距离姬路市中心往北一里左右的磔堀村仁丰野，到冈田先生在旧制姬路高中毕业时，因相继出版了《偶像再兴》（1918）、《古寺巡礼》（1919）、《日本精神史研究》（1926）等著作而名声大振。冈田先生大学入学时就想着“进东大（东京大学）拜和辻先生为师”(1)但由于家庭方面的原因而没有赐予他去东大的机会。如果去东大师从和辻先生，那么今天所要叙述的故事，将是难以想象的别样情节了。

冈田先生于昭和三十四年（1959）五十岁时出版了《楠本端山——生涯与思想》（福冈：积文馆，1959年）。楠本端山是楠本正继先生的祖父，属于山崎闇斋门下三杰之一的三宅尚斋派。三宅尚斋是播磨明石人，也属于冈田先生故乡的先贤。楠本端山——楠本晦堂——楠本正继，这种从冈田先生嘴里说出的道统之自觉，不能不使人感到某种莫名的缘分。

冈田先生的乡愁是深沉的。每当谈及被誉为“白鹭城”的迷人的姬路城时，那清爽音色的特产明珍火筷，还有六月的“入浴祭”，八月的“姬路城祭”，十月的“滩之喧哗祭”等，冈田先生就会说：“俺村的秋祭叫‘滩之喧哗祭’，是名震关西一带的传统节日。”此时的他就会眯缝起眼睛，脸上显出一种眷恋的表情。随着每年回归故里次数的增加，冈田先生与旧交故友的交流活动也从未中断过。

三宅尚斋虽属于与冈田先生学统相系的故乡先贤，但冈田先生同样也非常尊敬被称为播磨圣人的、拟担当明治天皇侍讲的近代醇儒龟山云平（1822—1899），称赞其是合于《论语》“温、良、恭、俭、让”的儒者。(2)在冈田先生身上，能够见到三宅尚斋、龟山云平这些儒者的温厚笃实的风格，想来也绝非偶然吧！据说曾师事龟山云平的冈田先生的令尊，也被称为“白浜圣人”。

冈田先生在兄弟姊妹六人中排行倒数第二，是男孩中的老幺。据其亲戚们说，先生小时候非常讨人喜欢，平素温容待人，从无盛怒。可以想见，这可能也是冈田先生承袭了父辈血脉的结果吧！

冈田先生对门生们从来都是谆谆教诲，从未怒形于色。若有造访，莫不承诺；温颜接人，绝无差等；极尽忠恕，真心沥胆。我想使我们心领神会的是，人生无论穷达，只有真心才是最重要的。但在“讲义”与“演习”(3)时就有些不同了。特别是“演习”，要求通过对原典的严密解读，使发表者得到彻底的锻炼。当时采用的是类似于禅宗一问一答的语言，直逼问题之核心，故而常常会弄得发表者狼狈不堪。“讲义”过程中阅读原典资料时，还提倡一种与思想家本人的心境会通以解决思想问题的独特方法。

冈田先生的远祖据说是“元寇”(4)时一位驰名四方的武将河野通有。后来在江户时代成了服务于姬路藩酒井侯的藩医，故而其世家世代以医为业。其六世祖冈田南江则被叫作“儒医”，大概是以医为业的同时，又向子弟们教授儒学吧！

冈田先生的童年时代是大正的“德谟克拉西”（民主）时代，是在自由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的家庭虽不富裕，但却是一个俭朴的、互助的家族。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乍一看属于放任主义，但却蕴含着内在深沉的慈爱之情，显示出宽容和大度。静默而心肠温和的祖母、温厚而笃行孝道的父亲、被邻村有钱人收养但属贤妻良母型的母亲、朴直互爱的六姊妹，冈田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温厚而极尽孝道的母亲，据说还是个具有儒者气质的人，因而也极富道义精神。母亲是位很有理智的女性，对孩子们的教育本着“不能过分溺爱，又不过分斥责”的宗旨。相对于很要强的具有倔强性格的大哥来说，幼小的冈田先生反而显得老成多了，而且总喜欢一个人独自玩耍。先生曾回忆道：“中学时代如果什么是最值得回忆的话，那就是游泳了。”(5)即使是在人流熙熙攘攘的白浜海水浴场，他也会到远离人群的地方，独自一人在水中取乐。后来先生说：

