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短文一束(2)

第22章短文一束(2)

它踱步的姿态，使它成了马中的“思想者”。它从此离群，不再有家族，不再有长辈，成了一匹东非沙漠中的孤马。危险，却自在。它不再害怕危险。因为它体验了，真正遇到危险，原来想依靠的群体，完全靠不上。

那么，再说一说那个丢下小马狠心远去的马群家族。它们去追随一个高大的目标，突然发现，这个目标停下了。于是，千万匹马都停下了，拥挤得漫山遍野，不知何去何从。

原来，这个高大的目标是一头长颈鹿。它只因高大而被追随，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成了领袖。它不明白今天身后怎么有了蚁群般的热闹，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不测的灾祸，十分困惑，因此停步。可爱的长颈鹿，拥有一种空洞而不自觉的高大，它的全部光辉，只是“被崇拜”了。

现在，在那辽阔的原野上，只有两个奇特的动物，不知自己为什么重要的长颈鹿和那匹终于创造了自己重要的小马。其他动物，虽然数量庞大，但只知崇拜和背弃，完全不值一提。

大选择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

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事情的体量和影响。

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天鹅在世界美禽大赛中得了金奖，偶尔放飞时却被无知的猎人射杀，这两件事都够大，但对这只天鹅来说，都不是它自己的选择。

相反，它的不起眼的配偶在它被射杀后哀鸣声声、绝食而死，则是大选择。

我毕生最满意的事情，是全由自己作出了一系列大选择。

曾经有一些报刊嘲讽我，人生越做越小。他们所说的“小”，不是指生命空间，而是指官职官位，至少是中国文化界热衷的“半官位”。他们看我，不仅彻底辞去了院长职位，而且连文联、作协也未曾参加，连人大、政协也完全无染。结果，成了一个人人都敢诽谤而无力还手的人。他们猜测了很多原因，最后只得笑一声：“咎由自取！”

我心里暗喜。因为这一切，确实都是“咎由自取”，出于我自己的主动选择。如果不这么选，那是容易的，而我，则选了艰难。像一个脱队的冒险家攀上了一条险峻的山道，偶尔俯视，发现大家还在平地上拥挤喧哗。

我的每次选择，都关及天道伦理、历史筋脉，读《吾家小史》、《何谓文化》就知道了。从二十岁开始到现在，每年必选，每选必大，每次大选择都必然会招来一片嚷嚷，足以验证我的选择超尘脱俗，不同寻常。

至此我可以告诉自己崇拜的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在天之灵了：“我，选出了我。”

在一次次重大选择之前，我什么也不是。

感谢父母

感谢我的父母，没有在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骂我一句、打我一下。于是，我在应该建立人格的时候建立了人格，应该拥有尊严的时候拥有了尊严。

我正是带着这两笔财富，走进重重灾难。事实证明，灾难能吞没一切，却无法吞没这样一个青年。

我刚到二十岁就遭遇了家破人亡、衣食无着的凶险之境，又成了一个当家人，却从来没有向造反派暴徒低过一次头，说过一句话。这在当时极为罕见，因此当十年后灾难过去，所在学院几乎全票选我做了院长。

没有挨过打骂的青年反而并不畏惧打骂，这个深刻的时间顺序，说明了人格自立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把顺序颠倒，让小小的生命经历一个没有尊严的童年，那么，我也许只能沉入灾难，无法穿越。

对于孩子，父母的打骂是一种剥夺，剥夺了他本来就很脆弱的尊严。当尊严已经失去，被打骂所匡正的行为又有什么价值？没有尊严的“正确”又是什么？

当然，宠爱过度也是一种剥夺，剥夺了孩子们在莽原长风间独自屹立的权利。随之，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完整的人格，再也无法真正屹立了。

我的父母，既没有实施这种剥夺，又没有实施那种剥夺，到底是怎么掌握分寸的呢？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模特生涯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一心迷恋绘画，好像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经常被邀去为一些大型展览会作画，不少老师也把我的画挂在他们自己家里。到初中二年级，我终于成了美术课的“课代表”。

回想起来，我们的美术老师陆先生实在是一个高明之人。他反对同学们照范本临摹，而重视写生。写生的重点又渐渐从静物、风景上升到人体。作人体写生需要模特，但初中的美术课哪能去雇请专职模特？当然只能在同学们中就地取材，我作为美术课代表，首当其冲。

不用脱光衣服，只是穿了内衣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画。所有同学都冲着我笑，向我扮鬼脸。把我引笑了，又大声嚷嚷说我表情不稳定，不像合格的模特，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站了整整两节课，大家终于都画完了。老师收上大家的画稿，给我看。这一看可把我吓坏了，奇胖的，极瘦的，不穿衣服的，长胡子的，发如乱柴的，涂了口红的，全是我。而且，每幅画的上端，都大大咧咧地写了我的名字。老师一边骂一边笑，最后我也乐了。

陆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真的不该生气。如果画得很像，就成了照相，但美术不是照相。同学们乐呵呵地画你，其实是在画他们自己，这才有意思。”

陆老师看了我一眼，说出了那句高于我当时接受水平的话：“天下一切画，都是自画像，包括花鸟山水。”

我为什么被这般“糟蹋”？因为我站在台上，突然成了公众人物。全班同学必须抬头仰望我，因此也取得了随意刻画我的权利。这是被仰望的代价。画得好或不好，与我关系不大，只取决于各位同学自己心中的图像。老师一一为他们打了分，但这些分数都不属于我，属于他们。

几十年后我频频被各种报刊任意描绘、编造，形象越来越离奇，而且三天一变，层出不穷。很多朋友义愤填膺，认为那是十足的诽谤和诬陷，应该诉诸法律。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我一直平静、快乐，甚至不发任何反驳之声。

为什么？朋友们问，读者也问。

我在心里回答：我上过美术课，做过模特儿，有过陆老师，因此早就知道，他们其实是在画自己。

当然不像我。当年同学们为什么在每幅画像上都大大咧咧地写上我的名字？因为他们知道不像，才标上一个名字。

这情景，与报刊上的情景也大体类似。

示众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中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这事很难对抗，因为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在催促，你如果不起床，也没法睡了。但是，大家在操场上惊异地发现，还是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音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有损造反派领袖的脸面，于是他们宣布：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啦啦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高耸着被窝的床出来“示众”了。

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

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可以想象，他们既然被人隆重地抬出来了，那么起床也一定端足架子，摆足排场，甚至还会居高临下地指点刚才抬床的同学，再做一点什么。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像老爷一样。

于是造反派领袖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

但是，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让人羡慕死了。

造反派领袖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道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

后来据抬床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都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