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章战后结算捅娄子
第252章战后结算捅娄子
长时间的围城和攻心战，早让江宁官民意识到城池必破，石山必将入主江宁的结局。
守军的抵抗意志极为薄弱，当卞元亨率先攻破石城门（西城门），将红旗插上西城墙垛口的那一刻，守军的心理防线便彻底崩溃了，通济门（东城门）、聚宝门（南城门）也很快相继被攻破。
红旗营将士发出震天般呐喊，从三个方向汹涌而入，迅速控制城中各要点。
除了集庆路达鲁花赤达尼达思中流弹而亡，同知周允恭被溃兵挤落城墙摔断大腿外，其余文武官员早知集庆路水陆通道已被红旗营拿下，根本没有突围的想法，尽皆选择了投降保身。
随着江宁城易主，有着二十一万六千余户，人口逼近一百一十万的集庆路正式落入了石山的囊中。
尽管集庆路只辖有四座江宁、溧水、溧阳、句容城池，总人口却已经超过了庐州路和濠州十余座城池的人口总和（注）。
若是算上早已拿下的太平路当涂县，以及即将继续扩张的领地，红旗营在江南所掌控的人口数量和财富规模，很快就将全面超越其江北的根基之地。
在农业时代，有人口就意味着有粮食，有兵源，有赋税，这就是最根本的“国力”。
因此，红旗营的工作重心自然而然地从江北转移到了更为富庶的江南。攻陷江宁城的当日，石山便下令将元帅府迁至江宁城中，以适应红旗营在江南即将快速扩张和治理的需要。
江北那么大的基本盘，自然也不能就这么丢掉。
为此，石山成立了“江北诸路总管府”。
其辖区包括：庐州路全境十县（未含在徐宋手中的英山县）、安丰路三县（钟离、定远、怀远）、淮安路一县（五河）以及安庆路一县（桐城），共计十五座城池。
他任命李武为翼元帅兼江北诸路总管府总管，许他开府建牙，赋予其相当大的自主权，统揽江北各地的军政要务，以避免大小事务均需跨越长江请示元帅府，而延误宝贵的时机。
并任命冯国用为总管府同知，原无为州知州夏君祥为治中，协助李武管理诸般事务。
当然，涉及扩军、重要官员任命、赋税调整等重大事务，必须先报请元帅府批准。其余重要事项，也需事后向元帅府报备。
总之，总管府并不能总揽一切，更不能真由李武一言而决。
这并不是石山对李武个人不够信任，而是随着红旗营地盘的逐步扩张，未来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文武大员需要独当一面。
中枢和前线统帅的权责界限，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反复摸索、界定和逐步完善，这是任何一个走向正规化的政权都必须经历的过程。
除了江北诸路总管府所辖的十五城外，扬州路清流、来安、全椒、六合等四县，与江宁城隔江相望，直接关系到江宁的安全，故仍由镇朔卫都指挥使傅友德统揽防务，并归元帅府直辖。
而对于更北面的泗州、宿州、徐州等地，名义上隶属于芝麻李的徐州红巾军诸部，石山则给予了他们更多的自主权。
例如彭二郎所部攻占泗州治所盱眙县，就是为了自行解决其部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
对此，石山并没有过多地干涉。
他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元帅府迁徙到江南，对徐州路的管控力度必然会进一步减弱。而红旗营在江南站稳脚跟后，徐州红巾军作为江北屏障，牵制元军主力的“历史使命”也已经基本完成。
更重要的是，红旗营的战略重点已全面转向经营江南，在江北的战略暂时趋向于保守和防御，实在无力也无意在遥远的徐州方向投入过多的资源和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他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以便灵活应对当地局面，已是必然和务实的选择。
乱世争霸，就是如此。
势力领袖若是没有“用人不疑”的胆略和气魄，妄想捆住所有前线文武的手脚，一点自主权都不愿意下放，那就不可能实现稳定的扩张，最终只能老老实实当个割据一方的山大王罢了。
至于徐州红巾军诸部会不会因此而尾大不掉，甚至脱离红旗营掌控，石山对此并不是很担忧。
——连年的战乱，已经使得淮北地区人口锐减（其中相当一部分流民南下进入了红旗营治下），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
加上该地区地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无论谁占领这片区域，都无法仅凭自身力量维持长期独立的地位，必然需要依附于某一个更强大的势力才能求得生存。
红旗营即便暂时在江北收缩力量，或许无力让徐州诸部“过得很好”，但若想让他们“过得很难受”，却是轻而易举之事。
不管是控制粮草、贸易，还是直接军事打击，都是徐州红巾军诸部不可承受之重。石山相信殷从道、芝麻李、李喜喜、薛显等人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实力，应当不会有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
另一方面，为了尽快稳定江南新收复之地，石山也注重选拔任用降官及本地有才干的士人。除了之前招揽的夏煜、孙炎，他又陆续起用了陈遇、陶安、李端等人。
李端出身于溧阳州望族，家学渊源，且自幼聪慧过人，不仅通晓经史，还精于算学，年少时便以才名闻于乡里。
至正十年，李端通过江浙行省乡试，得以出仕，被授予江浙行省税课司大使的职务。
他为官清廉谨慎，在任上大力推行“清丈田亩、核实业户”的政策，严厉打击地方豪强的隐田和偷逃商税行为，使其管辖区域的赋税征收成绩列为最优。
但也正因为如此，李端触动了太多士绅豪强的利益，受到弹劾，被“发配”至集庆路，以行省税课司大使之职，仅司集庆路一路赋税。
江宁城被围时，李端正好因省亲回到了溧阳老家。
随后，溧阳州便被胡大海所部拔山卫围困。他亲眼目睹了红旗营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意识到这支军队与元军和寻常流寇截然不同，很可能真能在江南站稳脚跟。
胡大海攻陷溧阳后，惜才爱才，亲自登门拜访李端，向他详细介绍了红旗营的治政理念和石元帅的求贤若渴，诚邀其为石元帅效力。
石山正急需精通财税征收的人才，得到胡大海的极力推荐后，立即召见了李端。
李端时年三十三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基于之前在元廷任上推行“清丈田亩”所遭遇的巨大阻力，深刻认识到理清赋税积弊的极端复杂性。
他认为红旗营刚刚立足江南，根基未稳，当以稳妥为上，不宜过早触动盘根错节的豪强士绅利益集团，因此面见石山时，并没有贸然再提全面清丈田亩之事。
而是审慎地提出了三条在他看来更为稳妥易行，且能在不引发剧烈动荡下增加税收的建议：
其一，改变“元廷不论田地肥瘠，一律按亩征粮”的不合理政策（此举导致拥有贫瘠薄田的农民不堪重赋而大量抛荒逃亡），建议按田亩肥瘠程度，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按不同的税率征税，体现相对公平。
其二，对于遭受战乱严重破坏的地区，其赋税应予免征三年，以示休养生息。房屋被焚毁、田亩荒芜的归乡难民，官府应提供种子、耕牛和生产工具，尽力帮助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其三，凡是因战乱或逃亡而遗弃的无主荒田，不论其原属于官田还是民田，谁开垦耕种成熟后，地权便归垦种者所有（元朝政策是荒地仍归原田主，导致百姓不愿尽力开垦），并可享受三年免征赋税的优待，以鼓励垦荒。
这三条建议，在石山看来，其实都算不上特别高明。
因为，类似甚至更深入的政策，他早在江北各地开始探索和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