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中篇9》（3）
高高的铁塔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春夏秋冬，每当拂晓，那里都笼罩着浓重的雾气。雾气直到日出才渐渐消散。于是它们就令人肃然地完全显现出来了。就是那两座高高的铁塔。
那里是中苏边境地带。
从我们连队出发，往北穿过一片榛子林，躺过一片浅沼，便等于站在边境线上了。矗立在两国领土上的那两座高高的铁塔，如倒铸在那一片荒原地带的钢铁的惊叹号，警告两国人——不许犯我！除了那两座铁塔，再无任何作为国界的明显标志。
但是，拨开荒草仔细探寻，会发现一根根七歪八斜、半米高的木桩子。它们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淋、水泡日晒，失去了本色。有的已经腐烂倒地，像一截截人腿骨。进一步观察，又会发现将它们连接起来的铁丝。铁丝粗细不同，某一段带铁刺，某一段不带铁刺。农场老职工们会告诉你，带铁刺的铁丝是苏联的，不带铁刺的铁丝是中国的。两国的铁丝，都锈蚀了。七歪八斜的木桩子和锈蚀了的铁丝，组成名副其实的国境“线”。与其说具有防范性，毋宁说只具有象征性。一到冬天，几场大雪之后，连这条国境“线”也不存在了。更起作用的，是两国人们心理上的国界。
这道国境“线”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据农场的老职工们讲，这一地带原本没有国境线。两国的人同在这里牧马、放羊、打草、开荒。苏联百姓，常到这里来和中国的农场职工做买卖，互相从不计较卢布和人民币的比值。以物易物，用俄国式的狐皮帽子、靴子、金属小酒盅、打火机、毡子等，交换中国人土造的烈性“北大荒酒”、叶子烟、棉布、兽皮、陶瓷器皿。两国男女青年相爱成亲的事，也不算稀奇。跨越两国领土回娘家的女人们，是不需要办理任何出入境手续的，绝不会受到两国边防军人的盘查。这片草地着过几次荒火。荒火是被两国的百姓和两国的边防军共同扑灭的。
六十年代的某一年秋天，中国农场的职工们，接到上级命令，连夜砍伐了许许多多木桩子。天没亮，场部就集合了几十辆马车，拉着木桩、铁丝和几百名青壮职工，十分紧急地来到这里。苏方，也出动了近一个营的士兵。显然他们也早有准备。十几辆“嘎斯”卡车上也满载着木桩和铁丝。于是，中苏双方，展开了一场紧张的钉木桩子“竞赛”。
一会儿是苏联士兵在前，一会儿是中国的农场职工在前，双方都不甘落后。虽然没有裁判，“竞赛”却并未发生争端或冲突。平和地开始，平和地结束。紧张气氛仅体现在速度方面。这场速度交替领先的竞赛，造成了这一地带边境线的犬齿状态。
双方的人们，似乎比需要边境线更需要物资交换。各种交换隔着铁丝网继续进行。节假日前，交换频繁的日子里，双方的百姓，隔着铁丝网排开半里地，使边境线上热闹异常，像一条市场街。双方的边防军人，则像市场管理员，对交换的公平与否参与意见。
做了铁丝网这边或那边媳妇的女人们，对这道边境线的存在感到很不习惯。她们只能在天黑以后偷偷地钻来钻去。说是“偷偷地”，其实有点“明目张胆”。双方的边防军人发现了，睁只眼闭只眼，一般情况下都装没看见。而孩子们却享有特权，边境线给他们带来了钻铁丝网的乐趣。离不开母亲怀抱的小孩子，有时则在双方边防军人的观望下，隔着铁丝网被递送给外公外婆、大舅小姨，抱回去喜欢几天。也有的女人，晚上钻过铁丝网那边，就再也不钻回来了。钻过来钻过去的，她们嫌太“出洋相”。好说好散，并不需要法院判决，也不需要办离婚手续，称得上“文明离婚”。孩子们反正是不被铁丝网所隔的，并不感到有失去母亲的威胁。断奶迟的小孩，有时被爸爸们抱着，来到这里吮几口去而不归的妈妈的奶，解解馋。男人对这道铁丝网的不习惯，多半是因为不习惯和他们的女人分开。
不久，苏方那面竖起了一块大标牌，两面都醒目地写着同一句警语：“站住！”朝中方这一面，写的是中文；朝苏方那一面，写的是俄文。
中方这边几天后也竖起一块大标牌，两面都醒目地写着同一句警语：“不得越境！”朝中方这一面，写的是中文；朝苏方那一面，写的是俄文。
一年后，对面建起了那座高高的铁塔。中方“照此办理”，也建起了一座高高的铁塔。二十三点六米——用测高仪测出的对方那座铁塔的准确高度。中方的铁塔也建得这么高，用掉了牡丹江地区几家大机械厂运来的百十吨钢材。两座高高的铁塔，仿佛两个对峙的巨人，构造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苏方瞭望塔上的小屋，是尖顶。我方瞭望塔上的小屋，是平顶。站在瞭望塔上，会顿有“天高草低见牛羊”的感觉，边境线这边和那边几个村庄里的情况，尽收眼底。
