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高后垂帘听政
元丰七年，神宗罢免了蒲宗孟，任用王安礼为尚书左丞，李清臣为尚书右丞，调吕公著出任扬州知府。这一年，司马光将《资治通鉴》修撰完毕，被授予资政殿学士。《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共三百五十四卷，三百万字，耗时十九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零三年）起，一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征淮南结束，计跨十六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其他政权。神宗降旨嘉奖司马光说：“自古以来从没见到过记载如此完备的史书，真是辛苦爱卿了，这本书比荀悦的《汉纪》好多了。”荀悦是汉代人，曾经删定《汉书》，修撰了二十篇帝王纪事，所以神宗才拿他跟司马光做对比。
元丰八年正月，神宗的身体渐渐羸弱，于是命辅臣替他在景灵宫祈祷。百官祭拜了天地、宗庙、社稷，都不见效，神宗的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辅臣们进宫探问，请求册立皇太子，并让皇太后暂时摄政。当时，神宗已经没有力气作答，只是稍微点了点头。神宗本有十四个儿子，长子名佾，次子名仅，三子名俊，四子名伸，五子名僴，六子名傭，七子名价，八子名倜，九子名佖，十子名伟，十一子名佶，十二子名俣，十三子名似，十四子名偲。佾、仅、俊、伸、僴、价、倜、伟均早亡，要数第六儿子赵傭排行最大，但是当时也只有十岁，神宗已经封他为延安郡王。
一开始拟立皇太子的时候，只有员外郎邢恕想立异邀功，他跑去拜见蔡确道：“一个国家有一个年长的君王，是江山社稷的福分。当年太祖皇帝将皇位传给太宗，本朝已有先例。为什么不从岐王、嘉王两位王爷当中选择一人拥立为帝呢？这样一来可以安国，二来可以保家，岂不是两全其美吗？”蔡确踌躇了很久，才说道：“邢大人所言极是，但不知道高太后是什么意思啊？”邢恕又接着说道：“岐王、嘉王都是太后所生，母子情深，一定不会反对的，蔡公就不要有什么疑虑了。”蔡确大喜道：“那我先跟高太后商量商量，免得节外生枝。”邢恕说道：“那我先跟其他大人协商一下，保管成功。”说完便告辞了。
邢恕离开蔡府后，又跑去拜见高太后的侄儿高公绘。进门后，邢恕跟高公绘寒暄了几句后，便在他的耳边小声说了这件事。高公绘摇了摇头，没有回答。邢恕又说道：“延安郡王才十岁，怎么比得上岐王和嘉王呢？况且岐王和嘉王口碑颇好，百官都称他们为贤王，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了。”高公绘说道：“这怎么行得通呢？这是诛灭九族的大罪，难道邢大人要祸害我全家吗？”邢恕碰了一根钉子，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岐王、嘉王是神宗一母同胞的弟弟赵颢和赵頵。神宗封赵颢为岐王，封赵頵为嘉王。这两位王爷在神宗重病期间，曾多次跑到寝宫问安。明眼人心里都清楚，这两位王爷是对皇位有想法。高太后也不是傻子，为了防止这两位王爷过多地接触神宗，就命他们不用经常探望。同时，高太后暗中派人制作了一件十岁小孩儿可以穿的黄袍，好让这两位王爷死了这条心。偏偏邢恕还抱有希望，他再次跑去和蔡确密谋，打算约同王珪一起进宫询问神宗的病情，并暗中让开封府知府蔡京在外面埋伏刀斧手，胁迫王珪一起谋变。如果王珪不肯答应，便让他身首异处！哪知王珪命不该绝，还没等蔡确跟他约定，就先行入宫去了。神宗跟他以及其他辅臣议定，册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蔡确来迟了一步，计划没有成功。
三月初一，延安郡王赵傭被册立为太子，赐名赵煦。皇太后高氏全权处理军国大事。过了五天，神宗驾崩，享年三十八岁。神宗总共在位十八年，改元两次，分别是熙宁和元丰。神宗驾崩后，皇太子赵煦即皇帝位，史称哲宗，尊皇太后高氏为太皇太后，皇后向氏为皇太后，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追尊先帝庙号为神宗，安葬于永裕陵。晋封皇叔赵颢为扬王，赵頵为荆王，皇弟赵佶为遂宁郡王，赵佖为太宁郡王，赵俣为咸宁郡王，赵似为普宁郡王，封尚书左仆射王珪为岐国公，潞国公文彦博为司徒，王安石为司空，其余的官员也一律加爵。