本来我是喜欢孤独的人，这大概又促使我养成了离群索居以逃离人生苦楚的性格。“与斯人之徒”这句话就是（我）晚年的心境。(6)

由是可知，家庭环境对少年时代冈田先生的人格形成有莫大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一路径去探寻后来先生学习宋明儒学思想，追索其思想深处的理想人格形象（圣人志向），并深入实践以陶冶人格（变化气质）的生平轨迹。

冈田先生曾叙述说：“从中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已感觉到世间的矛盾，而且性格也愈来愈内向了。”(7)并且又补充道：（这种内向的性格）自从迈入旧制高中起，就变得更加厉害了。先生少年时代因世间的种种矛盾而受到震憾性的冲击，并使自己陷入于迷惑之中，于是便萌发了探究其根源的想法。后来到八十四岁时，冈田先生曾这样回忆当时情景：

我立志于伦理哲学的动机，是因为痛感到家庭内部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如果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碰到了也就不会陷入如此苦恼了。父母也好，兄弟也好，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却孕育着矛盾，这使我无比苦恼。进入高中时，我对一个教授说起所面对的矛盾，并由此产生了苦苦冥想时，记得他告诉我：不要把目光从这些矛盾移开，而要死死地凝视它。但是后来，类似的矛盾又在我自己的小家庭内产生了，这成为使我陷入进一步苦恼的主因。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啊！(8)

冈田先生作为哲学家的原型，从其少年时代开始就可以窥见。后来这种追根溯源式的哲学思索，可以说终其一生，从未间断。感触到震撼灵魂的冲击，品味到丧失自我的苦恼，冈田先生的一生可谓是通过追溯根源式的思索，以确立独自哲学为目标的一生。

冈田先生把终生难忘的两大恩人的照片挂在自己的书斋里，经常在他们眼前践行自己的学问。其中一个是后来成为“日本电气”社长、当时任职于住友本社、又是他哥哥的上司渡边斌衡。渡边氏是在冈田先生因家庭原因准备放弃大学入学的时候，积极鼓励其上大学，并在学费上、生活上给予经济援助的大恩人。但是，当冈田先生由于渡边氏的经济援助而可以报考大学时，东大、京大已经过了报名时间，可以报考的据称只有东北大学和九州大学。于是先生选择了气候温和的九州。他是乘坐关门海峡的渡船来到福冈就学的。在背向都城的渡船上，一丝寂寞的感觉在冈田先生心中油然而生。另一个恩人是令其仰止的人生、学问之师，当时刚从德国留学归国的、生气勃勃的少壮学者楠本正继先生。

冈田先生与楠本先生相会虽说是一种偶然，但却让人感到真是命中注定的相逢。从姬路中学到旧制姬路高中，冈田先生为人生的矛盾所苦恼，于是开始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特别是禅）有了兴趣，成为一个探究根源性存在的哲学青年。对于这样的青年，大学里课程似乎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因此，进入大学后第一个学期，先生都是在闷闷不语的心境中度过的。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冈田先生听了楠本正继先生的《传习录》的课程后，感到无比激动，于是暗暗发誓：“这位先生无疑可作为自己终生的导师。”(9)这是昭和六年（1931），先生二十二岁秋天发生的事情。冈田先生在旧制高中学生时代所创作的和歌：“诸多并献处，己身共己心。此人恰是吾喜人。”(10)这样的心境，自从与楠本先生相逢后便更加充实了，而且终生没有改变过，这就像命运的安排一样。

二、九州大学的学生时代

冈田先生自从进入九大法文学部后，无论在与楠本先生相逢前还是相逢后，都精力充沛地出席中国哲学以外的诸多讲义、演习，勤奋读书，追求学问之进步，可以说是一位优秀的学生。其所选择的主要是哲学、伦理、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东洋史等方面的课程。当决定师从楠本先生后，冈田先生便如鱼得水，开始频繁地出入于研究室，逐渐积累起了对学问研究的兴趣。

