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革积弊需新理论
第250章革积弊需新理论
军民携手,共抗天灾,在华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并非孤例。
战国时,孙膑就曾率领军队与高唐百姓一同应对特大旱灾,掘井开渠,共渡难关。
洪水之患,尤甚于旱灾,其来势汹汹,瞬息万变,破坏力极大,仅靠松散自发的民力,着实难以有效应对。官府若有可能,也会调用军力抗灾。
如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苏轼知徐州事,遭遇黄河决堤,洪水浩荡,直逼徐州城墙,水位高达二丈八尺,城内百姓惊惶失措,准备弃城逃难。
苏轼出面安抚百姓,组织军民加固城墙,修筑东南长堤,最终成功抵御了洪水,保全了一城生灵。
不过,苏轼身为徐州知州,肩负守土安民之责,且彼时洪水已经逼近城墙,若放任不管,待到墙倒城毁,则城中军民和官吏无一能够幸免,是不得不防。
且他只是挽救城中军民,徐州城外已经受灾的众多乡民,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救助因天灾而流离失所的百姓,本是江宁官府的职责,与正全力攻城的起义军没有半点关系。
若是换成其他军队(包括官军),在攻城期间遭遇连日大雨,非但不会救灾,反而极有可能趁此“良机”,主动决堤,引洪水去冲击敌方城墙,企图水淹敌军。
至于此举是否会淹死城池内外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在他们眼中,只要能赢得战争胜利,便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战例”。
但石山志在推翻视生民如草芥的暴元,首在争取天下民心。堵住南河的决口,救助受灾百姓的意义,远胜于攻下一座城池。这是一场更为深刻的民心争夺战,其长远价值,无可估量。
普通百姓见识有限,更稀罕雄踞七路三行省的石元帅挽起裤腿,与自己一同抬竹笼填缺口的传奇经历,这足以成为他们今后数十年津津乐道的谈资,并在口耳相传中,不断加深对红旗营的拥戴。
应夏煜之请前来协助救灾的部分士绅,则畏惧石山扑得下身子,操弄民心的手段。这种军队与底层百姓紧密结合的恐怖力量,让他们本能地感到不安。
而像孙炎这样有远见的真聪明人,则震撼于石元帅一声令下,便能令麾下的骄兵悍将,瞬间转化为与民共苦的抗灾勇士。
这种如臂使指,令行禁止的恐怖组织力和号召力,恐怕也只有传说中“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岳家军可以比拟。他们至此方才深刻理解,为何红旗营能屡败元廷大军,并且越战越强。
一支军队,一旦深深植根于百姓之中,广泛获得了民心所向的伟力,便能真正做到战无不胜。
相比之下,看似庞大的蒙元帝国,其统治基础早已腐朽不堪,在红旗营面前如同朽木,一推即倒。纵使其再从北方调来再多军队,也无法阻挡石山携民意而一统天下的步伐。
南河终究只是秦淮河的一条小支流,流量本就不大,决口的长度也有限。
在石山亲自坐镇指挥下,沿河士绅在威压与感召下纷纷“踊跃”捐钱捐物,近万军民同心协力,挥汗如雨,仅用了一日时间,便成功合拢了决口,基本控制住了险情。
但石山并没有立即返回军营,而是带着参与救灾的士绅,深入受灾最重的村落,挨家挨户走访。
石山向灾民耐心询问损失,并亲自发放慰问粮,紧随其后的医护队则发放明矾和药材,宣讲灾后环境卫生和防疫常识。
石元帅日理万机,放着近在咫尺的城池暂且不打,却深入泥泞的乡间走访,其意图不言自明——他要进一步收取人心,将这次抗灾的政治效应最大化。
在场的士绅都是人精,岂能看不透这一点?但眼见红旗营攻陷江宁之势已不可逆转,以后必定要仰石山鼻息,此时不表忠心,更待何时?
于是,众士绅慷慨承诺愿意承担起后续赈济灾民,组织乡民重建家园的社会义务,“略尽绵薄之力”。
一些颇有诗才的士绅更是当场吟诗作赋,或颂扬石元帅爱民如子、德行感天,或赞美军民一心、共抗天灾的壮举,试图以此博得石山青睐。
这些即兴创作的诗词,无论艺术水平高低,石山都令新任的宣曹掾夏煜一一认真记录在案。
随后,将其刊印成册,配合红旗营日益成熟的宣传体系,在江南、江北各地广泛流传,让石元帅的“仁义”之名进一步具象化。
这批应景之作中,也确实涌现出了一些情感真挚、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得以流传后世。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号称诗书画三绝的江宁才子马琬,目睹了军民携手抗灾的宏大场面,心潮澎湃,回家后闭门谢客,耗时整整三日,潜心创作了一幅诗画合璧的长卷,以记录此等千古奇景。
画中,石山元帅自然是核心人物,但其形象并未被过度神化,而是专注于指挥瞬间。
夏煜、孙炎等士绅也位列其中,长衫下摆沾满了泥水,跟在石山身后,或协调物资,或参与搬运,与占画面主体的短衣赤膊抗灾军民百姓融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意外和谐的画卷。
而画面的角落处,马琬还精心安排了两个身穿元朝紫色官袍的身影——正是兵败被俘的元廷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以及此前因和谈而被石山扣押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赵琏。
二人衣冠依旧,却面色灰败,眼神空洞,失魂落魄地立于一旁,与周围热火朝天的抗灾场景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充满了象征意味。
在这两位元廷高官的远方,青灰色的江宁城墙在朦胧雨幕中若隐若现。仔细看去,城墙垛口之间,似乎还有另一道模糊的紫袍身影正在眺望此地。
这并不是马琬出于艺术想象的无端添加。
当日,元廷集庆路达鲁花赤达尼达思确实就站在江宁城墙之上,亲眼目睹了城外石山亲率军民抗灾的震撼场面。他自然能看懂红旗营抗灾背后,那种蓬勃欲出的新生政权气象。
反观城内,人心惶惶的困境,这位蒙古贵族清晰意识到大势已去,江宁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当场“心疾”发作,被随从们慌乱地抬下城去,在城头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石山很快就通过斥候得知了城头的混乱,但他并没有趁机下令攻城。
一方面,因为当时雨势未停,云梯湿滑,城墙下的土地更是泥泞不堪,不利于大型攻城器械展开和士卒攀爬,强攻城池的代价太大。
另一方面,他深知,此次抗灾行动对守城元军心理上造成的“心灵震荡”,还需要时间进一步发酵和蔓延,让其自行瓦解斗志,效果远胜于强攻。
两日后,雨花台大营。
南河抢险事宜已告一段落,石山换上了一身干爽的蓝色棉布袍,终于能抽出空来,在自己的帅帐内单独接见新近前来投效的句容士子孙炎。
帐内烛火通明,映照着两人沉静而专注的面容。
经过抗灾前线两日的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孙炎对石山的施政理念和行事风格有了更为立体的了解。他深知机会难得,一开口便直指核心,切入石山最为关心的根本政策问题:
“元帅,在下以为,元政之失,其首不在苛暴,而在宽纵失度,纲纪废弛!”
蒙元是异族政权不假,但平心而论,其诸般政策还真不比有些朝代更苛暴。至少在经济政策上,要比宋时宽松很多,在元廷治下做士绅,不要太舒服。
石山闻言,目光微凝,身体微微前倾,肃然抬手道:
“伯融,还请细细道来。”
孙炎深吸一口气,整理思绪,继续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