太皇太后高氏当政后，首先传旨，遣散修缮京城的役夫，禁止铸造军器，戒除朝廷内外没有必要的苛敛，宽容民间的保甲马，百姓拍手称赞。王珪等人并没有参与商议，等到圣旨颁发后才有耳闻。这高后一出手，就知道她是个贤明的妇人。过了数日，她又下诏说：
先皇帝临御十有八年，建立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其申谕中外协心奉令，以称先帝惠爱元元之意！
这道诏书一下，都城中的卿大夫都知道太皇太后的用意了，她是想改繁为简，易苛从宽。蔡确担心朝政焕然一新后，自己会丢掉相位，于是就在上朝议政时，面奏太皇太后，请求恢复高遵裕的官职。这个高遵裕是什么人呢？原来他是太皇太后的伯父。蔡确这是在向太皇太后献媚，想讨好太皇太后，以稳固自己的地位。可惜太皇太后并没有买账，反而凄凉地说道：“当初攻伐西夏，灵武一战，先帝半夜收到败报，辗转反侧，昼夜未眠。从那以后，先帝的身体慢慢虚弱，最后不幸驾崩。追根溯源，高遵裕难辞其咎。先帝尸骨未寒，我怎么敢只顾私情，不顾大义呢？”义正词严，蔡确惶悚而退。后来，太皇太后又下诏废除了京城巡逻的士兵，以及免行钱和浚河司，同时召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入朝。
司马光在洛阳待了十五年，田野村夫都很尊敬他，称他为司马相公；就连妇人和小孩儿也仰慕他的大名。神宗仙逝后，司马光想要进京祭拜，可是又担心惹人猜疑，所以不敢前去。当时程颢正好也在洛阳，他跑去劝司马光入京，司马光这才答应启程东进。他快要到达京城大门的时候，卫士看到他到来，都额手相庆，大喊道：“司马相公来了！司马相公来了！”沿途的百姓听说后，也纷纷跑来围观，并齐声说道：“司马相公，请你留下来辅佐天子，为百姓造福，不要再回洛阳了。”司马光见人越聚越多，担心会出意外，竟然又从小道溜回去了。
太皇太后听说司马光来到京城，正想向他询问政要，偏偏等了好久都不见他来，于是派遣内侍梁惟简前去询问。司马光请求大开言路，诏榜朝堂。梁惟简复命时，蔡确等人已经探知了司马光的意思。蔡确先人一步，上奏创造“六议”，略言：
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重机，或迎合旧令，上则侥幸希进，下则眩惑流俗，有一相犯，立罚无赦。
太皇太后看过这六条奏议后，又派人送给司马光看。司马光愤然说道：“这分明是拒谏，哪里是求谏；人臣只好不说话了，只要一开口，肯定会触犯这六句话里面的任何一句，还怎么广开言路呢？”于是，司马光上奏将其中利弊一一陈述，太皇太后这才改诏颁行，言路才得以渐渐被打开。
不久，太皇太后任司马光为陈州知府，并起用程颢为宗正寺丞。称颢正准备启程赴任，偏偏染上了重病，不久竟然去世了。程颢跟弟弟程颐痴心道学，对《周礼》颇有研究。他为人非常有涵养，言行举止也很高尚。他死后，士大夫无论跟他认不认识，都前去祭拜。当初程颢反对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敬重他的为人，所以才没有将他排挤出去。文彦博根据众人的意见，在程颢的墓碑上题写“明道先生”四个字，以示纪念。
司马光受命赶赴陈州，路过京城的时候，碰上王珪病死，辅臣们依次递升，正好空出一个职位。太皇太后乘机将司马光留下辅政，命他为门下侍郎。蔡确等人担心司马光会请求革除新法，所以搬出了所谓的“三年无改”的大义，传布都中。司马光站出来驳斥道：“先帝所颁行的法度，如果合理，即使是一百年也应当遵守。但是这些新法都是王安石、吕惠卿一手所创，祸国殃民，必须立即整改。”自此，议论声才稍稍平息。
太皇太后又召吕公著为侍读，吕公著从扬州进京，被提拔为尚书左丞。京东转运使吴居厚接替鲜于侁的职位，他大兴盐铁，苛敛横征，以至于被言官交相弹劾，被谪到了黄州，于是又重新起用鲜于侁为转运使。司马光对同列道：“子骏是个贤才，不应该再让他在外地任职了，但是朝廷想要挽救京东困顿的局面，非得派子骏去不可了。他实是一个福星啊。当今人才凋敝，要是能得到一百个像子骏一样的人才，散布到天下各处，还担心不能国泰民安吗？”
鲜于侁，字子骏，宋代阆州（治所在今四川阆中城）人，考中进士。熙宁十年，任京东路转运使，兼管莱芜监。当时，莱芜的钢铁冶炼规模达到空前发达的程度，山东“莱芜监”与江苏的“利国监”同为京东路两大冶炼中心，莱芜监下辖“三坑”“十八冶”，冶户千余户，主要是民营，冶户积极性很高。后来吴居厚接任京东路转运使，见冶铁有利可图，便收归官营，增加赋税，严重损害了矿冶户的利益，矿工想要发动暴动。元丰八年，吴居厚被罢后，重新起用鲜于侁为京东路转运使，管莱芜、利国两监。他后奏朝廷，停办两监。鲜于侁累官利州路转运判官，升副使兼提举常平仓事，后任集贤殿修撰，在陈州知府任上去世。苏轼称其为政“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他还刻意经术，为诗平淡渊粹，尤长于楚辞，著有《诗传》《易断》。
