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徽商——“贾而好儒”走四方
第4章徽商——“贾而好儒”走四方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可谓首屈一指。徽商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300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众多商帮中之翘楚，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徽商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在经商活动中，善于运用心计，精于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因而成为商界的一支劲旅。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中国商人喜欢把自己称为“儒商”，“儒商”这一名称始于徽商，徽商教子业儒，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
历史上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的徽商有很多。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明万历年间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县商人吴彦先，业余时间酷爱浏览书史，乐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都觉得不如他，因此他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为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获利颇丰，一时成为了众商的智囊。
明代歙县人黄镛也是一个喜好读书的商人，小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鲁等地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善于洞察，又由于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跃成为独立经营于扬州的富商。
徽商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品位，使得他们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给自身商业经营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同时也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进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的兴起以至鼎盛，让现代的安徽人感到特别的自豪，但近代徽商的衰落则让他们品味到了苦涩。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已成为徽商故地人们共同的心声，成为古徽商传人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如今，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们“牛”了，但是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传统仍然保留于世。
如今，在安徽人中，高学历的下海经商者不乏其人，硕士、教授做生意的也有不少。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史玉柱就是安徽人，他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较高的人物之一。同时，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儒的故土。史玉柱曾说过：“现代商界中最有前途的就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农民和一些个体户。”因此，有人这样说过：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还有王传福、张近东等人。
有“电池大王”之称的王传福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他1987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获得物理化学学士学位；1990年在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获得硕士学位并成为该研究院最年轻的副教授。比亚迪现在是全球第二大手机电池制造商，王传福曾名列2005的财富500强第28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106名。这位儒商正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理念向人们传递着知识的力量。
张近东是有着“家电大鳄”、“连锁战车”之称的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他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在张近东的带领下，苏宁电器凭借独创的苏宁模式称雄家电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苏宁电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零售商之一，也是国内首家ipo（initialpublicofferings的简称，即首次公开上市）的家电连锁企业。张近东是2005的财富500强第88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60名。
安徽人崇尚文化的传统造就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生意经
“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官商结合，畅通无阻“官商结合”是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徽商也是如此。
安徽商人心里很清楚，做生意不怕官，就怕管，只要他能管住你，那么他就能左右你，即使左右不了你，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反之，如果与官员、与政府搞好人际关系，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伞，那么自己的生意也会顺风顺水。此外，安徽商人也喜欢与官方交往，这与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认为官比商高人一等，能与当官的交往是自己的荣耀。在这两方面思想的支配下，徽商当中涌现出了一批官商，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经商，也赢得了生意场上的辉煌成就。
徽州歙县人江春是乾隆时期著名的盐商，此人早年乡试失败，于是他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道路，开始从商。当时两淮(淮河流域)地区的盐业贸易十分繁荣，而清朝政府禁止自由买卖食盐，实行盐引制度，只允许盐商在政府的管理监督下向煮盐户收购食盐，然后运到各地去销售。这样食盐的经营权都被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富商垄断。
