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净化(下)

第三十四章：净化(下)

然而,在这个新的压迫之下,却没有一人选择去反抗,当恐怖统治成为日常，民众的反抗意志自然而然的在系统性的精神摧毁中悄然瓦解。

一方面，秘密警察的监视网络与举报机制，让任何异议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另一方面，经年累月的思想灌输将民众的认知彻底规训成绝对的服从。

远山绪的宣传机器持续输出着扭曲的逻辑：反抗等于不忠，质疑等同于犯罪，就连某些最基本的生存本能也被异化为对"净化主义"的潜在威胁。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双重压迫之下，永绪帝国的公民逐渐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如同提线木偶般重复着既定的生存剧本，将麻木当作生存智慧，把服从美化为道德义务。

并且，更为可怕的是，人民不但不会哀悼自己被作弄的命运,也同时失去了对他人的同情，整个社会的道德感知系统已被彻底重塑，向着一个扭曲畸形的方向疯狂的前进着。

当"不敬罪"的受害者接连倒在血泊中，围观者眼中闪烁的不是同情，而是庆幸与冷漠。

在领袖的思想灌输之下,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被杀害的人都是有罪的,没有一人是无辜者。那些人都应该去死!只有这样,才能不泯灭净化主义的“正道”。

这种集体性的道德失能，本质是极/权统治最成功的精神控制成果：

民众不仅接受了暴力的正当性，更主动参与制造暴力的合理性。

在这种氛围下，人性中最基本的共情能力被系统性扼杀，每个幸存者都在他人的苦难中确认自身的安全，在集体的疯狂中完成对暴政的自我献祭。

那段时间，永绪帝国的空气里充斥着无形的绞索，而首都若明城尤甚。

一张张被称为“死亡传票”的纸片，由面无表情的官员送达，措辞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制力——“请随我走一趟”。

这趟行程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没有预设的归期，只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结局：每一个走出家门的身影，都再也回不到自己的家，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

门内的亲友，那些尚且没有被抓走的“幸运儿”，或许听见了门轴转动的轻响，却无人敢追出去问一声缘由。

因为他们都清楚，追问本身就可能成为下一张传票的理由。

而这个可怕的主意,也是静嘉玉瑾为领袖提供的。

身为中世纪文化的狂热爱好者，她对旧典籍里那些早已被文明进程掩埋的残酷仪轨有着异乎寻常的执念。

为了向远山绪证明自己对净化主义的绝对忠诚，她从历史的尘荠堆里翻出这一早已被废止数百年的落后制度，还美其名曰“恢复传统秩序”，实则将其锻造成以权力绞杀异己的精准工具。

在她看来，这种带着仪式感的死亡通知，既能彰显统治的威严，又能以“传统”之名消解杀戮的血腥，堪称对“净化正道”的巧妙注解。

没人能否认静嘉玉瑾作为一名年轻女性的特质：她举止温婉，对文学与艺术的理解透着细腻的感知力，言谈间总是能流露出对美的独特体悟。

然而，这些特质溶解宣传部长的身份里，却都化作了为虎作伥的利器。

她的温柔从不对人民的苦难睁开眼睛，她的细腻只用于雕琢更具蛊惑性的权力话术。

在对远山绪的狂热崇拜中，她彻底剥离了人性中对生命的基本体恤，与她所仰望的领袖共享着同一种冷漠——那是一种对个体命运的彻底漠视，一种将千万人的性命视为“必要代价”的偏执与残忍。

两个被疯狂与执念驱动的灵魂，在权力的祭坛前完成了致命的共振。

远山绪需要一个能将其极权意志精致化的执行者，静嘉玉瑾渴望一个能承载其扭曲理想的偶像。

他们的相遇从来不是偶然的“双向奔赴”，而是两种恶的同频共振：

一种是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一种是匍匐其下的极端依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将永绪帝国拖入了不见底的深渊。

不过，静嘉玉瑾的宣传术，从来不是赤/裸的暴力宣言，而是将罪恶包裹在温情外衣下的精密算计。

她深谙：过于直接的残酷会激起本能的反抗，而“真恶伪善”却能在麻痹中完成对良知的绞杀。

对于那些“一去不复返”的百姓,静嘉玉瑾本着“恶人有罪，亲属无罪”的原则，指派宣传部的官员去遇难者家人处慰问。

“可惜啊!您的孩子为国难而牺牲了!”

这句精心设计的台词，将无妄的杀戮转化为“为国捐躯”的悲壮叙事。

有些不明所以的父母们，还真以为自己儿女的牺牲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当自己收到政府发放的慰问品之后。

他们抚摸着这些对于政府来说微不足道的慰问品，在“孩子为大义而牺牲”的自我安慰中，将丧亲之痛扭曲为一种畸形的“荣誉”。

然而，那些所谓的“牺牲者”，他们从未踏上过战场，甚至未曾触碰过任何“国难”的边缘，他们只是在狱中被残忍地虐杀了。

那些无辜者的尸体被随意地填埋在长和山上,明月诚在那里守护着孤独的他们。

比死亡更令人窒息的，是对死亡方式的“自主选择”也被纳入权力的叙事框架。

有些可怜的百姓,也许,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一些关于别人接收传票之后遭受非人虐待的消息,在送传票的官员刚-来到家门口呼叫他的名字时，就立即吞药自杀了。

他们不是屈服于恐惧，而是试图在最后的时刻守住一点残存的尊严——

他们想着，自己与其在酷刑中被剥夺人格，不如用主动的死亡去保留自己作为自然人的最后一丝体面。

然而，这种绝望的抗争，依然逃不脱被异化的命运。

在目睹着那些本应被传唤的百姓选择了自主结束生命时，被政府派遣而来的官员也并不气恼,只是假装哭泣着说:

“可怜啊,这个忠诚的孩子，他以身殉正道了!”

在这个荒唐的时代当中，连自主的死亡，都会被政府的宣传机器强行赋予“殉道”的意义，成为权力宣传中又一个“忠诚”的注脚。

在无休止的压迫与系统性的洗脑之下，永绪的人民终于在窒息中完成了对苦难的“适应”。

这种适应并非妥协，而是精神机能的彻底萎缩：

他们不再对周遭的荒诞感到震惊，不再对他人的苦难流露悲悯，甚至不愿意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

思想的疆域被压缩至权力划定的方寸之地，任何越界的念头都被强行压制——在远山绪的高压政策之下，恐惧早已内化为思维的本能。

曾经在几年前那场“觉醒”中燃烧过的理性之光，如今已彻底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