大二的时候，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东洋史的教授与学生们开展了“合同研究会”，冈田先生作为联系人，在其中显得非常活跃。当时，在研究会上往往会安排西餐会，其费用要到大学本部的学生课去领取，拿政府支付的思想善导费来充当西餐费。这个研究会每个学期召开一次（一年两次），教授和学生均各自发表研究报告，冈田先生也发表过一次有关宋学之祖周濂溪的报告。(11)

先生后来曾回忆当时的情景道：

我专攻中国哲学，是被宋学之祖周濂溪的人品和思想之魅力所吸引而导致的。我至今仍憧憬如同黄山谷所说的“洒洒落落，如风光霁月”的濂溪人品。濂溪先生就是在此境地中的人物。(12)

由此可以推测，冈田先生研究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及终点，均与周濂溪非常相近。

冈田先生从昭和六年（1931）入学到昭和九年（1934）毕业，其间楠本先生的讲义、演习的题目有：

昭和六年第一学期：《先秦哲学史》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演习（王阳明《传习录》）；第二学期：《先秦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演习。

昭和七年第一学期：《周易讲义》（文求堂版《周易本义》）、《老子》演习（王弼注《老子》）；第二学期：《中国哲学史》演习。

昭和八年第一学期：《中国哲学史》演习（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宋学史》；第二学期：《中国哲学史》演习（与第一学期相同）、《宋学史》。

由上可见，从先秦思想到宋明思想，再到清代思想，而且不仅包括儒教思想还包括老庄思想，所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当时，楠本先生的学风是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分析、解读中国哲学，在上课过程中也经常会用德语来说明问题。后来无论是楠本先生还是冈田先生，都意识到用西洋方法来进行东洋思想的研究是不对的，从而摆脱了这一方法论的束缚。但是，由于当时欧化主义盛行，大家都喜欢西洋哲学的方法论，所以冈田先生当时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和内容虽是有关朱子学的，但采用的却是西洋的分析方法。对此，冈田先生后来曾回忆说：

（这是）遵奉西洋哲学的方法论，从“ontologie”（德语，意指存在论、本体论）的立场来解释朱子学，并写成毕业论文的。(13)

这篇毕业论文已被烧毁于福冈被空袭时，笔者手边有一篇冈田先生的《关于〈易〉的“中正”及道德问题》研究报告的复印件，读后便可揣测当时学风之一斑。在此报告的封面上，有“楠本教授，中国哲学史论文，昭和六年入学，冈田武彦”的字样。因为楠本先生是在昭和七年（1932）以《周易本义》为教材开“周易讲义”课程的，所以据此可以推测，冈田先生的这份报告大约是在昭和八年三月提出的。报告一共57页，每页大约200字，其内容大致如下：

《周易》所谓的“吉凶悔吝”的价值判断究竟依据的是怎样的标准？本报告从提出此问题开始，接下来便探讨了价值判断与道德价值之间关系。而“吉凶悔吝”的判断核心在于“中正”，于是“中正”便可视为一种社会道德了。再接着，又分析并追索了《周易》从乾、坤开始到既济、未济结束的辩证法发展链条，更进一步比较、讨论了从《周易》到《中庸》和希腊哲学的方法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易经》中伦理的根本问题“当为”还没有升格为人的意识，“sollen”（德语，意指“当为”）之命令是属于具有神秘力量的天帝鬼神的。到了《系辞传》，便有了伦理意识的存在，“begriinden”（德语，意指“创造”）作为道德中心的“中正”之德，欲将德之根源归属于人类所见到的自然。这表明，《易经》的伦理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而到《中庸》，对人性做了进一步的哲学观察，遂有了向人性寻求“sollen”之本源的倾向。于是，《中庸》的道德“begriinden”便更加趋于科学了。

文中除了论述了“正、反、合”的辩证法发展外，还有sollen、miissen（必须）、begriinden、gliickseligkeit（喜悦）等德语的哲学用语散见于文中。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流行。此外，这一研究报告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哲学中海德格尔的实存哲学等亦被介绍进来。因此可以说，该报告与冈田先生所听的此类“讲义”分不开。故而这一时期先生写的论文，会常常运用西洋哲学的实证方法，并列举出一些外来概念。

二十来岁左右，先生饶有兴致地沉浸在海德格尔的“现实存在”等哲学概念中，所以冈田先生在昭和五十九年（七十五岁）时曾如此反省道：

仅有“dasein”（现实存在）而无“sein”（存在），早年的影响尚留在心中啊！(14)

