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西方哲学史.下》（18）
浪漫主义运动
从十八世纪后半叶至今，艺术、文学、哲学，甚至包括政治都受到了广义上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那场运动所特有的情感方式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即便是那些对这种情感方式持反感心态的人也被迫对它进行思考，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受到这种情感方式的影响远远高于他们自己的认识。我打算在本章主要就那些未必与哲学有关的问题对浪漫主义做一个简要的描述，因为浪漫主义构成了我们将要讨论到的那段历史时期大部分哲学思想的文化背景。
浪漫主义在一开始并没有与哲学联系在一起，但是没过多久它们就走到了一起。因为卢梭，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有关。只是在我们能够理解其政治和哲学影响之前，必须先考察其最本质的形式，即作为对公认的伦理和审美标准的反抗。
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就是卢梭，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只是表现了已经存在的各种潮流而已。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有教养的人极为欣赏一种被他们称为lasensibilité（善感性）的那种东西，这个法语词的意思是容易动感情，特别是容易产生同情心这一气质。要做到完全令人满意，情感就必须直接、激烈且无须经过思考。敏感的人看到一个赤贫的农民家庭可能会伤心落泪，但是对一个精心设计的改善农民阶级处境的方案却可能漠然置之。穷人被认为比富人拥有更多的德行，贤人则被认为是从腐朽的宫廷中隐退，去享受淡泊的乡村生活带来的宁静快乐的人。这种态度作为一种暂时的心境，见于几乎所有时代的诗人。《皆大欢喜》中流亡公爵正是这样的态度，尽管他一有可能就立即返回他的领地；只有那忧郁的杰奎斯是真心钟情于林野生活的。甚至连浪漫主义运动所反对的一切人中的完美典范蒲柏也曾经说道：
将自己的希望和心计，
固守几亩祖传的土地，
满足于呼吸淳朴的空气，
这样的人便会幸福如意。
在那些具有敏感气质的人的想象中，穷人总是有几亩祖田，生活自给自足。是的，他们又总是在悲惨的境况中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因为年迈的父亲丧失了劳动能力，美丽的女儿又身染重疴，罪恶的放债人或者领主又在觊觎着土地和女儿的贞操。对浪漫主义者来说，穷人绝对与城市和工业无关；无产阶级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概念，也许同样是被浪漫化了的，但是肯定与“穷人”颇为不同。
卢梭借助了内在的对敏感的狂热崇拜，并将其发展到了一种只有他才能达到的广度和规模。无论在理论还是趣味上，卢梭都是一个民主派。他一生大多数光阴都是一个贫穷的流浪汉，受到了境况比他稍好一点的人们的好心照料。他在行为上用卑鄙至极的忘恩负义来回报这种善意，但是在情感上则是用一个最热诚的敏感性的崇拜者所能期望的一切作为回报。他因为有着流浪汉的习性，所以厌恶巴黎社交圈的繁文缛节。从他那里浪漫主义者学会了蔑视习俗的束缚——首先体现在服装和礼节上，体现在小步舞曲和英雄偶句诗上，后来体现在艺术和爱情上，最终遍及了传统道德的整个领域。
浪漫主义者并不是寡廉鲜耻；相反，他们的道德判断犀利而又激烈。但是他们所依据的原则迥然相异于那些在他们的前人看来很好的原则。从1660年到卢梭之间的这段历史时期，充斥着对法兰西、英国和德意志的宗教战争以及内战的各种回忆。人们十分清楚混乱无序的危险，以及由各种强烈的激情所引发的无政府倾向的危险，也意识到了安全和为了获得安全所做的各种必要的牺牲的重要。谨慎被认为是最高的德行，理智被视为对抗颠覆性的狂热分子最有效的武器，彬彬有礼被赞赏为抵抗野蛮习气的屏障。牛顿的宇宙是有秩序的，其中的行星沿着合乎规律的轨道永恒不变地绕太阳转动，这成了好政府的想象性的象征。表现激情时要有节制成了教育的首要目标，也是一位绅士最确切的标志。在法兰西大革命中，前浪漫主义的法兰西贵族们默默地死去；罗兰夫人和丹东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在死时依然讴歌不止。
