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托尔斯泰传(2)
第12章托尔斯泰传(2)
他陷入了使他着迷的人生旋涡，无数的虫子在他身边叫着：“快过来，伙伴们，这就是我们要叮咬的人。”
他非常明白：这里的他已不是绅士、上流人士，不再和某某人物有关系，而只是一只生物，一只和现在就生活在他周围的生物一样的同类。“我会和它们一样的生存，一样的死亡。而后上面将长满青草……”他非常愉悦。青春时期的托尔斯泰生活在人生的刚毅和激情之中。他进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并与它合二为一。面对自然，他说出了心中的压抑，麻痹思想混乱的大脑，挥霍自己的悲伤、快乐和爱情。
然而即使这样，他敏锐的目光也没有削弱。对景色的痴情描写，以及对人物的真实刻画，在他的著作中是少有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是这部作品中最出彩的主题，也是托尔斯泰一生中最为喜爱的主题之一。
不过，他也会用真实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爱的人们，他痛斥他们的自私、贪婪、欺诈等恶劣品质。
第四节塞瓦斯托波尔纪事
在1853年11月，俄罗斯与土耳其爆发战争。托尔斯泰先被征召进罗马尼亚兵团，随后又去了克里米亚兵团，后于1854年11月7日随大军开赴塞瓦斯托波尔。强烈的爱国热情，驱使他勇敢地尽职尽责，不畏险境。在1855年4月到5月间，他每隔两天就去第四炮台轮值。
这段紧张的生活和恐惧的环境，使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复活了。1855年4月，他在《日记》中写了一段祷文，以感谢上帝在危急时刻保佑他，并祈求上帝继续保佑他。
然而，为了逃避周围的环境，他又开始了写作。在炮火声中，难道他能够思想自由地创作他的第三部回忆录《青年时代》吗？这本书内容杂乱，是由于他写作环境造成的。但人们还是赞赏他对于年轻人混乱思想与冷静思想所进行的探究。然而，现实如此直接，因此《青年时代》没有完成。
这三篇纪事《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通常被认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尤其是第二篇，它里面飘荡着无法动摇的真理，而另外两篇的艺术情感属于爱国主义情感。
据说，俄国皇后读完第一篇纪事后流泪了，沙皇也对它赞叹不已，于是下令把它译成法文，还把作者调离了战争危险区。
第二篇《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却完全不同。书的开篇就写道：“上千颗人类的自尊心在这儿碰撞，或者消失在死亡中……”随后，又写道：“……人多，虚荣心就多……虚荣，随处都是虚荣，甚至墓碑面前。这是我们的世纪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文学中的人们谈论着爱情、光荣和痛苦，而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却是写下了无数的虚荣者和赶时髦者的故事呢？”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忘记一切伤感。他年少时期就表现出来，有时甚至是病态的剖析的天赋，在描写普拉斯胡辛之死的时候，无疑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两页的篇幅描写了人在炮弹落下而未爆炸的那一秒钟内的心理活动。用一页篇幅描写炮弹爆炸后，“他的胸膛被炸伤而快要死去”时的心中所想。
正如乐队演出有中间休息一样，在这些战斗情景中，明媚的大自然突然出现了。阳光穿过乌云，壮丽的景色中回响着白昼的交响曲，虽然有无数的人在其中战死了。托尔斯泰忘记了他在第一篇纪事中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情怀，开始诅咒着战争。但在他镇定下来后，又自豪地说：“我全心热爱这个中篇中的主人公，我尽力地表现着他的美。他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美的，这是真理。”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看了几页后，给托尔斯泰写信说：
“这正是俄国社会如今所急需的真理，自从果戈理死后，俄国文学的真理已消失殆尽……您的艺术带给我们的真理在我国是非常崭新的。我担忧起来：我担忧时间和人生的懦弱以及人们对周围一切不闻不问的态度，会像对付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那样来对付你——我担忧它们会消磨光您的精力。”