在这份研究报告的结论部分，冈田先生还引用了《中庸》第一章中的一个概念而强调说：

从《易经》到《中庸》，道德并非存在于外在之天，而存在于离不开人性的天那里。就是说，道德性应到人性中去索求。“天命之谓性”，实际上就说明了这一点。

《周易》和《中庸》涉及宋明儒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时，正是作为《周易》和《中庸》所要研究的道德学说，被首先提了出来。其次，该研究报告还涉及人性应如何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意识，可以说是普遍的、永恒的研究课题。对于冈田先生来说，就是试图要让“经典”这种历史上的精神遗产能够得以复苏。

这一年，楠本先生三十五岁，冈田先生二十三岁。后来，在出席楠本先生的葬礼时，冈田先生曾在其灵柩前吟咏了《中庸》第一章，这也可以视为此研究报告之早期风格的延续或自然流露。

在冈田先生的同班同学中，有中国哲学专业的、比其年长四岁的山室三良先生（后为九大教授）和年长三岁的大浜皓先生（后为名古屋大学教授），有中文专业的同学大野得雄先生（后为福冈市内光圆寺住持，楠本先生辞灵式就是在此寺院进行的）。

冈田先生毕业那年的三月份，在教授会上被任命为助教，并跟随楠本先生一行四人到中国旅行。冈田先生的身份由学生到先生的改变就是在此期间发生的。但结果，他却到富山市神通中学当了教员，因为比起助教的工资，中学教员的工资是其三倍。当时求职是很困难的，冈田先生是得到了周围人的帮助，以及其母亲答应去富山上班，才决定到富山去当中学教员的。

毕业研修的中国旅行是在昭和九年（1934），据说在北京市内中国人的反日情绪非常高涨，从当时的整体氛围中，可以预感到三年后即1937年“日华事变”（即“七七事变”）的爆发。另外，负责监护此次研修旅行的还有一个随行便衣，他的出现也标志着一个黑暗时代的来临。

冈田先生在这次研修旅行中，曾陪同楠本先生到北京的美术古董店去转了转，以此为机缘，而培养起他喜欢古玩的嗜好。先生开始涉猎古玩，就是从此时开始的。这也成为先生日后通过美术作品来考察精神文化，并出版了高水准的研究专著的缘由。这也可以说是先生为那个黑暗时代所注入的一针清凉剂吧！

冈田先生在昭和六年（1931）四月（二十二岁）进大学不久，就认识了一起租房住的在九大农学部办公室供职的一位女性，并很快结了婚。这位女性有柳川藩士的血统。这对于一名大学生来说，可谓闪婚吧！

除了孜孜不倦地研习中国哲学，与冈田先生后来所喜爱的“简素精神”有密切关系的，是长时间成为他内心指针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无上命令”（即“绝对命令”。意味着你的行为准则，即单纯适合于主观的行为规范，是可以经由意志变成普遍自然的律令而行动的），可以说他对“简素精神”的兴趣和追求就是由此使然的。

关于康德，楠本先生曾从德国买回了《康德大全集》，并在九大开设了朱子与康德比较论的课程。当时对康德有兴趣的冈田先生也出席关于康德的研究会。先生希望通过原著做深入研究，但由于德语能力不足而显得很吃力。除了康德，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如叔本华、狄尔泰、李凯尔特、胡塞尔等，甚至连爱克哈特、伯麦等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日译本著作，冈田先生也都尽力阅读。看看昭和初期从高中毕业到进入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学生们的学习状况，是极有意思的。

三、中学校、长崎师范、幼年学校的教师时代

昭和九年（1934）四月，二十五岁的冈田先生怀着孤寞的心情，伫立在雨雪霏霏、春寒料峭的富山站内，这是他在赴任县立神通中学途中。上个月刚成为大学助教而即将步入学究生活的他，突然间改变了这一梦寐以求的人生航程，我们是很难揣测那时充满暗淡心情的这位年轻教师的内心世界的。尽管对于这种不得不放弃助教职位而必须转为中学教师的事，会被先生经常提及，但自嘲这一选择的话，却一次也没听先生在通常的闲谈中说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