一九六八年，农场划归到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内。我在那一年，成为这一边境地区的公民。准确地说，是成为一名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我们连是战备武装连队。有了我们这个连队，原先一个班的边防战士调走了，调走的原因不详。从此我们就担负起了守卫祖国门户的使命，“接管”了我方那座高高的铁塔。我们将铁塔上那座小平顶房刷成了红色，使它成为我们“红色中国”的象征。我们称苏方那座铁塔为“钟楼”，称我们这座铁塔为“红房子”。“红房子”这种叫法是从上海知识青年中开始的，他们说它令他们想到上海的一家西餐馆。
我每天有四个小时是和班长郭晓东一起在“红房子”里度过的。有时白天，有时夜里。
郭晓东是上海知青，比我大三个月，那一年十九岁。他长得很文气，不太爱说话。他老家在苏北，上海知青背后都叫他“苏北佬”。他却并不气恼，也不往心里去，照样友好地对待他们。我和他不久便成了朋友。我喜欢他沉静的性格。同他在一起，我常感到自己的浮躁性格也变得沉静了。
我们在“红房子”里站岗，闲闷得无事，就将对面铁塔上的苏联士兵当成取笑的对象。两座铁塔相距不到百米，用八倍的望远镜看去，他们如同面对面站在我们跟前。
有两个苏联士兵，总与我们同时上岗。我们给其中一个起的绰号是“大胡子”。“大胡子”体格魁梧，颧骨高耸，长着一脸黑黑的络腮胡子。他在铁塔上来回走动时，身板笔直，步子很大，颇有哥萨克的风度。我们没给另一个苏联士兵起绰号。从望远镜里观察，他很年轻，大概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而且，他长得很英俊。真的！我只有在苏联电影中，才见到过像他那么英俊的苏联小伙子：一张瘦削而线条明朗的脸，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眸子中经常凝聚着一缕略显冷漠的沉思，一缕淡淡的忧伤。每次我从望远镜中注视着他那双眼睛，心中就不由得猜想：他可能刚失恋吧？合体的呢质军大衣，腰间被武装带一扎，使他更显得身姿潇洒。我和班长都非常羡慕他们的军大衣。我们的大衣太厚、太肥，穿在身上，使我们这些中国小伙子一个个都显得非常臃肿笨拙。
若扎上武装带，就更使我们一个个变成难看的绿色大蜘蛛了。天气不寒冷到极点，我们是绝不愿穿大衣上岗的。
我们不忍给那个年轻、英俊而潇洒的苏联士兵起个什么带侮辱性的绰号。因为他不仅有着和我们同样的年龄，更有着一张和我们同样的稚气未消的脸；或许，还和我们一样，远离父母远离亲人。他那张脸，他那双凝聚着沉思和忧伤的蓝眼睛，他站在高高的铁塔上那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异常神圣的样子，会使想给他起个什么带侮辱性绰号的人自己内心感到羞耻。
“大胡子”分明是个老兵油子。他心中显然早就丧失了边防军人的神圣职责感。他经常莫名其妙地站在大铁塔上大喊大叫，叽里咕噜地扯着又粗又破的嗓子引吭高歌。还经常捉弄他那年轻的伙伴，哇啦哇啦地以老兵的资格大加训斥，甚至无缘无故打对方一拳，踢对方几脚。我看得出，他是在变着法儿自寻开心。在边境线上，能够自寻开心，是门不简单的学问。他那年轻的士兵伙伴，成了他自寻开心的唯一对象。他的拳打脚踢纯粹是由于对方不与他配合，使他想开心而又不能真正开心起来，恼羞成怒的结果。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在我们的心目中，仿佛也是一种“物体”，是他们那高高的铁塔的一部分。“大胡子”不喜欢他那年轻的士兵伙伴。我们不喜欢“大胡子”。
“一名好士兵。”一天，在我们的“红房子”里，郭晓东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一句。
我看了他一眼，见他正拿着望远镜朝对面观望。
那天很冷，零下三十几度。我们的“红房子”里有只小铁炉。我已生起了火，“红房子”里热烘烘的。我和他都半天没离开“红房子”了。
我问：“谁是好士兵？”
“那个年轻的。”他转过身，把望远镜递给我。