时间只会消磨掉一般人的精力，而托尔斯泰的精力反而会因它而增加。面对祖国的苦难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失守，托尔斯泰开始在一种悲痛的怜悯感情中懊悔起来，他责备自己的坦诚太过于严酷。于是，在纪事《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尔》中，他停止描述参加赌博的军官们的争吵，话锋一转：
“我们赶快用幕布遮住眼前的画像吧！或许明天，这些人都将愉快地走向死亡。他们每个人的心灵里，都蕴藏有使他们成为英雄的伟大火花。”
这显示出了作者的同情心。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与英勇陷落，体现在两个令人感动和自豪的人物身上：他们是一对兄弟，哥哥是科泽尔特佑夫上尉，他有些像托尔斯泰。弟弟叫沃洛加，是个旗手。他天性怯弱，但极富热情，爱梦想，常常会疯狂地自言自语和无缘无故地流出温情的、懦弱的眼泪。刚来防御工事的时候，他非常害怕（还怕黑，躺下时，总把脑袋缩进军大衣里）。常会因为孤独以及别人的冷漠而不开心，后来，当庄重的时刻来临时，他却英勇无畏。沃洛加属于托尔斯泰作品中充满诗意的少年之一（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加，《入侵》中的少尉），他们带着对祖国的爱，兴奋地去战斗，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某个时刻突然战死。兄弟两人都是在守城的最后一天里牺牲的。小说的结束语是几行充满着爱国情怀的字句：
“队伍们撤离了。望着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城，每位士兵都非常悲恸，他们叹着气，向侵略者伸出了拳头。”
第五节平民思想
他在这个活地狱里待了有一年，这一年间，他抵达了情欲、虚荣、人类痛苦的最深层地带。1855年11月，他离开了那里，进入了彼得堡的文化圈。文化圈里的人似乎都戴着艺术家的桂冠，然而事实上，他们庸俗、虚伪，至少托尔斯泰这样认为，因为他憎恶、蔑视那些人。
当时，彼得堡文化圈里作家如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吉宁等，他们全都聚集在托尔斯泰的身边。而且屠格涅夫在阅读了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后，就向他友好地伸出了手。可他们终究合不来，那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各不相同。一个喜欢讽刺、敏感多情、头脑清楚，追求美，另一个粗鲁、傲慢、常为道德苦恼，心中信仰着某个神灵。
托尔斯泰最反感的是，这些作家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精英阶层。他极为鄙视这些自由主义立场的市民阶级作家。他还有个自己都承认的性格弱点：“本能地反对普遍的判断”。由于对人类的不信任以及对理性的潜在蔑视，让他觉得人很虚伪、自欺欺人。
屠格涅夫说，托尔斯泰的犀利眼神，再加上几句令人暴跳如雷的恶毒语言，让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难受。就在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刚碰面几回，就发生了口角。分别后，他们克制了情绪，彼此公正评价。但日复一日，托尔斯泰愈发反感那些文学界的朋友。他无法忍受这些文人一边放荡地生活，一边却满嘴仁义道德。
于是，他和他们分道扬镳。然而，在某段时间里，他依旧崇尚着他们的艺术功利主义。他的傲慢从中得到了满足。那是一种回报丰厚的宗教：他从中收获了“女人、财物、声誉……”。
为了能全心投入其中，他退伍了（1856年11月）。他相信进步，认为“进步”这个词是有内涵的。1857年1月29日到7月30日，他在法国、瑞士、德国旅行的时候，最终推翻了那个信念。1857年4月6日，他在巴黎看到了一场对犯人的处决，这“让他意识到对进步的迷信纯属可笑……”
“当我看到犯人身首异处，脑袋滚进篮子的刹那，我震撼了，实在想不出哪种维持现存秩序的理论能证明此种行为的合理性。纵然全人类依据某种理论认为这样做很必要，可我还是觉得不对，因为是我的心决定了善与恶，而不是人类的言行。”（《忏悔录》）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他看到施韦茨霍夫的英国有钱人不愿意去施舍一个流浪的年轻歌手。于是，在《d·涅赫留波夫公爵日记》中，他说他鄙视那些自由派们所抱有的幻想，以及鄙视“在善与恶海洋中依靠想象而画出界线的人”。“对他们而言，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役是恶。这种假想出来的经验毁灭了本能的、原始的、最美好的需求。可是谁能定义自由、专制、文明、野蛮呢？善恶不共存的地方在哪呢？我们心中有个永不犯错的指引者，那就是鼓励我们相互亲近的全宇宙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