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潜移默化的时代洪流（下）
北京医院，注射室。
护士熟练地拾掇好针头，又从被蒸馏水充分溶解的药瓶中汲取了药水，然后找准部位扎了进去。
因为疼痛，林徽因下意识皱起下眉头，但忍一忍就过去。果不其然，一会儿护士交代道：“这两天稍微注意下，如果臀部有肿块，用热毛巾敷开。”
自林冠华推荐联合疗法，并点名北京医院后的第二天，梁思成便陪她来北京医院检查。
医院里人头攒动，到处都是接受治疗的病人，很多甚至还是梁、陈的熟人。医生经过仔细检查，确认林徽因的肺结核也在可治疗范围内，但因长期患病，近两年又不断劳累中，所以林徽因状态不太好，需接受至少3个疗程联合疗法，价钱也比别人要高一些。
梁、林夫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受了治疗。在此之前，也有其他医生信誓旦旦说可以治疗，结果却不了了之，使他们这一次并未抱太高期望。
出乎意料的是，两个疗程下来，林徽因的病情减轻很多，甚至久违的红润也开始出现在脸上，虽还未彻底根治，但她自己感觉好了很多，不但咳嗽大为减少，连喘息、虚弱的场面也大大优化。
梁思成每次都陪同而来都觉得奇怪，既然这么忙碌且有效，照理协和医院不可能没动静，问了一圈才知道原委：协和医院因为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参考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规格建立，所有套路体系都是美式的，学术规范标准比较高较。
协和医院对学生的要求近乎苛刻，第一年只招了9个人，最终毕业的只有3人，建院后的24年里一共只培养了310个学生。对于一款新药品和新疗法，协和本能地表示怀疑。
但就是这310个学生，有12人成为了建国后各大医院的院长，《中华医学杂志》26个编委中有19人来自协和，1965年当选的9名生物医学院士中，有7名来自协和。
当然，协和也不觉得华北制药会给假药，他们只是需要更多临床数据作为支撑，换言之，必须先对照试验而不是仅凭一些学术文章甚至内部资料就上手治病，甚至为进行对照试验，还必须招募志愿者。
本来协和已是第二批收到药的医院，执行药品对照又耗时1个月；执行新疗法对照还要2个月。当北京医院已如火如荼地开展使用时，协和医院才刚刚完成所有药理流程，最终确信药品有效，联合疗法也相当有效。
中央内部对这种做法颇有微词，认为耽误了时间，属于鸡蛋里面挑骨头，但就林冠华的立场而言，他觉得可以接受。协和与北京医院不一样，后者如果用新疗法出了医疗事故，政府能帮忙解释；协和若是出了事故，会不会被指责为美国人的阴谋？2
在内部会议上他提到了这件事，指出：协和的对照工作和临床试验并不是白做的，可补上这块内容的缺失；同时，利用协和的报告（英文版），还能便利华北制药在南洋地区的推广，是一次严谨的学术背书。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协和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企业家之间的微妙关系，是不是能通过该渠道，进口些不涉及军备但又属于国内需要的设备，以便打破美国当局的封锁。
这些隐藏在背后的东西，平时可能不经意间被忽略了，一旦联系在一起，林、梁二人便迅速读懂，并由衷感慨林冠华见识的高明。
只不过，最近这段时间还有更值得玩味的东西在等着他们。
林徽因不止一次地在医院看到，一些看起来就像是女性干部的人物，会偷偷摸摸走到一个小窗口，一边把纸条递进去，一边用神秘兮兮的语气低声道：“我要一点那个！”
窗口发药的人心领神会，递出用牛皮纸信封包裹的东西，来人看也不看，迅速将其塞入随身携带的公文包，迅速转身离去，前前后后花费不会超过20秒。她一开始觉得奇怪，是什么药品这么神秘，以至于需要偷偷摸摸买？
她迅速想到了鸦片，以她的阅历，认为只有这玩意才需要如此保密。
后又觉得不像，这可是中央干部定点医院，什么人敢大胆妄为买卖这种东西？她把困惑告诉了丈夫，老实的梁思成还真去窗口问了，结果遭到一顿训斥：“去去去，妇科药品，你一个大男人问这么多干什么？”
碰了钉子的梁思成不疑有他，便劝妻子不要多想。
但林徽因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借着最近治疗与护士混熟后，闲聊时不经意道：“窗口那东西，我应该不需要了吧？”
小护士抿着嘴笑了半天，最后道：“林老师，你们知识分子还真是浪漫，您想要也不是不行，去妇产科开个条子，您花钱也可以买。”
