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人我的分寸(1)

第19章人我的分寸(1)

导言

人我之间，如何拿捏适当的分寸，的确相当困难。我们的做法，似乎可以归纳成为下述四大原则：

弄清楚对方是谁—中国人认为“有人才有事”，而且“事在人为”，很不容易“对事不对人”，却常常把人和事连在一起。在中国社会，每听到一句话，如果不找出是谁说的，有时实在分辨不出它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喜欢问“谁说的？”“谁决定的？”“谁做的？”“谁告诉你的？”几乎都和对方的身份、地位有关，可见弄清楚对方是谁，乃是拿捏人我之间分寸的第一步。

中国人比较偏向“差别性待遇”，以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不同身份的人。这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精神，表现在关心“是谁”，应该相当合理。

小心才不会上当—西方人向外求，以约束他人来防止自己上当；中国人向内求，拿小心来提防自己上当。我们很少去笑那些骗人的人，而是专门笑那些被骗的人，偏偏中国人在“被警察抓去”和“被人笑死”之间，比较害怕被人家笑死，所以大家互相告诫，小心不要上当！

一方面鼓吹“不二价”，一方面却又大声疾呼“货比三家不吃亏”。而事实上，我们更相信后者，并不轻易接受前者。

凡事求自己合理—小心不要上当之外，凡事还要先求自己合理。我们十分重视典章制度，却明白典章制度容易僵化而不合时宜，因此在典章制度的范围内，多半喜欢权宜应变，以求其通。什么叫作“通”呢？标准在“合理”。合理变通，一切合理解决，乃是大家愿意看到的事实。

中国人向内求，叫作“反求诸己”，意即“要求他人合理之前，先求自己合理”，以自己的合理来感应他人，使他人亦能合理，便是“彼此、彼此”的“交互”作用。

自己不合理，却希望他人以合理待我，结果经常不理想，这时怨天尤人，也是枉然。

自己先求合理，再来期望他人以合理待我，应该是合理的态度。

当心“程咬金”系统—西方人在正式组织之外，有非正式组织，中国人在正式、非正式组织之外，还有“程咬金”系统，常常出其不意，从半路中杀出来，而且杀伤力极强。如果在考虑正常系统之余，还能够兼顾“程咬金”系统，办起事来，自然安全得多。

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比较繁杂，在“你与我”之间，“他”或“她”的干扰，影响也很严重。我们除了顾虑看得见、想得到的“你、我、他”之外，还得小心看不见、想不到的“你、我、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程咬金”。所以顾虑周到，便成为中国人拿捏人我之间分寸的必要条件。

人我之间的分寸，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或标准，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是“变动”的。首先弄清楚对方是谁，小心翼翼以免上当，然后自求合理，并且考虑可能产生的“程咬金”系统，比较安全而合理。

弄清楚对方是谁

个案

杰克是美国人，有一天主管告诉他某件事情做错了，他的态度十分单纯，先看一看自己所做的有没有错，有即承认，没有便申诉。

老李是中国人，听到有人说他做错事情，他不忙着查看到底有没有错误，却比较关心：“是谁说的？”

假如说的人职位比较高，他会采取这种反应：错了就承认，没有错则保持静默。

如果说的人职位和他一样高，那他会积极找对方的错，以便证明：我固然有不对，难道你就真的全对？

一旦发现说的人职位比自己低，多半会有意无意，把一只脚踩在说话的人头上，不踩死也叫他永远不得超生！

请问：

1.中国人普遍没有是非观念吗？为什么不能够像美国人那样，有错即承认，没有错误便申诉呢？

2.中国人为什么对“谁说的”那么在意？

3.对面子问题特别重视，就管理的角度来看，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4.如果部属发现自己没有错误，便据理申诉，你觉得如何？

5.杰克为什么可以只问事实的对错而不必重视谁说的？

请把您的高见简要地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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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依据个案所叙述的情况，中国人看起来真的是没是没非了？事实上绝非如此。我们且用模拟法来分析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