但是到了卢梭的时代，许多人对安全已经越来越厌倦，并开始渴望刺激。法兰西大革命和拿破仑让他们受到了足够的刺激。当1815年政治世界重归宁静时，重新降临的却是那样一种死寂、僵硬、对一切生气勃勃的生活都充满敌意的宁静，以至于只有那些被之前的经历吓破了胆的保守派才能忍受得了。结果，在理智上对现状的默许就不复存在了，而这种默许正是太阳王治下的法兰西和法兰西大革命之前的英国的特征。十九世纪对神圣同盟体系的反抗采取了两种形式。一种是工业主义的反抗，资本家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君主和贵族，这种反抗几乎没有受到浪漫主义的感召，而且在许多方面又回到了十八世纪，并且以哲学上的激进派、自由贸易运动和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为代表。另一种与之迥然相异的是浪漫主义的反抗，部分是反动的，部分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并不以和平和平静，而是以有生气又富有激情的个人生活作为追求目标。他们对工业主义没有好感，因为那是丑陋的，聚敛钱财在他们看来是为不朽的灵魂所不齿的，还因为近代经济组织的发展妨碍了个人自由。在后革命的时代，他们通过民主主义逐渐被引入了政治，他们感到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只要国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疆界不一致，这个灵魂就不会得到自由。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是最生机勃勃的革命原则，并得到了大多数浪漫主义者的热诚拥护。
浪漫主义运动的总体特征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了实用的标准。蚯蚓有用，但是不美丽；老虎美丽，但是没有用。达尔文（他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赞美蚯蚓，布莱克则赞美老虎。浪漫主义者原本都有审美上的动机。但是为了把握浪漫主义者的典型特征，不仅有必要考虑审美动机的重要性，也有必要考虑导致他们的审美感与其前人不同旨趣的变化。关于这种变化，他们对哥特式建筑的偏爱就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另一个则是他们对风景的趣味。约翰逊博士钟情于舰队街胜过了任何乡村风景，还断言凡是厌倦伦敦的人一定也厌倦生活。假如卢梭的前人欣赏乡村的什么东西，他们欣赏的也是一种富饶的景象，有肥沃的牧场和沉吟着的母牛。卢梭因为是瑞士人，自然会欣赏阿尔卑斯山。在他的追随者所写的小说和故事中，我们能找到汹涌急流、陡壁悬崖、迷途森林、雷电交加、海上风暴，以及一般来说没有用的、具有破坏性的和暴烈的东西。这种变化似乎多少是永久性的：与绿草青葱的牧场和麦浪起伏的田野相比，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更偏爱尼亚加拉大瀑布和美国西部的大峡谷。旅馆可以为人们对风景的趣味提供统计数字上的证据。
浪漫主义者的气质在小说中得到了最好的研究。他们习惯奇怪的东西：鬼魂、古老衰败的城堡、昔日望族最后一批忧郁的传人、催眠术士和研究神秘科学的人、失势的暴君和黎凡特89的海盗。菲尔丁和斯摩莱特90写的都是有可能真实发生的情景中的普通人物，那些反对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者都是如此。但是对浪漫主义者来说，这类主题太平淡乏味了，他们只从那些宏大的、遥远的、恐怖的事物中获取灵感。那种多少有些可疑的科学，如果引发了任何令人震惊的事情的话，也可以加以利用。但是总体来说，中世纪和当前各种最富中世纪色彩的事物最能博得浪漫主义者的欢心。他们频频完全脱离现实，不管是过去的现实还是当前的现实。在这方面，《古舟子咏》就十分典型，柯勒律治的那首《忽必烈汗》也很难说是关于马可波罗笔下的那位历史上的君主。浪漫主义者的地理学也趣味盎然，从上都到“荒凉的寇拉兹米亚海岸”91，他们感兴趣的都是遥远的、亚洲的，或者古代的地方。
尽管浪漫主义运动将自己的源头归到卢梭，但是最初这主要是德国人的运动。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者在十八世纪最末那几年还很年轻，他们也正是在风华正茂时表达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那些运气不佳英年早逝的人，最后都让自己的个性被天主教会的一致性给磨平了（如果一个浪漫主义者生来是新教徒的话，那么他有可能成为天主教徒，否则的话几乎不可能，因为他必须将天主教义和反抗结合在一起）。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者影响了柯勒律治和雪莱，但是同样的思想观点在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流行起来则与德意志的影响无关。在法兰西，浪漫主义尽管采取了一种弱化了的形式，但是依然在从王政复辟直到维克多·雨果的这段时期内盛行不衰。在美国，可以从梅尔维尔、梭罗和布鲁克农场92身上看到几乎纯粹的浪漫主义，而在爱默生和霍桑身上则可以看到多少得到了缓和的浪漫主义。尽管浪漫主义者倾向于天主教，但是在他们的思想观点的个人主义方面却有着某种难以根除的新教成分，而且他们在移风易俗、改造观点和制度方面取得的成功也几乎完全局限于新教国家。