于是司马光、吕公著两人同心辅政，革除新法，罢免了保甲法、保马法、方田法、市易法，削去前市易提举吕嘉问的三品官职，贬为淮阳军知府。吕嘉问的党徒都被坐罪，邢恕也被贬为随州知府。第二年，哲宗改元为元祐元年，右司谏王觌，参劾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等人朋比为奸，陷害忠良，接连上奏了数十道奏折。谏议大夫孙觉，侍御史刘挚，左司谏苏辙，御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又连章弹劾蔡确的罪状。于是，在众人的夹击下，蔡确终于被罢免了相位，出知陈州。不久，太皇太后又提拔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门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为尚书左右丞，李常为户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
当时司马光已经患病，因为青苗法和免役法还没有革除，西夏的商议还没有解决，他不禁叹息道：“这些祸害还没有去除，我死后也不能瞑目啊！”于是他修书一封给吕公著，大概说：“老朽将身体托付给了医生，将家事托付给了愚子，只是国事还没有寄托，所以特地拜托吕公了。”吕公著将司马光的病情告知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随即免去了司马光的早朝，并准许他乘坐轿子，三天一入朝。司马光不敢享受这种待遇，上奏道：“臣名微功薄，断然不敢承受如此大的礼遇，况且三天一入朝，还怎么处理政事？”于是太皇太后改诏令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扶着他入朝，并免去拜跪礼。
不久，司马光请求罢免青苗法、免役法，诸大臣没有异议，一致同意废除这两法。免役法废除后，司马光请求恢复差役法，章惇极力反对，跟司马光在殿前辩论，语气非常狂悖。太皇太后也不免恼怒，于是将章惇贬为汝州知府。当时苏轼已经奉诏入都，担任中书舍人，他倡导颁行熙宁初年的给田募役法，并陈述了五条益处。监察御史王岩叟说这五条益处很难实现，而且还有十处弊端，苏轼的提议便被放弃了。
苏轼本来对司马光很友善，但是他们这回政见不同，于是苏轼跑去诘问司马光说：“司马大人想要改免役法为差役法，苏轼担心这两条法律的害处差不多，根本看不到好处。”司马光问道：“那请你明示害处！”苏轼答道：“免役法的害处是多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财都被敛到了上层，下面必定经常发生钱荒，这个害处我们已经验证过了。差役法的害处是百姓都去服兵役了，没有时间务农；再加上一些贪官污吏随时征币，百姓苦不堪言，难道不是异法同病吗？”司马光又问道：“那依君的高见，应该怎么办？”苏轼说道：“法律要有根据，才能顺利施行。做任何事都要讲究循序渐进，这样才不会惊扰到百姓。从前兵农合一，到了秦始皇的时候才分作两路。唐初百姓出粮养兵，士兵出力保民，天下人都觉得很方便。历代不乏圣贤的君臣，但都没有轻易更改。如今的免役法跟这个很相似，但是司马大人却想要突然罢免免役法，改行差役法，恐怕百姓反而会更加痛苦啊。”司马光却不以为然，只淡淡地回答了几句，苏轼也随即告辞了。
第二天，司马光到政事堂议政，苏轼又进来谈起此事，司马光不禁变了脸色。苏轼从容地说：“以前韩魏公做陕西刺史的时候，司马大人是谏官，再三劝阻，韩公非常不高兴，司马大人也愤然不顾。我曾经有幸听说了这件事，对司马大人当初的举动非常敬佩。难道司马大人如今做了宰相，却不许我进谏吗？”以子之矛，刺子之盾，苏轼真是能言善辩。司马光这才起身说道：“容我考虑一下。”
范纯仁在旁边也对司马光说：“差役法不应该太着急颁行，不然会滋扰百姓。在下希望司马大人能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不要事事都由你一个人做主，这样做事不免有专断之嫌，恐怕正好给了奸人迎合的机会。”范纯仁见司马光还是有些不情愿，便激将道：“司马大人这是不让人说真话，不顾全大局。纯仁要是只知道讨好你，不如年轻的时候去迎合王安石，早就富贵显达了！”