我走到小窗口，举镜向对面望。只见“大胡子”靠着铁塔栏杆，仰着脸，正高举酒瓶子喝酒。而那个年轻的士兵，则一动不动地站着，举着望远镜朝我们的“红房子”观察。冲锋枪横在他胸前，枪身挂了一层白霜。“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士兵，正是最坏的敌人。”我因为自己随口说出了一句含有点哲理的话而暗暗得意。
过了一会儿，他回答：“你站在敌对的立场，才那么说。”
他的话使我感到非常惊讶。我放下望远镜，转身瞧着他，用争辩的语气说：“难道你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思考问题吗？”
我的反问太尖锐，他一怔，脸红了，默默坐到火炉旁，缄口不言。
其实我不想同他争辩。我道出的并非我的思想，仅仅是我的一种感觉。那个年轻的、显得十分警惕、神经过于敏感的苏联士兵，比起他的“大胡子”伙伴来，更使我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边防士兵的神圣感和责任感，早已暗暗贏得了我的几分敬意。但也正是这一点，在我心理上同时引起另一种对应的情绪——敌意。每当我用望远镜注视他时，便不由得不这么想：倘若这道边境线上突然发生战端，在他和“大胡子”之间，我首先要击毙的是他。否则，我必定死在他枪膛里射出的子弹之下。我无法从头脑中排除这种潜意识，想排除也办不到。
“如果我是一名军官，我希望手下的士兵都能像他那样。”郭晓东又低声嘟囔了一句。我听得出来，他对我刚才的抢白有些不服气。
“如果我是一名军官，我倒希望手下的士兵，没有一个头脑里会产生你这种古怪的想法！”我的确觉得他的想法太古怪了！这种古怪的想法，在这说不定明天就枪炮大作、硝烟弥漫的边境线上，在我们的“红房子”里，在一个担负边境守卫任务的兵团战士头脑里产生，简直让人不能容忍！我觉得我有责任将他头脑中这种念头连根刨掉！在边境线那边，最好的士兵，对于我们，尤其是对于我和他，正是最坏的敌人！这一点甚至都算不上什么哲理，而只是一个简单明白的道理。
他再次受到我的抢白，又缄口不言了。
我还想对他说几句我自以为很深刻的关于战争的话，我的望远镜中却出现了一场好戏，使我那些来不及在头脑中组合成语言的思想变成了拂乱的棋局。
我从望远镜中看到，“大胡子”已喝得醉意醺醺，攥着酒瓶子，嬉皮笑脸地纠缠他那年轻的士兵伙伴，要往对方口中灌酒。对方摆脱了他，踱到铁塔栏杆另一端。“大胡子”跟随过去，继续嬉皮笑脸地纠缠。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朝我们的“红房子”望了一眼，也许他猜测到了，正有一双眼睛，通过望远镜瞧着他们之间演的这场戏。他突然生气了，对“大胡子”咒骂了一句什么，从“大胡子”手中夺过酒瓶，使劲一挥臂膀，将酒瓶抛到了半空中。他将“大胡子”推开，正了正被“大胡子”弄歪的军帽，双手握住了胸前的冲锋枪，恢复了自我意识很强的边防士兵那种庄严的军人姿态。
酒瓶子像一颗手榴弹，在空中划了一道看不见的弧，飞越边境线，朝我们的“红房子”飞来。转瞬间，一声脆响，在我们“红房子”外的钢板上撞得粉碎。
郭晓东一跃而起，迅速抓紧他的枪。
我朝他做了一个让他安定的手势，继续通过望远镜观望。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没想到酒瓶会砸在我们的“红房子”上。这无论对于他们还是我们，都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次蓄意挑衅。他愣了片刻，面向我们致以军礼，以此方式表达歉意。
我从望远镜里看得出来，“大胡子”因为酒瓶被报销，恼火透顶，也一定觉得年轻士兵向我们表达歉意的举动愚蠢极了，他像一头凶猛的老熊，朝他的伙伴扑去，双手抓住伙伴的肩膀，使劲摇晃，还将伙伴的头往“钟楼”的铁壁上撞。
那年轻的士兵并不反抗，只是努力摆脱。“大胡子”非常有劲，他摆脱不开。“大胡子”的火气终于发作够了，罢手前，从伙伴头上扯下军帽，扔到了铁塔下。
军帽飘飘悠悠地落在雪地上。
那一天我才发现，那年轻的苏联士兵，有一头浓密的、金黄色的卷发，这使他那种青年的英俊中增添了女性的优雅。
我不禁暗想，如果他穿的不是军装，胸前也不是冲锋枪，而是一条漂亮的领带，那么他会给人怎样的印象呢？
他从铁塔狭而陡的梯子上跑下来，去捡军帽。
“大胡子”也从铁塔上跑下来，将他推倒在地，抢先捡起军帽，挥舞着，喊叫着。
“大胡子”分明醉了。
那年轻的士兵要从他手中夺回军帽，他则绕着铁塔兜圈子。年轻士兵捉不到“大胡子”，冻得双手捂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