从英国的讽刺作家中可以一窥浪漫主义在英国的发端。在谢里丹93的《情敌》（1775年）一书中，女主人公决心为了爱情嫁给某个穷光蛋，而不愿意为了讨好自己的监护人和父母而嫁给一个富翁，但是他们给她选择的富翁冒用假名并假装贫穷来向她求爱并赢得了她的爱情。简·奥斯汀也在《诺桑觉寺》和《理智与情感》（1797—1798）这两部小说中消解了浪漫主义者。《诺桑觉寺》中的女主人公被拉德克利夫夫人1794年出版的一部超级浪漫主义的小说《尤道弗的秘密》引入了歧途。英国第一部正面的浪漫主义著作——布莱克的著作除外，因为他是一个孤僻的斯维登堡派信徒，几乎不是任何“运动”的一部分——则是柯勒律治发表于1799年的《古舟子咏》。但是在第二年，他不幸获得了威治伍德家的资助，前往哥廷根大学学习并沉溺在康德的哲学中，却没有再提高自己的诗艺。
在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和骚塞变得反动之后，对法兰西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憎恨暂时遏止了英国的浪漫主义的发展。但是不久浪漫主义就在拜伦、雪莱和济慈的手中得到了复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浪漫主义支配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是在阿尔卑斯山的浪漫景色和与拜伦的交谈的启迪下写成的，其内容几乎可以被看成是一部寓言体和预言性的浪漫主义发展史。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并不像后来谚语中描述的那样，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他最初也是一个温和的生灵，渴望人间的感情，他试图获得某些人的爱，但是他的丑陋把那些人吓坏了，这终于在他的心中激起了憎恨和狂暴之情。他偷偷观察着一户贫穷但是正直的农家的生活，并且偷偷地帮他们干活。最终他决定让他们认识自己：
“我越是瞧着他们，就越是渴望得到他们的渴望和友善。我的心盼望着被这些和蔼可亲的人所了解，看见他们体贴的面容带着感情地朝着我，便是我最大的奢求了。我不敢去想他们会带着鄙视和惊悚的表情离我而去。”
但是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于是这个怪物先是要求他的创造者创造出一个和他一样的女性；当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后，怪物便专心于将弗兰肯斯坦索爱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杀害。但是即便当怪物完成了自己的暴行，并注视着弗兰肯斯坦的尸体时，他的情操依然是高尚的：
“这也是我的受害者！杀了他我的罪恶就达到了顶点，我的存在的这位可怜的守护神受到了致命伤！哦，弗兰肯斯坦！慷慨大方而又牺牲了自我的人！我现在请求你宽恕我又有什么用？是我，毁灭了所有你爱的人，从而不可挽回地毁灭了你。啊！他变冷了，没法回答我了。……当我浏览自己那可怕的恶行录时，我无法相信自己是一个思想里曾经对美和庄严的善充满崇高而又超验幻想的人。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堕落的天使变成了恶毒的魔鬼。即便是上帝和人类的敌人也有朋友和伙伴，只有我孤身一人。”
如果剔除这种心理的浪漫主义形式，剩下的并没有任何不现实的地方，要想找出类似的例子也没必要去探寻海盗或者汪达尔人的国王。退位的德皇94在道恩就曾经对一位英国的拜访者叹息英国人不喜欢他了。伯特博士95在他一本关于少年犯的书中，也曾经提到过一个七岁的男孩儿将另一个男孩儿溺死在伦敦的摄政运河里，他的理由是自己的家人和同龄人都不喜欢自己。伯特博士对他很友善，最终他成为一个体面的公民；但是没有一个伯特博士着手去改造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出问题的不是浪漫主义者的心理，而是他们的价值标准。他们欣赏强烈的激情，不论是什么类型的，也不管它们的社会后果如何。浪漫的爱情，特别是遭遇了不幸的爱情，其强烈程度足以得到他们的赞许；但是大多数最强烈的激情都是破坏性的——憎恶、怨恨和嫉妒，悔恨和绝望，受到不公正压迫的人那种受刺激的自尊和狂怒，好战狂以及对奴隶和懦夫的蔑视。因此，受到浪漫主义激励的人，特别是受到拜伦式浪漫主义激励的人，都是激烈和反社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造反者，就是耀武扬威的暴君。