起初，司马光决定将免役改为差役法的时候，是以五天的时间为限。同僚下属都觉得太过仓促，只有开封府知府蔡京如约执行，并当面回复司马光。司马光大喜道：“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坚决执法，还有什么做不到的？”蔡京告辞后，司马光便认为差役法是可行的，打算坚持到底。其实蔡京是个老奸巨猾的人，他只知道揣摩迎合他人。当初蔡确得势，就去依附蔡确，后来他见司马光入相，又去迎合司马光。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最容易祸国殃民。司马光待人忠厚，哪里晓得他暗中投机取巧呢？
这个时候，王安石在金陵任职，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他听说朝廷变法，毫不在意。后来他听说免役法也被罢免了，大惊失色道：“怎么变法变到这种地步呢？”过了很久，他又捶胸顿足道：“此法不能废除，这些人真是太胡闹了。”不久，王安石病死，享年六十五岁。太皇太后因为他是先朝大臣，追赠为太傅，后人称他为“王荆公”。这是因为元丰三年的时候，朝廷曾封他为荆国公，所以沿称至今。王安石死后，他的党徒依次被贬谪，范子渊贬知陕州；韩缜罢知颍昌；李宪、王中正等人罚司宫观；邓绾、李定被放居滁州；吕惠卿被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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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再贬吕惠卿的草诏是出自苏轼的手笔，里面有几句话非常精辟，传诵一时。尤其是“汝以有限之才，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这四句，更是脍炙人口，称为名言。新法党相继被罢黜，吕公著进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维为门下侍郎。司马光又上奏说：“文彦博是四朝重臣，应该予以重用。”太皇太后打算任他为三省长官，言官觉得不妥。最后，太皇太后准许他六天上一次朝，一个月讲经两次，位列相位，恩礼从优。文彦博这个时候已经有八十一岁了，跟他一辈的老臣都已经去世，真可谓德高望重。司马光又和吕公著商议，召用程颢的弟弟程颐。于是，太皇太后下旨召他为秘书郎。
太皇太后对司马光言听计从，司马光也不负厚望，越发励精图治，誓死报国。无论大小政务，他必然会亲自裁决，不分昼夜，朝野上下也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就是辽国、西夏的使者来了，也都会问司马光的起居，并且告诫守边的将领：“宋廷现在有了司马相公，我们不要轻易生事，挑起战争！”国有贤相，不战屈人。可是上天不庇佑大宋，栋梁轰然坍塌。司马光因为太过劳累，越来越消瘦，同僚劝他不要这么拼命，保重身体，司马光慨然说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只要我有一息尚存，就不会有一丝懈怠！”后来，司马光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他在弥留之际，还在不断地说梦话，仔细一听他说的话，全都是国家的大事。他死时，享年六十八岁。
司马光生平孝友忠信，恭俭正直。他在洛阳任职的时候，每次前往夏县祭祖，必定去拜访他的兄长。他的兄长叫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一样，非常恭顺。从小到大，都没有跟他顶撞过一句。司马光曾经说自己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不管做什么事，都力求问心无愧。他死后，举国皆痛。太皇太后也为他痛哭流涕，并和哲宗一起亲临葬礼，追封他为太师温国公。太皇太后还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着司马光的棺椁回到陕西夏县老家。朝廷赐司马光谥号文正，并在他的墓碑上刻下“忠清粹德”，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都跑去祭拜他。他安葬之后，四方的百姓还把他的画像挂在墙上，吃饭之前都要祭拜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