江春为人处世通达，头脑十分灵活，又读过不少书，因而很快就跻身于这些大盐商的行列。经过苦心经营，他的盐业贸易做得越来越大，财产也越来越多。后来，主持盐政的官员推荐他当了两淮盐业总商。从此，江春成为“一身系两淮兴衰”的盐业巨头。
身负重任的江春深知，盐商的利益与清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按当时的惯例，每到朝廷有庆典、赈灾、修水利等重大举动时，商人们都要捐资报效，尤其是资本雄厚的盐商。江春聪明绝顶，往往是朝廷的旨意一到，就立即四处奔走筹办。靠他在盐商中的声望，即使是几百万的巨资也能很快筹齐。这样，江春深受朝廷的器重。
江春虽然是一名商人，但朝廷却不断为他加官，直至布政使，官居三品，还赏戴孔雀翎，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殊荣。当时人们称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盐商们都以有他这样的同行而感到骄傲。
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起步的时候，最先“投资”于王有龄。他将一生的赌注全押在王有龄身上，有那么一种“孤注一掷”的味道。当时的王有龄虽然很有才华，很有雄心壮志，却很穷，连北上求官的路费都没有。胡雪岩“慧眼识英雄”，认定他日后定会在官场上青云得志。于是，胡雪岩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江湖义气为借口，毅然冒着被老板解雇的风险，挪用钱庄公款五百两银子，资助王有龄北上求官！结果这件事被老板知道了，并把他辞退。为此，很多人都骂胡雪岩是犯傻，但胡雪岩却相信自己的政治眼光绝对没错，而且他深信，只要王有龄一得志，自己就有了出头之日。
后来，王有龄果然出任官职，做了杭州的巡抚。王有龄本身不懂经商之道，要搞好杭州的经济，当然要求助他人。胡雪岩又是他的大恩人，便顺理成章地进入杭州府，成了王有龄的幕僚。
自从走上仕途之后，胡雪岩有了王有龄的庇护，在商场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胡雪岩认为，自己身处社会下层，又逢乱世，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仅靠自己的精明和目光敏锐是不够的；只有投靠政府，谋取官位，官商一体，利益与共，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就是：“我做生意的宗旨，就是要帮助官军打仗。帮政府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后来，胡雪岩官至二品，成为身穿黄马褂、紫禁城可骑马的红顶商人，备受慈禧太后的赏识，红极一时。他的生意也如日中天，令很多徽商羡慕不已。
一直以来，徽商称雄商场数百年，这与他们官商合一的经商优势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原因。
生意经
“官商结合”是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长途贩运是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很多徽商的大笔资产主要是通过商品的不等价交换取得的，长途商品贩运活动是这种不等价交换的一个重要途径。
明清时代，徽商不仅开起了店铺，而且还开始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即坐贾与行商两者兼之。他们往往以《货殖列传》中所载的商界先贤为榜样，进行远洋贸易。有的甚至将资本孤注一掷。例如安徽歙县商人鲍鸣歧，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后，资金丧失过半，又因为“浙东适改票盐”，认为株守不足取，乃作背城计，而自与仰山从兄合资营运，悉力调度，获利其厚，十年累积数万。
徽商当时已抛弃了“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传统原则，不但贩卖满足统治阶级需要的奢侈品及地方特产，而且贩卖一些与农民生活发生直接关系的商品。当时，徽商经营的几个主要行业如盐、典、茶、木、粮、布等业，除典业外无不是转迁四方、长途贩运的。他们把江浙一带的棉布、丝绸，徽州的茶叶、竹木远销到四面八方，又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粮食贩运到长江下游销售；还利用运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运销到江南，把江南的物产又运销到北方。正是在东—西、南—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流通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后来，徽州商人就把长途贩运视为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休宁人查研，13岁时没了父亲，祖上留下的遗产又被他人侵吞，他同母亲、弟弟的生活极为艰苦。后来，他投亲靠友到了芜湖，发现芜湖水陆交通都非常便利，是转运商品的天赐“宝地”。于是，他以芜湖为基地，往来于浙江、扬州、湖北各地，从事商品贩运活动。这一做就是30年，最后终成大富商。当初和他一起出来创业的伙伴们，无不啧啧称赞。
歙县人潘侃跟随父亲入蜀经商。他对父亲的经营方式不是很赞同，认为“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今坐困蜀地一隅，非良贾之首”。于是他从父亲手中领取少量资金，往返于荆、扬、吴、楚间，从事商品贩运活动，最后发了大财。后来，他的两个儿子承袭了他的做法，也都获取了丰厚的利润，积累起巨额的资本。歙县商人许侔先曾对人们说：“士农工商，勇往为先。”以经商为业的人，要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不避“利涉之艰”，不畏辛劳，从事长途商品贩运活动。可见，这一点已经成了很多徽商的共识。
做行商，从事贩运贸易，为什么能很快发财致富呢？这是因为贩运贸易的利润非常高。
明清时期，由于区域分工和行业分工的扩大，货币使用价值的增强，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的小生产都被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他们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再是为了自用或供本地区的需要，而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他们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仰赖于远方的供应。这就使得商品流通的规模日趋扩大，以致越来越多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都被投入市场，成为长途贩运的商品。这就为商人从事长途贩运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来源。当时各种商品在产地和销地的价格往往相差很大，如果贩运商人利用某些商品的出产季节和小生产者的贫困，采用种种手段在产地压价收货，运至销售地又设法抬价抛售，人为地扩大商品的地区差价，那么其获得的利润更是不可限量了。
长途贩运利润虽丰厚，但也常有商人死于非命的。走江湖有风波之险，行陆地有盗贼之患。然而，求利心切、想赚大钱的徽商往往还是不畏艰苦、不辞辛劳、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种“日行恐恐，夜泊惶惶”的活动之中。
生意经
徽商的大笔资产主要是通过商品的不等价交换取得的，长途商品贩运活动是这种不等价交换的一个重要途径。“囤积”和“走贩”应并行囤积商品是安徽商人在经营中惯用的方式，他们将商品囤积起来，等待出现适当的价格然后出售，从中谋取利润。