这种思想观点之所以吸引人，其原因隐藏在人类本性和人类生活条件的极深处。为了个人利益，人类变成了群居性的，但是个人在本性上依然保持了很大程度的独居性，因此就有必要用宗教和道德来加强个人利益。但是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满足这个习惯是令人厌烦的，所以当激情被唤醒时，社会行为方面各种出于谨慎考虑的约束就变得难以忍受。此时此刻，那些将社会约束置于脑后的人就从内心冲突的停息中获得了一种新能量和权力感，尽管他们可能面临着灾难性的结局，但是同时却享受到了一种像神一样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一个平庸之人永远无法体验到的，但是却能为那些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所了解。这些人天性中独居成分再度现身，但是如果理智尚存的话这种现身会披上神话的外衣。神秘主义者与上帝合为一体，在对无限的冥想中感觉被免除了自己对世人的责任。无政府主义的造反者则更进一步，他不是感觉自己与上帝合为一体，而是感觉自己就是上帝。真理和责任代表的是我们对物质世界和世人的责任，对于一个已经成为上帝的人来说是不复存在的。对其他人来说，真理由他来构想，责任由他来命令。如果我们都能独自生活而且不事劳作，那么我们就都能享受到这种自由自在的狂喜。但是既然我们不能实现这一愿望，这种喜悦就只有疯子和独裁者才能得到了。
独居本能对社会束缚的反抗不仅是了解一般被称为浪漫主义的这场运动的哲学、政治和情操的关键，也是了解这场运动在今天留下的各种影响的关键。哲学在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下，变得唯我论了，自我发展也被宣布为伦理学的根本原则。至于情操，则必须在追求孤独、激情和经济的必需品之间做一个让人不快的妥协。d.h.劳伦斯的小说《爱岛的人》中的主人公就逐渐对这种妥协越来越厌恶，并最终为此饥寒交迫而死，但是却享受到了彻底的孤独，但是那些赞赏孤独的作家从来也没有得到过这种程度的言行一致。隐士们无法得到文明生活中的种种舒适，而且一个想要写书或者创作艺术作品的人如果想在工作期间活下去的话，他就必须屈尊纡贵接受其他人的侍奉。为了能继续感觉到孤独，他就必须能够阻止其他人侵犯他的自我，如果服侍他们的人是奴隶，那这件事就最好完成。然而，轰轰烈烈的爱情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只要充满激情的恋人被认为是在反抗社会束缚，他们就应受到赞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恋爱关系本身很快也成了一种束缚，于是自己的恋人就遭到憎恨，而且两人间的爱情越是强烈情丝难断，这种憎恨就越是激烈。这样爱情就逐渐被理解为一场战斗，双方都试图通过侵入对方自我的保护墙来摧毁对方。这种观点通过斯特林堡的作品，尤其是通过劳伦斯的作品，已广为人知。
按照这种情感方式来说，不光是热烈的爱情，连所有和其他人的友好关系都只有在其他人能够被当作是自我的投影时才有可能。如果别人和自己有血缘关系，这一点就比较容易做到，而且关系越近越是容易。因此便有了对血统的重视，结果就像托勒密家族那样，导致了族内通婚。我们知道这一点对拜伦有很深的影响96，瓦格纳剧中齐格蒙德和齐格琳德97的爱情也让人想到同样的感情。尼采偏爱（但是没有可耻的意味）他的妹妹胜过任何女人，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从你的一言一行中，我是多么强烈地感觉到你我属于同一个家族！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世系。这和我的‘哲学’非常投合。”
民族原则也是同一种“哲学”的扩展，拜伦正是这个原则的拥护者。一个民族被假定成一个家族，拥有共同的祖先，共享某种“血缘意识”。一直批评英国人无法欣赏拜伦的马志尼98，就将民族设想成一种拥有神秘个性的东西，并将其他的浪漫主义者在英雄人物身上寻找的那种无政府的伟大的东西归结到了民族身上。各民族的自由，不仅被马志尼，也逐渐被那些相对来说更持重的政治家认为是某种绝对的东西，这一点在实践中阻绝了国际合作。
对血统和世系的信仰自然又和反犹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有些是因为浪漫主义的思想观点是贵族式的，有些是因为这种思想观点偏爱激情而非算计，在这两个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它便对商业和金融有了一种强烈的鄙视。这就导致了浪漫主义者宣称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反对和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对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浪漫主义的反对是建立在对经济上的重要事务的厌恶之上的，并且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由犹太人统治着这种联想而得到了增强。当拜伦在极少数场合屈尊降贵留意经济权力这样庸俗的事物时，他便表达了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