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迟暮（上）

第七十一章:迟暮（上）

安华国，长宁市，国会大厦的穹顶在灰暗的天色下泛着冷硬的光。

赫连宁霜神情颓废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目光空洞地望向窗外那片灰暗的景象。

“呵，真是讽刺啊……”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喃喃自语，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喑哑，记忆也不由自主的开始翻涌：很久以前，这里本是连野草都难以扎根的荒原，安华国的先民裹着兽皮，在风雪里凿冰取水，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希望，靠着骨子里那点不服输的韧劲，才在绝境里攒下了民族的根脉。

后来，王室的腐朽让旧秩序崩塌，他在一片革新的呼声中走上总理之位。

那时的他也曾站在这片土地上发誓，要让安华摆脱贫困——工厂的烟囱拔地而起，铁路在荒原上蜿蜒伸展，机器的轰鸣取代了风声，长宁市像一块被精心打磨的宝石，在工业的浪潮里绽放出繁华的光泽。

可如今，这“未来”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战争的失利像一把钝刀，日复一日剐着这座城市的血肉——壮丁被抽光，工厂被炸毁，粮仓被掏空，曾经为工业奇迹欢呼的民众，如今要么逃向边境，要么躲在废墟里苟延残喘。

所谓的“繁华大都市”，早已被穷兵黩武的国策榨成了一具空壳，街巷里呼啸的风声，更像是对他当年“强国梦”的无情嘲讽。

此刻,赫连宁霜已经意识到,除了那些愿意至死跟从自己的忠诚者之外,他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支持与信任。

赫连宁霜苦心经营的“救世主”人设，早已在连绵战火与民生凋敝中碎裂成齑粉。

那些曾被他用来蛊惑人心的谎言——“净化主义带来永恒繁荣”“战争是为民族谋未来”，在安华人民的血泪面前，也被撕得片甲不留。

建国伊始，他曾被捧上神坛，那时的安华人民，刚从王室覆灭的混乱中走出，亟需一个“领航者”——赫连宁霜便利用着这股来自人民群众的渴望，将自己塑造成那个劈开蒙昧、带来文明的英雄。

他用工业崛起的泡沫，让民众相信“跟着他，就能摆脱苦难”，可如今，泡沫破灭，露出底下不堪的真相：工厂里生产的不是民生物资，而是杀人武器，铁路运送的不是希望，而是被强征的壮丁与掠夺来的资源。

在百姓心中，他早已不是救苦脱难的神明。

那些在征兵令下与家人永别的青年，那些在饥荒中啃食树皮的孩童，那些在轰炸后扒着废墟哭喊的母亲，早已用最痛的领悟，给了他最准确的定义——一个草菅人命的历史罪人，甚至比传说中以幼童为食的狐妖更加可怕可恨。

在这样的时局里，赫连宁霜的统治早已是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在安华国汹涌的反战浪潮中，有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以其鲜明的立场与特殊的身份，成为了反对者中一面独特的旗帜。

他叫做孙君然,曾是神殿里主管满月之夜祈福的祭司,很受安华百姓们的尊重和景仰。

孙君然的降生，本就带着一层传奇色彩。

他从生下来就和别人不太一样,不但皮肤比一般的孩子白皙,连头发和眉毛也都是雪一样的白色。

他的父母一开始很是害怕，担心这是个什么不详之兆，就连忙将他送到神殿当中,请教当时还健在的首席祭司蒋永和,寻求一个解救他们的方法。

而当时的蒋永和一见到这个孩子,立既即显露出万分惊异的神色,德高望重的他竟走下神台，跪在了地上,对着这对年轻夫妇拜了两次,弄得他们手足无措。

“此子容貌异于常人,肤发皆白,应是司月之神下凡,是我们安华国天大的吉兆啊!”

随后,蒋永和就将孙君然收养在神殿之中,嘱托自己的女儿好生照顾他，并且给了这对夫妻大量的钱粮补助,还为他们修建了新屋。

孙君然从小离开父母,寄住在神殿之中,受到万千安华民众的崇拜敬仰,过着王公贵族一般锦衣玉食的生活,并且和总理的几个孩子一同长大。

然而,生活在崇拜中的孙君然却并不喜欢这样看似无忧无虑的日子,甚至几度想着逃离现状。

他自幼接触外来的新式教育，那些关于“人权”“自由”的文字，像钥匙一样打开了他被“神”禁锢的思维。

这也导致了他根本不相信人们口中所谓神明的存在,在他眼中,那些对神明虔诚信仰的人都实在是无聊并且愚昧至极。

并且,他认为人们崇拜的只是他身体中那个虚无缥缈的神明,而不是他本身。

那些信众的拥护越是狂热，他心中的反抗欲望就越是炽烈——他要撕碎这层“神”的伪装，夺回被剥夺的命运自主权。

在他看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司月神君下凡,他只是他自己,只是一个和其他人没多大区别的普通人而已。

从小生活在神殿里,孙君然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权利,他只是一个被当权者绑缚在庙堂之上的“物件”，甚至随时都可以被抛弃。

孙君然十二岁那年，安华国与陵山国之间的战火骤然燃起，烧断了无数家庭的安宁。

到了1939年,很多和他同样年龄的孩子都被强制送往了战场,他和神殿中的其他祭司由于身为神职人员免受征召,才得以逃过一劫。

他看着神殿院墙之外那些被卡车拉走，也许再也回不来的同龄人，第一次感受到“特殊”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一种沉甸甸的割裂感。

到了1945年,19岁的孙君然再也无法忍受总理的残酷暴行。

赫连宁霜曾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安华的福星”，那份看似视若己出的关怀，在他眼中不过是精心计算的权术——用一个“神化”的少年去安抚惶恐的民心，用宗教的外衣去包裹战争的獠牙。

并且，现在的局势之下，赫连宁霜的“神言论”已经趋进于支离破碎,这也让孙君然深刻地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坚决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反抗的念头，如野草般在心底疯长——他要的不是颠覆谁的统治，而是夺回那个被“神格”剥夺的、属于“孙君然”的人生。

他从来不是静嘉玉瑾那样胸怀家国的理想主义者，也没有明月诚“为人民而战”的宏大抱负。

他的觉悟里没有“民族解放”的壮阔，只有“自我救赎”的执拗。

有人说他是极端的自我主义者，可他的“自我”里没有丝毫利己的贪婪——他不在乎权力，不贪图财富，只想要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权利：按自己的意志活着。

因此,他领导人民进行奋起反抗时,也并不是为了什么和平与幸福，他只是想让每一个人都能主率自己的命运，拥有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出发点，或许带着少年人的理想与单纯，却在安华国这片被“净化主义”异化的土地上，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1945年4月19日,孙君然领导着长宁城中为数不多的百姓进行了反对总理统治的抵抗运动。

人民渴望和平,君然渴望独立,他们都不愿在这样的时局之中一直苟且下去了。

“我们的人生,应当属于我们自己,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

虽然城中的百姓已经寥寥无几，且大多数都是些老弱病残和从陵山国撤回的失意而颓废的士兵,但当反抗的意志变得足够强烈时,人民的信念也会变得异常的坚定。

他们或许握不动步枪，却能用石块砸碎总督府的窗户，他们也许喊不出激昂的口号，却能用沉默的罢/工瘫痪反/动/政府的后勤。

在绝境中迸发出的力量，从来不能简单的用体格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