一般来说，徽商囤积商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储饶待乏。就是通过“观时变”、“察低昂”，在商品供大于求、价格相对低廉时进行储备；在商品需求激增，供不应求，价格相对高涨时予以出售，从供求差价或丰歉差价中实现相对多的利润。储今日之饶，以待他日之乏，这是一种长远的经营策略，商人获取的利润是一种正当的价格差价。另一种是囤积居奇。这与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相似。
“奇货可居”语出《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贾邯郸，见（子楚）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它的意思是指把少有的货物囤积起来，等待高价出售。也比喻拿某种专长或独占的东西作为资本，等待时机，以捞取名利地位。吕不韦最初就是这个目的。
相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经常往来于各地做买卖，有一次他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偶遇在赵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因为讨厌异人的母亲夏姬，就把异人送到赵国当人质。赵国与秦国交战，因此十分轻视异人。为此异人的处境有些困窘。而聪明的吕不韦却从商人角度看到了异人身上的价值，认为奇货可居，是稀有的值得投资的“货物”，现在获取可以有朝一日赚取名利，也就是一个政治交易。后来，异人在吕不韦的扶植下，回国成了太子。再后来异人继任国君，也就是秦庄襄王。异人没有食言，他让吕不韦享受着10万户的纳税，并当上了丞相。自此后，吕不韦所买下来的奇货，终于换得了无法估量的名利。这便是“奇货可居”的典故。
在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囤积居奇其实是进行投机倒把、有意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以牟取暴利的行为。
这两种“囤积”在商人中时有所见。但是徽商更注重前者，不取不义之财。清乾隆十六年，徽州年荒米贵，歙县商人喻起钟将其在浙江兰溪储存的500斛米运到了徽州。有人对他说，此时应囤积其货，等到高价时再抛售，则可获大利。然而，喻起钟没有这样做，且按当时的价格出售了这批粮食，以缓解乡里乏食之需。喻起钟在这批粮食的贸易中肯定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是正常的价格差价，这与有的粮商可获利倍，仍居奇不售，更待高价的做法是迥然有别的。
徽州的囤积商人为了能及时了解行情，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通常会将“囤积”与“走贩”结合起来经营。他们或者在商品的产地寓居，囤积商品，等待时机再运往他处销售；或者将商品运往销地囤积，等待时机再行销售。如休宁程守仪同他的哥哥经商于楚，他们一人坐贾囤积，一人行商贩运，分工协作，同甘共苦，结果三年以后，成为当地的富人。由此看来，“囤积”和“走贩”并举确是徽商致富的捷径。
徽州商人非常善于从事囤积活动，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其经营规模，使自己获得丰厚的利润。正因为如此，万历《歙志》中把“走贩”一项列为徽商的第一个重要的经营方式，而将“囤积”一项列为徽商的第二个重要的经营方式。
生意经
“囤积”和“走贩”并举确是徽商致富的捷径。以义取利，非义之财不取孔子主张以义取利，见利思义。他宁可过贫穷的生活，也不取非义之财。“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徽商为什么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久久立于不败之地呢？这是因为徽商恪守儒家的道德准则，主张以义取利，非义之财不取。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讲究商业道德，以价廉物美吸引顾客，从而占领市场，发财致富。
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体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还是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反过来说，他们之所以被称作“儒商”，也贵在其讲求义利之道，讲利重义，从不取不义之财。
在商业竞争中，有些商人信奉的是“无商不奸”，在竞争中采用十分卑劣的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都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徽商主张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这种义利观提高了徽商的信誉，有利于竞争，巩固了商帮的团结，有利于发展。如徽商巨富胡贯三经商数十年，毕生最讲究的就是商德和修养。他主张“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的商德；他遵守“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的12字箴言。由于胡贯三“贾而好儒”，生意越做越大，门路越来越广，利润也越来越丰厚。上至武汉、九江，下至芜湖、南京，中到苏州、杭州，都开设了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店……经过数十年的辛苦经营，胡贯三的家当已拥有“七条半街”、“三十六典”，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清代的凌晋也是徽商中“以义为利”的一个代表。他虽然从事商业经营，但却特别讲究仁义。在与人交易时，或有狡诈的商贩蒙混其数，多取他的钱财，他并不斤斤计较。在付给他人货物时，一旦发现缺斤少两的情况，他则必如数予以补偿。他这样做不但没有蚀本，反而赢得了更多的顾客，这使他的生意更加红火。
清代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还从商人角度对义和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和淋漓尽致的阐述，其“义中取利”的思想在徽商中最具有代表性。他曾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就是说，以义取财、因义用财，才能使商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并有利于开辟财源，从而收到赚大利、发大财的效果。
不难看出，以义取利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又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样，这种见利思义、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奇瑞汽车是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代表，也是中国汽车业崛起的一个缩影。从最初被合资企业包围到如今走出去参与世界竞争，奇瑞十年来见证了中国汽车的崛起。而奇瑞老总也正是徽商的代表，诚信为本让奇瑞“亮剑”得到很多商家的支持和肯定。徽商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的精神都在奇瑞身上得到了体现，也让奇瑞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支持和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