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敏感话题

3月份的复兴工程会议，核心议题是非常敏感的经济、金融与财政问题。

林冠华大致汇报了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集团的构建设想、驱动路径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建议，这思路没太大问题，很快获得通过。

但讲到挂牌上市、公开融资时，争论就出现了，核心问题其实是两个：

第一、社会主义能不能搞证券交易及市场？

第二、社会主义能不能利用资本主义证券交易市场？

这两个问题如果参考苏联，那答案无疑是鲜明的：否！

苏联都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如果有证券交易市场，允许企业上市，岂不是等于私人也能持有国有企业股份。一个公有制有私人股东，那叫什么公有制？

国内没有，国际上也不可能有，因为苏联压根就不会把核心企业拿去欧美去上市，欧美也不可能让他上市，所以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显而易见。

但中国与苏联国情完全不同，中国目前尚未建成社会主义，依然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不但有大量的公私合营，还有纯粹的私人资本，至于证券交易所事实上也存在。

很多人以为一解放关闭了旧证券交易所，其实不然，民国时期主要证券交易所如上海、天津等是1948年国党冻结物价、强行推进金圆券政策时才关闭的。

上海金融战争中冲击的证券交易大楼，其实未获得重新开设许可，更不用说有政府监管，从理论上说属于“非法证券交易活动”。但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非法证券交易活动”的惩戒力度没有“投机倒把”的罪名严重，封闭证券交易大楼用的是后一个罪名。

与证券一起被禁止买卖的还有黄金、白银和外币，这是正式解放前就已被勒令停止的。

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关闭后，除一部分游资转资入地下黑市继续活动外，大部分游资一齐转向商品现货，囤积居奇，对物价冲击更大，反而给政府疏导游资投向生产带来更大的困难。

股份制经济此时在社会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私营和公私合营股份制企业公司发行的股票仍然存在，客观上需要转让流动的渠道。为吸纳、疏导社会游资和支持股份制企业公司，新中国决定设立证券交易所并开放证券交易市场。

1949年6月，政府在接收原天津有价证券交易所官僚资本基础上，在原交易所旧址设立了天津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主要是启新洋灰、开滦矿务、江南水泥和东亚企业等近十种公司股票。开业初吸引了不少社会游资，市场活跃，证券行情围绕物价起伏波动。

1950年2月又设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参加证券交易买卖的客户主要是金钞贩子、囤积商人、旧官僚、旧军阀和倒闭的旧银行、钱庄的从业人员。

交易所刚成立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北京本地公司股票，故选择在天津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启新、江南、开滦、仁立、东亚和耀华等六种股票作为交易对象。

但该交易所交易生态并不健康，大部分是买空卖空，具有很大投机性。在市场行情稳定时，参与交易的客户反而减少，一旦行情起伏波动时，参与交易的客户就会猛增。

换言之，这不是融资与市场价值发现的场所，更像是利用各种消息进行赌博、“开大小”的场所。

故而历史上到1952年末，北京、天津证券交易市场均告关闭，而上海证券交易所经打击后就从未开启过。

林冠华对此课题很慎重：表面看是证券交易所问题，实际是社会经济体制问题，及对社会主义定性问题——私人在社会主义阶段到底能不能单独拥有股份或现代化生产资料。

如果没有未来的历史参照，那答案应该不言而喻；有了历史参照，特别是得知90年代重新恢复证券交易所，允许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壮大发展后，这场面就变得尴尬起来。

主席笑道：“小林给我们出了好大一个难题哦，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下子很难回答。

《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我们对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有明确阐述，对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也有憧憬，但具体社会主义该怎么走，当初没有直接答案，是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学习苏联模式探索前进的；现在虽然已正式建国，关于这方面其实也无明确结论。”

任书记点头道：“苏联式社会主义，从历史经验看是有缺陷的，最终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长期来看，虽然比苏联局面好，但依然存在很多不足。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仅马克思、恩格斯没给出现成答案，我们回答不了固定答案，只怕再过50年、70年，我们的后人也还没能摸索清楚……确切地说，这本身是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课题。”

陈云道：“这两天我和小林交流比较多，他有两句话我比较赞同。

第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

第二句，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个人建议是，既然我们暂时说不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多学习、多调研，不急于求成，等各方面比较成熟了再讨论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总理道：“我个人赞同积极稳妥、巩固提升的方针，也赞同进行试点。既然我们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证券交易、能不能利用资本主义证券市场的场面与后果还不清楚，是否可以分阶段进行试点。先利用中国进出口公司在香港试试看？

如果好，我们可以扩大一批；如果不行，后续就不再批准。

在试点取得明显的成果或经验教训前，我建议不要急于下结论，诸如私人能不能持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股份或生产资料这种话题，一旦目前明确回答，将来再改口就很麻烦。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私营经济可以存在，我们也指定了相应方针，即利用、限制、改造，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私营经济的优点，克制他的弊端，使其整体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朱老总道：“我赞同总理意见，先试一试嘛，如果搞不好，再退回来就是，该关门关门、该整顿整顿，哪怕这个进出口公司的私人股份到时候让政府回购就行。”

证券交易所背后，除根本经济制度外，还牵涉到金融业整顿与改造。

以解放前的上海金融业为例，此时包括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共有234家，其中外国资本银行15家，国民政府直接经营的银行（即官僚资本银行）15家，官商合办银行5家，民族资本（包括侨资3家）银行114家，钱庄80家，信托公司5家。

1949年6月，上海204家银行、钱庄（不含外国资本银行和官僚资本银行）的存款总额433961元（折合新人民币计算），合黄金31711两，连抗战前上海76家行庄存款总额合黄金470万两的零头都不到。

其中差额除一小部分因为日军侵略、国党币制改革损失掉外，90%以上都外流了。

重要的金融家，如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李馥荪、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杜月笙在解放前夕均去了国外或香港，大量民族资产阶级乃至中产阶级因为对党的政策有疑虑，连资金带人全跑了。

国家希望把这部分资本吸引回来，并在此过程中完成金融业全面整顿与改造。

被称作“南小四行”的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属官商合办性质，官股占股本总额80%以上。

根据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及相应政策规定，其官股部分由国家接收并派公股代表改组原有董事会，参与管理各行业务。四行公私合营后，在干部、经营管理方面获得较多支持与照顾。

在人民银行协助下，四行实行定额存款制度，并以存款总额的30%定存于中国人民银行，后者则按七天定存息另加20%的优惠计息。后来汇款业务也实行定额制度，要求每日争取20亿元的汇出汇款，汇兑差额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调拨便利，并给予汇水折扣优待。

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及上海分行各派代表与四行代表组成公私合营银行放款小组，担负共同放款审核工作，四家合营银行存放汇等基本业务遂逐月增长。

到1950年2月底止，四行存放汇业务在整个金融业的比重比上年10月几乎增加了两倍。

与此同时，建业银行也有意加入公私合营，该行原有中共地下组织公款参加经营，公股实占50%以上，人民银行拟同意该行公开为公私合营银行并考虑在适当时候，以上述5行建立联合管理机构，实现进一步集中领导。

相比之下，私营金融业遭遇困难越来越多。

由于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私营工商业失去投机基础，私营行庄自然也失去物价上涨所带来的高额投机利润，在几次投机大战中，政府均获得胜利，投机资本力量大减，也让私营金融损失惨重，半年内近百家行庄公司停业倒闭。

存款纷纷向公私合营银行集中，劳资矛盾日益凸现，私营行庄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正反对比下，合营银行良好的发展态势，俨然成为金融业调整改造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