林徽因觉察出其中微妙，笑吟吟道：“那我该怎么说呢？怪难为情的……”
“您就说在治疗，怕怀孕影响身体，让大夫开个条子。”
经过一番折腾，梁思成夫妻终于搞到了厚牛皮纸包裹的药，等回家拆开一看，梁大失所望：“还以为是啥呢，这不就是和杜蕾斯一样的避孕套么？至于这么神秘么？真少见多怪！”
林徽因却不然，仔细拆开后审视了一遍，摇头道：“样式一样，东西不一样，品质要好得多，从包装看也不像是进口货。你不觉得最近政策的调子，微微有点不一样么？”
梁思成没太察觉其中微妙，但犯不着在这种小事上和妻子意见不一致，便附和道：“好像是有点……”
实际上，两人根本没意识到：这压根不是细微变化，而是巨大的时代风暴。
延安时期，中央已有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再加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投奔延安，男婚女嫁的事有很多苗头甚至出了不少问题。
一开始中央并不太放在心上，直到闹出黄克功事件才意识到大事不好，紧急查漏补缺有了“258团”的规定，但这只堵上了婚恋的缺口，关于怀孕生产的路子却没办法破解。
延安为伴侣关系设定了严格的周末夫妻模式，女性同样被动员为革命战斗员。延安之外情形更为困难。在此情形下，女性一旦怀孕生子，意味着在革命序列中掉队。
最为突出的便属李锐的家庭关系，当时他任中共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李妻范元甄被称为延安四美之一，在中央研究院担任干部，要求李锐“一两年内决不干那足以引起孩子危险的玩意”，为此李锐亦曾表示要“下最大决心耐住”，但男女欲求的本性使这层防范很快被冲破。
邓颖超在延安看见范元甄关照的第一句话即是：别有孩子。结果她还是怀孕了，在此情形下，打胎几乎成为本能选择。范元甄经历一轮轮怀孕—打胎—怀孕的循环，在此痛苦中双方感情受到不断损耗。
日后李锐、范元甄这对夫妻反复折腾结婚、离婚、复婚、再离婚，固然与李锐遭遇的政治运动有关，但某种程度上，延安时期的这段特殊经历是最开始的伤疤。
当时着眼于增加根据地人口，中央管辖的女性干部不允许随意流产，要堕胎必须先打报告，经组织审批同意才能执行。有关文献档案记载得很清楚，王实味的前妻刘莹曾剖腹中止妊娠，杨沫亦曾获组织批准刮宫，女演员于蓝在延安曾打过两次胎。
为接受打胎，范元甄甚至不得不排队申请。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直率地描述了延安女性“厚颜的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
在一般民众眼里，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女干部要堕胎：我们可能养不起，你们又不是养不起！
林冠华却很容易理解：这不就是害怕怀孕生子影响职场生涯的同理么！
避孕套一经生产出来，还没想好如何推广，便成为中央内部那些已婚女性干部的最佳选择，在供给制条件下，华北制药“幸福牌”避孕套，与肥皂、牙膏等一起成为配给品，还是按级别配发的。
在是否要推广这件事上，内部争议非常厉害：女性干部，无论是否已婚已育，都将其看做是保护妇女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干部，很多则着眼于风俗、习惯、隐私等等因素，暂时不建议推广。
当然，也没人因为“人多力量大”的观点而不允许生产，甚至反对堕胎，毕竟吃饭问题如此难解决，田亩又已限定在固定范围内，人口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与其事后痛苦堕胎，还不如事先做好防范，这对夫妻双方都有利。
以前根据地一直是鼓励生育、壮大人口，现在已拥有全国，人口足够多了，过高的调子和宣传，可酌情降低些——这是林徽因察觉到的改变。
最后双方勉强达成妥协：因避孕套是能出口创汇的物资，在充分满足出口需要的前提下，剩余部分内部消化，以医院而非百货商店的名义传播。
同时，既然能国产化了，那就暂停所有进口货，如城市里的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要这些东西，就把幸福牌塞给他们。
这种政策转变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符合林冠华的观点：既不强求多生，也不强求少生，充分尊重家庭选择……
只要华北制药把避孕套产能提上去，一定能带来观念的普及和转变！